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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后，假设鲁迅活着，在把矛头指向日本军国主义的同时，他不会放弃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犀利的批评。鲁迅不会同意王明所谓“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在客观上是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内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相一致的。然而，当陈独秀被康生等造谣诬为收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时，鲁迅恐怕不会轻信。一则他对“五四”时期并肩对敌的陈独秀之人格操守是有相当了解的，二则鲁迅自己身受过所谓“拿苏联卢布”之类的诽谤，因此，他说不定会像有些社会人士一样为陈独秀辩诬，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不能容忍有权者对无权者滥施挞伐，滥泼污水。但这样一来，毛泽东所肯定的“鲁迅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政治的远见”就落空了，因为毛的这一立论是根据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1936年6月），说“他在1936年就大胆的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毛泽东也说“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陈独秀当时在他眼中还是属于“托派匪徒”之列的。那么一来，鲁迅和毛泽东的观点就会对立起来。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必须与之保持一致，实际上也就是与斯大林保持一致。40年代初，苏联为了保持东线的稳定，竟与日本订立《苏日中立条约》，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这是对中国的出卖行为，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一些有识之士联名发表《致斯大林元帅的信》表示抗议。在这样明显的大是大非面前，假设鲁迅活着，他一定会面对现实，不再囿于写作《我们不再受骗了》等文时的闻见，而出面反对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的不义之举；当有些人士迫于压力而收回自己的抗议并作“检讨”时，鲁迅一定会像参与联署的王造时教授一样，坚持己见亦即坚持原则。但我们知道，王造时当时就被视为反苏倾向，1949年后遭到冷遇；直到1957年打成右派，都与这一桩历史公案有关。假如鲁迅活着，这将是他遇到的一次重大政治考验。
假设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对鲁迅所作众所周知的崇高评价，会不会在收入选集时进行删改，或压根儿就不会那样评价，就是一个问题了。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8节 鲁迅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2）
这是想像鲁迅在1937—1938年抗战一开始就前往武汉和重庆。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在“孤岛”上海租界中停留一段时间，才经香港或河内去大后方。事实上许广平以孤儿寡母都难免被日本占领者拘捕；鲁迅如在，至迟也会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设法离开上海，以避日本的魔爪。
而到了大后方，更加直接的“考验”则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来后是否表态，怎样表态。郭沫若、茅盾都及时在中共党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拥护的文章。对于鲁迅来说，姑且不说一般的方向问题，单是具体涉及他的地方，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例如毛泽东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解释，由于在特定的话语系统里，人民大众是由共产党代表的，“做人民大众的牛”，也就是“甘”愿向一个政党“俯首”，这一引伸义能否为鲁迅所轻易接受呢？再如，“讲话”对“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这两点的质疑和批驳，涉及的是允许不允许独立思考，让不让批评，有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是否只要求知识分子驯服听命；因此，这与鲁迅反对奴隶主义、主张“立人”的一贯主张，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可能并非为个人的写作辩护，而是从一般文艺创作（包括杂文写作）的原理和常识上加以申述，兼及他关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客观上也就成为对“讲话”的对抗了。
