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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右翼之分虽然已经很陈旧，但直到今天，在认识和划分有关政治势力、派系构成、思潮走向时却仍然沿用。本书作为对日本“右翼学者和文化人”——简称“右翼文人”——的历史观及反华言论进行批判研究的著作，其关键词就是“右翼”及“右翼文人”。
什么是“右翼”？
“右翼”连同“左翼”一词起源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分别指坐在议院右侧议席上的具有保守倾向的人士（相对的是所谓有激进倾向的“左翼”）。也就是说，法国的“右翼”指的是议会中的由政治倾向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势力或政治派别。到了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右翼、左翼的区分带有国际性，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主义”的色彩。“右翼”倾向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左翼”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信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左翼和右翼的基本涵义。而到了当代，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成熟，人们常用“右派”一词来指称保守派、强硬派势力，而“右翼”的涵义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右翼”是“右派”中的极端者。这种界定尤其符合日本当代社会的情况。
谈日本的右翼，要从源头谈起。
日本右翼组织起源于明治维新时期，是日本谋划对外侵略、特别是对华侵略的直接产物。在起源上早于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早期日本右翼形成的显著标志是右翼组织或团体的出现。例如1881年成立的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为首的“玄洋社”，1901年成立的以头山满、内田良平为首的“黑龙会”，1919年成序章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立的以满川龟太郎为首的“犹存社”，1925年成立的以大川周明为首的“行地社”等等。各右翼组织都有自己明确的理论纲领，都具有强烈的“国家社会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性质。他们主张“忠君爱国”、“国家改造”，标榜天皇主义、国权主义、大亚细亚主义，都鼓吹日本要与俄国等列强争夺在亚洲的霸权，并要打入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从而使日本成为“亚洲的盟主”。近代日本右翼组织的基本成员大都是无固定职业的“浪人”或民间人士，其核心成员均处于民间在野的地位，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并不把目标定位于夺取国家政权，而是从民间与在野的立场上，对政府当局形成推动或钳制，在对外侵略的谋划与实施过程中，与政府形成了配合与依赖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起到了特殊的关键作用。对华侵略的“秘策”、纲领和设想，往往是由右翼人士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首先提出，然后影响民众思想和政府决策；详见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在对华侵略的实际行动中，往往是右翼分子先行踏上中国领土、进行种种间谍调查活动，并为日后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踩点、探路；而在政府内部因派别纷争影响侵华决策的迅速实施的时候，右翼分子又不惜采用恐怖手段，包括暗杀那些妨碍决策的军政要员，密谋、怂恿和策划少壮军官发动流血政变等暴力方式，推动日本当局的右翼化。对此，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的右翼分子林房雄曾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认为：“所谓‘东亚百年战争’实际上并不是由政府和军部策划、‘共同谋议’并加以实行的，而是被称为‘右翼’的思想家和行动家们促进、推进和准备的。”林房雄《大枺鼇啈馉幙隙ㄕ摗罚�164页，夏目书房2001年版。林房雄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发表了许多谬论，但这句话大体是说对了。右翼势力，确实是推动所谓“大东亚战争”恶性发展的主要力量。而这一点也恰恰是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
鉴于右翼分子及其团体组织在日本侵略战争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曾对日本右翼进行了必要的整肃，取消了二百多个右翼团体组织，并对其核心人物予以处分，在一段时间里右翼势力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依日本的要求保留了天皇制，并对作为日本国家元首和三军总司令的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不予追究，这实际上等于庇护或保护了侵略战争的元凶，许多战争罪犯也由此免于追究。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由苏联、东欧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西欧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上的对立，并形成了长达四十多年的所谓“冷战”。