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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是的。对于“鲁迅遗产”究竟是什么，几十年来众说纷纭。这也是“假如鲁迅活着”设问求答的核心问题。多少年来，文化界配合政治任务，对于“鲁迅遗产”往往一味强调他的战斗性和自我牺牲精神。
黄：“韧”的战斗也罢、自我牺牲也罢，“横眉冷对”也罢、“孺子牛”也罢，毕竟是表现形式。我倒要问：究竟为何而战斗？为何而牺牲？鲁迅的根本目的何在？总不能说为战斗而战斗，为牺牲而牺牲吧？当然可以说是“为人民”，但这太笼统。
丹：“战斗观、牺牲观”是完全彻底为政治服务的。发展到“文革”达到极端，强调“鲁迅遗产”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196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祭日。“中央文革”召开了一个空前的纪念大会。由陈伯达主持，姚文元作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基调报告，主题为“红卫兵战士们对剥削阶级旧事物猛烈进攻的丰功伟绩，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相应地，又强调“鲁迅遗产”就是“牺牲精神”，要求“革命造反派”极左派无条件、无代价地牺牲个人独立与自由，绝对服从所谓民族或国家或集团的“整体利益”，绝对服从所谓“革命需要”，成为“小小螺丝钉”也就是驯服工具。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却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们自己的私利肆无忌惮地恶性膨胀，自己当“革命工头”，当“奴隶总管”，而一味要求别人甘心情愿做奴隶、奴才，完全为主子做牺牲。这就必须装模做样、假惺惺地做戏（难怪整整十年里只有那么几出“样板戏”）。假大空、打砸抢，这些“做戏的虚无党”完全违背了鲁迅精神。
黄：十年浩劫期间几乎禁止一切“封资修”的书籍，只准读《毛选》和《鲁迅全集》。许多被“专政”的文化人就是在那个时候通读了鲁迅著作。我认为鲁迅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反专制、反虚伪，反对“瞒和骗”，反对扼杀言论自由，反对图书审查制度；鲁迅主张力争人权、人性、人道，主张“人学”即“仁学”。因而鲁迅如果活着，一定会反对“文革”，痛斥“造反派”为流氓痞子恶霸的！这真是极大的讽刺。鲁迅如果还活着，绝对不能宽恕“造反派”对他的歪曲、利用和嘲弄。鲁迅如果还活着，一定会面对血腥镇压和大屠杀写出新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血债要用血来还”，并且将匕首投枪直对专制魔王刽子手，“一个也不宽恕”！
丹：此地必须讨论究竟什么才是“宽容”的原则。这个问题容易混淆不清，引起误解。我认为宽容主要是对人的，要保证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要尊重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宽容是人权的保障，是一种民主的社会制度。宽容是对于当权者、执政者的要求。宽容决不是对于暴政、暴行的宽恕！对于扼杀人权、残害人命的坏事，不能“宽恕”。鲁迅精神的实质，正是对人的爱、对人权的宽容，同时对恶的憎恨、对专制暴政、对罪恶的坏事不能宽恕纵容！
黄：我还要补充，我认为“鲁迅遗产”的精华是“真”——说真话、辩真相、干真事、求真理。
丹：我同意。说真话就是反虚伪、揭穿“假面”、反对“瞒和骗”。然而仅仅“说真话”还是不够的，因为“说真话”、“写真实”只表明叙述者、作者主观上应有的起码的道德、基本的诚实态度。但有各种原因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主观上说的写的虽然自以为是“真话”，但其中可能包含观察过程中的欠缺、认识过程中的误会、片面，以至于造成客观上的“假象”；且有时主观上说真话者、写真实者，因不明客观的真相而上当受骗，所以还必须揭露假象、辩明事物的真相，这就是要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伪存真”。再有，单单辩明真相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干真事，认真、坚忍不拔、不马虎、不敷衍，付诸实践行动，负责到底。说了真话、辩了真相、干了真事，最终才能求真理。这些原则，在鲁迅著述中经常提到，但未能系统化。我们有责任来进一步阐明，对此很值得写一部关于“真”的专著。
黄：鲁迅思想以一贯之，就是把人人当作人，一切为了人。他最早探讨“国民性”问题，就是为了中国人的进步，成为现代化的真的人。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51节 要继承什么样的鲁迅遗产？（2）
丹：早在20世纪初，鲁迅就确定了文化理想是“立人”，也就是追求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以实践真理。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但他对西方文明进行深入考察时，又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虽然跟东方专制主义相比显出很大的进步性，但也会由此产生新的奴役关系。何况“现代化”在中国具体情况下极容易与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共生（同流合污），形成“本体自发之偏枯”与“交通传来之新疫”的恶性嫁接，也即“二患交伐”。其实当时不仅鲁迅对西方资本主义感到失望，随着欧美经济危机大蔓延，我国许多进步的文化人都对西方文化持“拿来消化”批判吸收的态度，而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第三种文化”即“社会主义文化”。鲁迅早在1930年代就表示了对“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理想境界的无限神往。鲁迅早年提出以“立人”（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为基础和前提的“立国”（民主共和、民族独立、民生富强）之路，就是五四的“民主与科学”之路。
