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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父亲娶的是继母的侄女，又因为他称继母为母亲而妻子却称她为姨母，所以我们都叫她姨婆。我的祖父（我父亲的爸爸，母亲的姨夫）晚年来往于纽约与曼彻斯特之间，曼彻斯特有他的分公司。他曾是美国的一位“传奇式人物”。他原来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孩子，背井离乡，由曼彻斯特来到纽约，当上了某办公室的勤杂员，后来发迹成了公司的股东之一。“三代的时间里，从穿小汗衫到坐旋转椅”正是我们家族的真实写照。祖父挣得了巨额财富，父亲把它交给同事代理，财富在一点一点地消耗，等到哥哥手中的时候，就被闪电般地挥霍殆荆祖父去世前不久，在柴郡买下一幢房产。当时他已病人膏肓。不久，姨婆就守寡了。她那时还算年轻，在柴郡住了一段时间，受了一两次盗贼的侵扰后，就在伊林买下一幢房子住了下来。当时那儿还算是乡下，正像她说的那样，房子四周都是农田。可是等到我去看她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到处都是一排排新建的房子。
姨婆住的房子和庭院有无尽的魅力。我把幼儿室分割为几片“领地”，靠前的部分是一个向外凸出的窗户，下面铺着一条漂亮的条格台毯；靠后的部分是餐室，地上铺着布鲁塞尔地毯。我把各式各样的蒲席和一块块亚麻地毯配备给各个“领地”，神情庄重地在各“领地”巡视，口中念念有词地嘟囔着。姆妈安详地坐在一旁织毛线。
姨婆的大床是令人迷恋的地方。床的四角镶嵌着四根粗大的红木床腿，四周是大红的锦缎床围，上面铺着羽绒被褥，每天清早，我还没穿上衣服就跑过来，爬上姨婆的床。姨婆早晨六点钟就醒了，总是高兴地把我拥进她的被窝。客厅在楼下，摆满了镶嵌着五光十色装饰品的家具和德累斯顿出产的瓷器。由于窗外就是花房，屋子里总是光线阴暗。客厅仅用于聚会。隔壁是起居室，里面总有一位女裁缝坐在那儿。姨婆在餐室里心满意足地过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全套家具都是笨重的红松木的。屋子正中是一张餐桌，四周摆着靠背椅。窗上挂着精细的钩织窗帘。姨婆有时坐在桌前那把皮背雕木大师椅上写信；有时坐在壁炉旁的一张天鹅绒软椅上烤火。桌子、沙发以及几把椅子上都堆满了书籍。
姨婆从未间断过买书，有的是留着自己读，有的是赠送他人。后来书籍越来越多，以至于连她也搞不清哪些书是准备送给哪些人的。有时甚至发现某某人的那个逗人喜爱的小男孩已转眼十八岁了，而她从前为他买的《圣人古尔德雷德的孩子们》和《蒂莫西老虎历险记》两本小人书一直还没有送给他。
姨婆很喜爱孩子，常常搁下手头还未写完的字迹潦乱的长信，兴致勃勃地跟我一起玩“维特利先生和小鸡”的游戏。不用说每次都由我充当小鸡。姨婆到商店里买小鸡，挑中了我，询问售货员这只小鸡的肉是否细嫩，然后回家把小鸡捆绑好，串起来（这时我总是忍不住大笑起来），放到炉灶上烧烤，翻个个儿再烤另一面，然后端上餐桌。就在餐刀闪闪的霎那，小鸡突然复活了，欢蹦乱跳，“这是我！”——游戏至此进入了高潮。我和姨婆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游戏。
每逢星期天，外祖母就到伊林来吃午饭，常常是带着两位舅舅一块来。这是最快乐的一天。鲍爱莫外祖母是我母亲的生身之母，她通常在十一点钟到达。她比姨婆还要矮一些，由于身材矮小，一路走来难免有点气喘吁吁。从伦敦到这里，一路上要倒几次火车和汽车。她到达后的一件事就是脱掉脚上那双长筒靴子。她的女佣海丽特通常跟着她一块来，跪在她面前帮她把靴子脱掉，换上一双松软的羊绒拖鞋。外祖母深深地叹一口气，坐到餐桌旁的靠背椅上。于是，姐妹俩就开始了周日上午的例行“公事”，谈起一长串纷乱复杂的账目。外祖母在维多利亚大街上的军人商场为姨婆置买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对这姐妹俩来说，军人商场就是她们心目中的宇宙中心。俩人饶有兴致地研究着一串串数字，一条条账目，一张张表格，讨论着所购买的物品的质量。军人商场实行定期付款制，零碎的小账和维修费用都当面了结。姨婆每次多付给外婆一些钱，作为辛苦的酬谢，姐妹俩关系很亲热，但相互间也小有妒忌。时而拌嘴，一有机会就互相抬杠、逗趣。外祖母自认为曾是她们家长得最漂亮的姑娘，姨婆总是不服气。
波丽虽然身材矮小，但年仅十六岁时就被布莱克警卫团的一位上尉爱上了。家里认为她还很年轻，不到结婚的年龄，可上尉却说他所在的团就要移防国外，要在那儿驻扎很长一段时间，希望俩人能马上完婚。这样，波丽十六岁就结婚了。小两口是完美的一对。波丽年轻妩媚，丈夫是团队里公认的美男子。
