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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福隆德”运动又称投石党运动,系1648一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
——译注。
教授我钢琴的是一位叫莱格朗德太太的老教师,她在那所学校执教多年。她最喜欢运用的教学方式是与她的学生一起弹奏。她坚持要求学生学会读乐谱。我的识谱能力还算不错,可是与莱格朗德太太一起弹奏却是活受罪。我们俩并排坐在一条像琴凳一样的长凳上,莱格朗德太太肥胖的身体就占去了一大半的位置,靠琴中部的那只胳膊肘把我顶得很远。她弹奏起来激情满怀,臂肘大幅度移动,叉腰似地向外撑着,结果使坐在身旁学琴的学生在合奏时不得不紧紧夹着那只手臂弹奏。
凭借着我的某些天赋,我几乎总能对付着弹奏二重奏的低音部分。莱枯朗德太太也乐于这样,因为她非常欣赏自己的演奏,而高音却又最能抒发胸臆。
有时,由于她满腔激情和专心致志地埋头弹琴,没有注意到我的低音部分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声音了。我时而踌躇地弹上一小节,远远地落在她的后面,我试着跟上她的弹奏,却又不知道进行到什么地方了。我信手弹起来,力图跟她同步。可是,因为我们是看着谱弹奏.所以我不可能每次都预先找到该弹的地方。突然,一个极不合谐音把莱格朗德太大从音乐的陶醉中惊醒。她嘎然止住,两手悬在空中、厉声说道:“喂,你刚才弹了些什么,小家伙?难听死了!”她的斥责毫不过分,的的确确太难听了。我们接着又重新弹起。
当然了,假若我要是负责高音部分,稍有差错,即刻就能被察觉。但总的来说,我们配合得还不错。莱格朗德太太在弹奏的整个过程中不住地喘息和鼓鼻,胸部一起——伏,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呻吟。这些举动使人惶恐而又让人消魂。可她身上散发着的强烈气味却又不那么令人愉快。
学期末,要举行一个音乐会。我被安排演奏两首乐曲,一首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另一首是《阿拉贡小夜曲》或者类似的什么曲子。我突然厌恶起《阿拉贡小夜曲》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发现它特别不好弹。按理来说,它应该远比贝多芬的作品容易。我排练贝多芬的作品进步很大,但《阿拉贡小夜曲》的弹奏却始终很差,毫无进展。我越全力以赴檀练习,越感到心慌意乱。在睡梦中也在琢磨怎样演奏。夜里被将会发生的各种不测所惊醒——琴键突然坏了,不得不中途换用风琴演奏,要不然就是我迟到了,或者音乐会已在前一天晚上举行过了……现在想来,这些梦属实在荒唐。
就在音乐会将要举行的前两天,我发高烧,学校把我的母亲也找了来。医生找不出发烧的起因,但他提议取消我在音乐会上的演奏,搬到校外休养两三天,等开过音乐会后再回来.我无法表达我对他无尽的感激之情,尽管与此同时也感到本来立志成功但却败下阵来的懊丧。
我还记得在盖耶小姐办的女子学校时,平日我在班里的算术是拔尖的,谁知在一次考试中却成了全班的最末一名。读考卷上的题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大脑中止了运转。
有些人平时学习不怎么样,可是考试的时候竞能通过,而且得分很高;有些人在平日弹奏得很差,一旦到了观众面前,却能发挥得比平日好。也有一些人则恰恰相反。我就属于后一类人。这显然也促使我选择了恰当的职业。作为一名作家,最幸运的就是可以独处,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专心写作。它虽然也会令人焦虑、烦恼,让人头痛,使人在安排明知能安排得好,却一时又很难理出头绪的故事情节时绞尽脑汁,但是作为作家,却不致在公众面前当场出丑。
我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学校,心绪格外地好。我赶忙试着弹了一下《阿拉贡小夜曲》。这一次效果比以往任何一次弹得都好,但仍旧不甚理想。我继续跟着莱格朗德太太学习贝多芬奏鸣曲的剩余部分。她对我感到失望,因为我本应为她赢得一些赞誉,不过她仍旧待我和善,慰勉我,说我对音乐的感受力强。
我曾在巴黎度过了两个冬天和一个夏天,那些都是我生活很最快活的日子,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时有发生。祖父的一位旧友也住在那儿,他的女儿,当时正在巴黎演出的大型歌剧《浮士德》中扮演玛格丽特。我去观看了她的演出。寄宿学校是不组织学生看《浮土德》的一一这一剧目被认为“不适宜少女”们观看。我倒觉得人们过高地估计这些易受腐蚀的少女们了。要想看懂玛格丽特窗前发生了什么有伤风化的事,还真需要有比当时的少女们所具备的多得多的知识。在巴黎观看演出时,我对玛格丽特为何锒铛入狱感到困惑。我以为她是偷了珠宝才坐牢。我从未想到她怀了孕,生下的孩子天折了。