美国以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为目的，对朝鲜、越南进行武装干预，并导致了50年代初的朝鲜南北战争和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自信已经将日本改造为民主国家的美国，转而将日本视为盟友，并把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战犯的惩治在美国看来已无足轻重，使这一惩治虎头蛇尾，最终不了了之。有些在战争中担任要职的人，在战后不久又堂而皇之地走上政坛，像曾任东条英机内阁部长的岸信介战败后曾被联合国法庭判为战犯（未起诉），不久又堂而皇之地复归政界，并任自民党的第三届总裁；被判为A级战犯的东条内阁外相重光葵，战后不久竟又官复原职，甚至在1956年代表日本出席加入联合国的仪式，不禁令人大发“时过境迁”之感慨。那些本来处于民间和在野位置的右翼分子，特别是曾被判为文化战犯的右翼文化人，也几乎未伤毫毛，其右翼思想、天皇制军国主义思想意识不但未被清理，反而由于对日本战败的不服气而变本加厉。在这种情况下，战前的老右翼分子在1952年美军撤出日本后，纷纷被解除软禁，重返政界、商界、教育文化界，并靠着战前的影响和人脉，迅速东山再起，许多右翼分子成为财团老板、会社社长、大学总长等，许多右翼文化人重新操笔，著书撰文，故伎重演，一如既往。以右翼分子、A级文化战犯德富苏峰为例，他在1945年12月被指控为战犯并被软禁，到了1951年2月，又可以继续写作他的多达一百卷的宣扬其军国主义史观的《近世日本国民史》，同时战后年轻的新右翼分子，如三岛由纪夫和石原慎太郎等，也开始登场。进入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和国力的增强，新右翼的队伍日益扩大。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美化并最终全面肯定日本侵略行径、否认侵华历史的思想言论公开抬头。例如老牌右翼分子林房雄、新生右翼分子的江藤淳、西尾干二等人，他们打着言论自由的招牌，虽不是大张旗鼓，但也开始肆无忌惮地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了。例如他们认为：战后日本人被迫接受了三种史观，一是站在美国立场上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二是站在苏联立场上的“帝国主义战争史观”，三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立场上的“抗日战争史观”。这三种史观日本人都不能接受，必须予以清理和批判，云云。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序（2）
从总体看，战后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日本的军国主义虽然在体制上被打倒，但在思想层面、在学术文化层面上，却一直未成死灰。尽管如此，一直到80年代末之前的四十多年间，右翼势力虽不绝如缕，但在一般民众和读者中并没有太大的市场，右翼文人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但80年代末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右翼的猖獗，表现为日本右翼由战后的非主流位置，一跃而汇入主流中。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被东京都选民选为东京都知事，这意味着右翼政客在日本国民中的影响扩大，也表明一些右翼分子长期一贯的民间在野立场已经有所转变，日本右翼势力已经融入日本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中。与此同时，民间在野的右翼组织和团体的数量和规模日渐扩大。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表明，目前右翼的团体已达九百多个，成员约有十二万五千人。1997年，右翼组织就举行了七十三次活动，1998年增加为一百七十四次，1999年则为二百四十九次，活动越来越频繁。
日本右翼文人在90年代后的猖獗，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
从国内背景来看，90年代后的十几年间，日本经济遭遇了长期的“大不况”。经济的低迷、企业公司的大量倒闭、失业的压力、国民收入的减缓，使得日本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的迅速发展，更令一些日本人心态失衡，使右翼极端主义有了社会心理基础。从国际背景上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一系列事件使日本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负面报道和批判声音迅速增加，有关的文章、杂志、书籍大量出版。有不少人认为日本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日本作为战后的民主国家，却是“冷战的战胜国”，并为此感到自豪。日本战后对社会主义体制抱有期待的左派力量的回旋空间渐趋萎缩，整个日本社会发生了“向右转”的趋势，以至出现了被一些媒体称为“社会主义歧视”现象和“嫌中”（讨厌中国）情绪，由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厌恶发展为对中国的厌恶。一些原属于左派的人也像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日本共产党员那样，实现了“转向”，由左派转向右派；一些左派人士被蔑称为“进步的文化人”，受到了冷嘲热讽乃至猛烈攻击。而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标榜的日本右派势力，在日本政府、民间均取得了相对优势，这为“右翼”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和土壤。“右派”当然并不等于“右翼”，但“右翼”作为“右派”中的极端者，显然是随着日本社会的右倾化而活跃起来的。
90年代后的日本右翼——我们不妨称之为当代右翼或新右翼——呈现了许多新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