据学者蓝棣之说，中央档案馆里有一篇文献表明，“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假设鲁迅在40年代就发表对毛讲话的不同意见，而且形成后来指责党外人士的所谓“分庭抗礼”的局面，鲁迅即使活到50年代，他的命运会比胡风好多少呢，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不过，至少在建国以前，我们可以相信，在鲁迅与毛泽东之间，有周恩来居间调停，缓解矛盾，尽量使之不致激化。自然，能够缓解于一时，只能推迟爆发的一刻，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毛泽东是决不妥协的，鲁迅同样是决不妥协的。鲁迅深知陈独秀之为人，陈独秀也深知鲁迅之为人，陈在1937年曾说：“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在40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里，假设鲁迅活着，除了与周恩来的关系外，他还将面对与郭沫若等的关系。早在1928年，郭沫若曾化名杜荃，骂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封建余孽”和“不得志的法西斯谛”。后来，鲁迅在联合抗日的共同目标之下，表示过和解的意向，但他不久就去世了，没赶上与郭握手言欢。抗战开始，郭氏回国，恢复中共党籍为秘密党员，由周恩来直接联系。已知的史实，是当时由于鲁迅已故，中共中央传达党内通知，以郭沫若继鲁迅之后作为中共领导下文化战线上的旗手。现在我们假设鲁迅还活着，中共将作出怎样的安排？到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出任厅长，安插中共地下党员们到所属机构包括众多演剧队工作，恐怕还非曾在北伐军中任职的郭沫若莫办。设在重庆的文协的领导权也会掌握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之手，可能像上海时期推举鲁迅为左联领导人那样，推举鲁迅为文协领导人。为时既久，有些矛盾就会产生，或说暴露出来。例如郭沫若应召会见宋美龄，并在宋的安排下演讲，其间有些表现不免传到鲁迅耳中，以鲁迅曾就胡适会见溥仪后说“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而加以讥嘲为例，鲁迅也不会说出什么好听的话来。
鲁迅一生中，主要是写文章和当编辑。假设他活到40年代，在大后方，文章还是会写的。征之30年代的情形，编辑出版期刊和丛书的事，大约不会再亲手为之，而由他的学生去干，例如胡风，鲁迅会给他们出主意，推介书稿，自然还会加盟其间，发表自己的杂文、论文以至书信。不能说胡风所做的都能代表鲁迅，但大体上不会与鲁迅的意见有太大的出入。这样一来，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胡风所引起的麻烦；在我们虚拟的有鲁迅在世的场面里，似乎仍将照样上演。何况，在例如当时引起论争的一些问题上，鲁迅也不是没有什么话要说的，只要健康情况允许，他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在乎违拂了什么人物的意旨或面子，哪怕是在朝居于统治地位或在野居于“领导”地位的大人物。当年周恩来在同胡风谈话时，特别强调“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那末，如果是在鲁迅面前，周恩来尽管会说得婉转些，恐怕也还会说这样的意思，而鲁迅是否首肯，大是问题。总之，比起胡风来，鲁迅会让周恩来更感为难。
在抗战后期和随后的内战时期，在中共领导的舆论阵地上，也许不会公开展开对鲁迅的批评，但批评胡风的座谈会，批评胡风的文章，无疑要对鲁迅起“敲山震虎”的作用。在历史上，当时的确并没有把胡风当作反革命看待，但对他的定位，则是进步文艺界思想界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对立面。假设鲁迅活着，这个对立面，不管是否挑明，主要就不是胡风，而是鲁迅了。
这个矛盾，到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就会明朗化。如果有关国民党统治区文学状况的总结，还是像茅盾在他的主题报告中所作的那样（换了别人如郭沫若也会一样说），鲁迅便不会默不作声；如果事前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仍照原样不动，他必定会拒绝与会；如果事前绕开他，形同突然袭击，说不定他会拂袖退场。把这样一个“大会师”的集会搞得举座不欢，汇报到毛泽东那里，他能容忍吗？即使一时容忍了，也会记下一笔账，时机一到新账老账一齐算。但这次会后，还能不能像原来计议的，让鲁迅当个“文联主席”，也成了问题。也许经过周恩来的协调，会让鲁迅和郭沫若并列文联主席。郭沫若在50年代初回答人民日报社转来一读者问“鲁迅若是活着，现在该安排什么工作”时，就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首先不是考虑安排的问题，而是要看思想改造的表现。如果鲁迅思想改造得好，也可以安排适当的工作”云云，可谓知己知彼了。
这一次文代会后不久，如果鲁迅还是回到上海，那末他就会看到当地报纸上展开关于杂文的一场辩论，包括冯雪峰在内的一派意见，很类似几十年后秉承胡乔木指示的所谓“新基调杂文”之说，其源盖出于延安“讲话”的精神。如果冯雪峰照发此论，恐怕尔后鲁迅对他也会“刮目相看”，但尽管从此他们拉开了距离，只要冯雪峰不在任何情况下对鲁迅“反戈一击”，他是注定摆不脱与鲁迅的干系的。
如果在文代会上发生了那样的不快，即使鲁迅在一段时间保持沉默，而从上到下决不会懈怠了通过会议、谈话来“帮助”鲁迅的努力，希望他像在对蒋介石国民党斗争的时期一样，与党保持一致，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保持一致，与党在文化方面的各项方针政策和领导指示保持一致。所有的文字要审查，不合标准的便封杀。胡风在50年代前半就已遭遇的居高临下的歧视，以至“吟罢低眉无写处”式的发表作品的困难，鲁迅也会一一领教。
在50年代初期，共和国建立伊始，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