学校组织我们看的大多是歌喜剧,《卡门》、《绣花女》、《曼侬》。
《卡门》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我在大歌剧院除了《浮土德》,还看过《汤豪舍》。
母亲带我去裁缝店,从那时起,我开始讲究穿戴了。我高高兴兴地在那儿订做了一件银灰色的双皱夜礼服。在此之前,还从未打扮得像个成年人。
我们通过母亲带来的那些引见信进入了法国人的社交界。在当时,美国姑娘受人欢迎。法国的贵胄们可以与美国富翁们的千金缔姻。我虽远算不上是富家小姐,父亲却也是公认的美国人,而所有的美国人又都被认为是有钱的。这是一个奇特的、冠冕堂皇的旧式社会。
我接触到的法国人都是那么彬彬有礼,举止庄重。在一个少女的眼里,再没有比这更刻板的了。尽管如此,我也学会了最客套的礼貌言辞。还跟一位叫华盛顿·劳伯的先生学会了跳舞和得体的举止,了解到《华盛顿邮报》、波士顿及其他一些事情。我还了解到遍布世界各大都市的社交界。
最使我厌恶的是图画课。母亲固执己见,执意不许我放弃这门课程。“女孩子应该学会画水粉画。”
就这样,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位忠厚的青年女子来找我,硬是陪着我乘地铁或公共汽车去花市附近的一个画室(当时在巴黎,少女是不能独自一人出门的)。我和一群姑娘一起学习绘画,学画水杯中的紫罗兰,小罐中的百合花以及黑色花瓶中的水仙。那位教授绘画的女士在我们的座位中间来回踱步,不时地发出几声令人不安的嗟叹。
复活节期间,我们参观游览了凡尔赛、枫丹白露以及其他一些名胜。回来后,母亲像以往一样突然告诉我,说她决定我不再回T太太的学校了。
“我有些看不上那所学校。”她说,“讲授的课程都很乏味,完全不同于麦琪上学的时候了。我打算回英国,已为你安排好了,去霍格小姐办的学校就读。”
我听后只是略感突然。在T太太的学校里我生活得很愉快,并不是特别想要回去。实际上,换一个新的地方的主意似乎更吸引人。我总是喜欢新鲜,不知道这能说明我的愚蠢还是随和——当然了,我自己倒希望是后者。
这样,我来到霍格女校。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只是英语占了绝对优势。我喜欢这所学校,但也发现校园里的生活有些单调。我有了一位优秀的音乐教师,只是不及跟莱格朗德太太学琴时那么有趣。尽管校方严禁学生说英语,可是大家却始终用英语交谈。没有谁肯在法语上花很多功夫。
在霍格女校,校外活动得不到鼓励,甚至可以说是不允许的。这倒使我摆脱了外出补习绘画的烦扰,只是对不能再经常像游历天堂一般穿过花市而遗憾。暑假的时候我回到阿什菲尔德度假。就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母亲对我的教育又有了新的打算。对于母亲这种做法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5
姨婆的医生巴伍德大夫有一位嫂子在巴黎办了一个女子精修班,每期只招收十二到十五名学员。每名学员都要选乐课,去艺术学校或者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听课。“你觉得去那儿学习怎样?”母亲征询我的意见。正像我说过的那样,我喜欢新鲜,事实上这时我的信条已经确立,那就是:“无论什么,都应该尝试一下。”就这样,秋天的时候,我进入了德赖登女士设在德布瓦大街凯旋门外的德赖登女子精修班。
德赖登班的一切都那么令人惬意,我头一次感觉到,我们所学的一切都引人人胜。班里一共十二名学生。德赖登女士细高个子,身段优美,一头白发梳理得非常整齐美观。
她有些凶悍,每逢生气的时候,就喜欢使劲揉擦她那只红鼻子。她说话冷漠,夹杂着讥讽,让人惶恐却又能激励人上进。
她的助手是个法国女人,帕蒂太太,帕蒂太太是个典型的法国人,喜怒无常,多愁善感,特别容易偏激。我们大家却非常喜欢她,几乎不像惧怕德赖登女士那么怕她。
这里的生活多少有点大家庭的意味,但在学习上,人人都一丝不苟。教师特别注重音乐学习,但课程的开设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从法兰西喜剧院聘请一些人来为我们讲授莫里哀、拉辛和高乃依,还从艺术学校邀请歌唱家为我们演唱吕里和格鲁克的歌曲。班里还开设了戏剧课,课上要朗诵作品。幸好我们做听写测验的次数不多,所以我的拼写错误也就不那么惹人注目。由于我的法语说得比别的同学都流畅,在背诵台词的时候完全沉醉在剧情之中,仿佛自己就是剧中那位可悲的女主人公。我站在讲台前,高声朗诵道:“大人,这一切荣华富贵恐怕是不会让我动心的。”
我们大家都喜欢上戏剧课。我们被带到法兰西喜剧院,观摩古典戏剧和一部分现代戏剧。
我认为,只有能真正刺激起学习者反应的教学才算达到了满意的效果。单纯的介绍是没有意义的,学生并不能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