黄：对。鲁迅精神从根本上是人道的、人权的、人性的、人文的、以人为本位的，鲁迅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跟专制极权扼杀人性人权者根本对立的。按照鲁迅的思路，不仅“文学”是“人学”，而且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都必须是“人学”。
丹：1970年代特别是“林彪自我爆炸”震撼世界以后，从昏暗中惊醒的一部分中国文化人，在（秘密的或半公开的）酝酿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回复“五四精神”时，重新认识了鲁迅的启蒙价值。醒悟的学术界，针对1949年以来一直到“十年浩劫”期间对鲁迅的严重歪曲和误解，发出了“还我鲁迅”的呼声。全民族处于空前幻灭与求索的1970～1980年代，鲁迅的“反伪求真”精神，逐步渗透到我国文化人与知识青年的内心深处，并直接参与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准备，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时，人们重又提出“假如鲁迅活着”的设问求答。
黄：“假如鲁迅活着”的设问求答，实际上具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首先，真正的鲁迅精神在今日如何体现？其次，继承鲁迅精神的文化人在今日何去何从？以谁为榜样、为导师？
丹：但鲁迅对于“导师”这一“纸糊的桂冠”表示天然的反感！他再三坦言，他没有现成的特效“救世良方”，也不知道人生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只发愿和他的读者们一起探寻，从没有路的荆棘丛中开拓出一条生路来！鲁迅不过一个平民文化人，无权势无资产无高位，虽曾身临官场（教育部）和商场（出版界），却断然拒绝“强权”的威逼和“横财”的利诱！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在野（边缘化）的，他对读者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自由启发而非独断灌输的，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鲁迅最厌恶一切的思想专制和文化专制（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商业化的）。他以个人的自食其力、经济自立为后盾，达到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
黄：而在“文革”中达到顶峰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日趋严密、恐怖的思想暴行和文化专制，其后果是严重的扼杀自由精神和毁灭独立人格，残酷无情地“革文化的命、革文化人的命”。这样倒行逆施的“思想改造”从根本上说，就是摧残人性而丧尽天良，所谓“造反有理”就是反知识、反人性、反人道，就是鲁迅深恶痛绝的“做戏的虚无党”的虚伪透顶的鬼魅伎俩，这就注定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彻底破产，只造成民族精神的倒退，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不时反复发作的后遗症。
丹：然而，反伪求真、反专制求立人的“鲁迅精神”的感召力，主要是作用于一部分文化人中间，毕竟处于少数、处于弱势地位；而鲁迅著作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直接影响，实际上很有限。另一方面，“文革（造反）”情结，也即流氓无产者的痞子情结，却是在社会实践中真正影响了当代每一个中国人，甚至深入灵魂；而其遗传基因、病毒感染还传到21世纪，还将传到我们的后代。这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实际上已经蒙受了“文革”的强制扭曲和潜移默化。
黄：十年浩劫，优胜劣败，谬种居然成为“适者”，所谓“痞子革命先锋”、“最聪明的卑贱者（即奴才）”，堂而皇之的横行流氓专政，且“自我感觉良好”：没文化的支配（指挥）有文化的，没人性的压制有人性的，没良知的扼杀有良知的。例如：“不说假话不能办大事”、“面带三分笑心藏一把刀”、“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政权就是镇压之权”、“首长指示句句真理”、“七斗八斗”、“善于说违心话、勇于干违心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挖墙角扔石头掺沙子”、“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诸如此类痞气十足的“阳谋”经略，通过十年浩劫“触及灵魂深处”而普及得妇孺皆知。
丹：鲁迅深恶痛绝国民性中的“瞒和骗”、“马虎病”、偷懒敷衍、贪婪自私的病毒，早已猖獗渗透于我们民族的血液骨髓之中，几乎无处不在。到如今，观察研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人生观、世界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话语方式，都可以发现或显或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