波丽很快有了五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夭折了。她二十六岁开始守寡。姨婆结婚很晚，曾与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发生过恋情，可惜两人都很穷，无法完婚。后来，他找了一个有钱的遗孀，她也嫁给了已有一个孩子的美国富翁。波丽丈夫生前团队里的几位军官曾向她求爱，想要以她为妻，都被她婉言拒绝了。她不愿让别的男人来代替丈夫的位置，申言死后要葬在他的墓旁。
姐妹俩了结了上周的账目，明确了下一周的采购任务后，舅舅们就该到了。欧内斯特舅舅在英国国民军中任职，哈里舅舅是军人商场的管事。大舅弗雷德在驻防印度的一个团里服役。桌子摆好后，大家就开始用午餐。
丰盛的午餐后，全家人除我之外，都要去小睡片刻。我躺在扶手摇椅里悠闲自得地摇晃着。午睡醒来，大家开始玩“考校长”的游戏。哈里舅舅和欧内斯特舅舅都是能说会道的“校长”。大家坐成一排，荣任“校长”的人手里拿一卷报纸在前面来回踏步，装腔作势地大声提问：“针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亨利八世的第三个夫人是谁？”“威廉·鲁弗斯是怎么死的？”“麦黑病是怎么回事？”谁要能回答上来，就可以升为“校长”，原来的校长自动让贤。如今人们都喜欢的广播电台组织的知识测验节目大概就是由这种游戏演变而来的。
游戏结束后，两位舅舅先走一步。外祖母留下来喝过下午茶才离去。
姨婆善于交际，社交活动颇为频繁，家里常常挤满了退役的海陆军将军和校官，他们到伊林来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再说这地方离伦敦也近，挺方便。
在训导社交知识方面，姆妈也算是内行。
“吃晚饭的速度要再快一些。假如你长大了。去公爵家赴宴，席前会站着一位精干的管家和几个仆人。只要时间一到，不管你吃完没有，他都会把你的盘子撤走。”姆妈常把贵族们的铁事挂在嘴边，这方面的教诲引起了我的奢望，幻想将来有一天会成为阿加莎公爵夫人。这成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愿望。
可是姆妈的社会知识无情地告诉我：
“你永远也当不上公爵夫人。”她说。
“是真的吗？”我感到诧异。
“是真的。”姆妈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要想当公爵夫人，必须生来就是公爵、伯爵的女儿。只有嫁给了公爵，才算得上公爵夫人，而那又不过是借了丈夫头衔的光，不是你想当就当得上的。”
这即是我与命运的第一次遭际。世间许多事情是不可得的。在童年时代就意识到这一点是必要的，对自己有益无害。许多事情可望不可及——自然卷曲的秀发，乌黑的双眸，甚至于公爵夫人的尊称，那是不以人的意志而存在的。
我在身世方面的势利之心，总的来说要大于其他方面。
我把身世看得重于财富和才智。
小的时候，我有一种自卑感，甘于自己的现状，意识到家底不很殷实等不利条件。这就像是分到手的一手牌，无法挑剔，只能筹划好，尽最大的努力一张张打出去。我敢肯定，我并不怎么嫉妒和痛恨那些比我更富有、更聪颖的孩子。看到某个小朋友手里拿着昂贵有趣的玩具，我不企望，也不闹着要买。
与大多数朋友相比，我们算不上富户。父亲是美国人，别人都以为他很有钱，似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是富翁。他只能凑合着撑起家里的门面。我们既没有雇管家，也没有雇男仆；既没有马车，也没有车夫。家里只有三个女佣人，在当时算是最少的了。要是时逢雨天去朋友家喝茶，就不得不披上雨衣，穿着套鞋在雨中步行一英里半。除了穿上好一点的衣服参加重要的聚会外，父母是不会专为孩子叫马车的。
另一方面，家中款待宾客的菜看却又异常的奢侈——与现代的标准相比，该是邀请一位大厨师和几位助手来制做了。
姐姐很早就被认为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布赖顿的女校长劝她进格尔顿深造，父亲却不高兴地说：“不能叫麦琪去当女学者，还是送她去巴黎修完剩下的学业。”姐姐欣然去了巴黎，因为她自己从未打算到格尔顿深造，她有才智，谈谐，机敏善辩，干什么事都成功。哥哥比姐姐小一岁，长得颇具男性的魅力，喜欢文学，但在其他方面缺乏才气。
父亲和母亲大概已经意识到他将来是个“难办”的孩子。他酷爱工程学。父亲原希望他将来进入金融界，却发现他缺乏这方面的才干。为此，同意他选学工程学，可他在这方面也出息不大，他的数学太差。
尽管家里人对我都很好，但却认为我“反应迟钝”。母亲和姐姐反应快得惊人，我总是跟不上她们。我口齿也很笨拙，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总是力不从心。“阿加莎的反应太慢了。”家里人常这么说。这是事实，我了解这点，也从未否认。这并没有使我感到忧虑和苦恼，我已经甘拜下风了。直到十二岁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反应能力相当于，甚至高于一般人的水平。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