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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被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即使在后石器时代，即使到了后期，这个日本列岛也没有人类文化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固定观念长时期支配着日本考古学。然而，这次的新发现表明，〔日本〕属于前期旧石器时代，其年代与爪哇人、北京猿人是相同的。而且从年代方面看，甚至是比他们更古老的遗迹。”（《国民的历史》第55页）接着，西尾干二兴致勃勃地介绍了日本近来的“考古新发现”，即在现在的古川市的上高森、高森两地发现的“旧石器”，并据此将日本“绳文文明”上推到了一万多年。得出了“绳文一万年持续的日本史”、日本古代的文明是“与古埃及文明并列的长期无变动文明”这样的惊人的结论。中华文明最多也就能够上推到五千年前，而日本文明一下子就上推了一万多年前，日本文明自然就不再属于世界史学界公认的“汉字文化圈”，而是比中华文明古老得多的文明。可惜，西尾干二引以为据的高森、上高森遗址发掘，不久就被证实是捏造，是个别所谓“考古学家”为了满足一些人的民族自豪感、满足自己的成名欲而蓄意策划的骗局，被媒体揭露后，引起日本社会一片哗然。参见《旧石器发掘捏造のすべて》、《發掘捏造》两书，每日新闻旧石器遗迹取材班著，每日新闻社2001年、2002年出版。当然，西尾的高论也就如沙上之塔，不攻自破了。
西尾为了更进一步将日本文化从中华文化圈中剥离出来，又在日语问题上大做文章。强调日语是一种“所属系统不明的孤立语”，不属于汉语语系。这个看法不是西尾干二的创见。但是，为了说明“日语和汉语根本无关”，西尾干二却把日语的特殊性强调到了极端。他说日语“无视汉语的声音，将语序颠倒”，认为“这可以说是日本对中国语的一种侮辱”；说日语的“训读的成功使日本文化自立”等等。实际上，说日语“无视汉语的声音”，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训读成功”后，模仿汉语发音的“音读”仍然是日语中与训读并列的两种基本的发音方法，这是人所共知的日本语的基本常识。西尾干二作为学语言文学出身的人，当然不至于不懂这点常识，但他的主观意图是强调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摆脱与“自立”，强调日本语对所谓“汉意”（汉文化精神之意——引者注）的挣脱。他认为，日本人从古代就有崇拜外国的心理条件，而他的“《国民的历史》就是要抵抗汉意”（同上，113页）；“《国民的历史》就是要想方设法打倒汉意”（同上，第111页）。为达到这一目的，对汉语一窍不通的西尾却对汉语大加贬损，说什么：“汉字汉文的传达力有必然的局限。其缺点就是极其粗糙、只能表现死板的定型的东西。汉字汉文是一种不完善的语言。它不能表现情绪，逻辑、道理之类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品词的分类，没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的区别，没有像日语的助词那样具有重要作用的‘てにをは’之类的词。所以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不能严密地传达。”（同上，第133页）在西尾笔下，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汉语简直就是原始言语的水平！立论可谓大胆之极，在偏见和大胆之外也暴露了他的语言学知识的贫乏。西尾得出这样结论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日语比汉语先进得多，优秀得多，从而从语言学的角度把日本文化从中华文化圈中摆脱出来。他说：“〔日本的〕文字当然是从中国来的，但是却显著的变形了、日本化了。因此，日本不属于中华文明圈。正如前面说过的，言语和文字是两回事。言语是比文字更根本的东西。众所周知，日本语和中国语甚至连亲属语都算不上。”（同上，131页）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一万年日本文明史”的虚构（2）
带着这样的“日本自恋”情结，西尾干二对中国的一切都尽力加以否定。在史学方面，他特别专设一章（第七章），对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述日本人的古代文献——陈寿的《三国志》中的《东夷传》“倭人”条（简称“魏志倭人传”）的史料价值加以全面贬低和否定。众所周知，在日本古代史研究中，《魏志倭人传》一直受到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并据此确定了日本大和朝廷的位置和年代。西尾的看法是，《魏志倭人传》被尊重的理由是因为它是有关日本的最古老的文字文献，“然而，正因为如此，我相信这个材料的历史资料价值几乎没有”。他认为《魏志倭人传》将日本古代男人描写为“鲸面文身”、“木绵招头”，把女子的装束描写为“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类，“完全和南方的民俗一样了”，“是按古代中国人的固定观念写出来的”，因而是不可信的。大约在西尾眼里，都到公元3世纪了，日本人怎么可能是这副原始的模样呢？日本民族已经拥有了“一万年的文明史”了嘛！不推翻、不否决《魏志倭人传》，他的“一万年文明史”的理论就难以成立，而且他的民族自恋的心理也忍受不了这种描写，所以只好一否了之。于是西尾断言“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人……对邻国的记录不正确”，“中国正史的水平低下”，《魏志倭人传》“是历史的废墟”，远不及8世纪日本的神话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因为《魏志倭人传》没有“像《古事记》《日本书纪》那样的丰富的人间的关怀的内容”。西尾写道：《魏志倭人传》“其水平低下，一读便令人吃惊得哑口无言。只是写‘谁在什么地方干了什么，或者发生了怎样的事情’，这不过是年代记、是克罗齐所说的‘历史的僵尸’罢了。实际上，《魏志倭人传》连历史年代记的水平也没有达到。（中略）它不是历史资料，是不正确的距离推定和地形描写及幻影一般的人物的动作的连缀，是真正的废墟。”（同上，第168～169页）西尾还说：
中国人本来只有实际的现世主义的思考，缺乏宗教的神秘主义倾向。远古时代存在的神话不知何时被抹掉，而被王权成立时期的合理的政治意识所取代。因此，以西洋近代科学为基础的事实的正确、历史的客观性，在中国历史中是不能指望的。排除了神话的‘看上去合理’的记述方式，几乎总是带有政治偏向，总是伴随着中华中心主义的歪曲。西尾干二《国民の歷史》，第119页。
这一段对中国史学的评价是连“看上去合理”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因为作者的逻辑极其混乱。在西尾看来，中国历史学著作没有“以西洋近代科学为基础的事实的正确、历史的客观性”，是因为“中国人本来只有实际的现世主义的思考，缺乏宗教的神秘主义倾向”，也就是说，要是有了“宗教神秘主义倾向”，而没有“实际的现世主义思考”，中国历史才能具有“以西洋近代科学为基础的事实的正确、历史的客观性”。德国文学专业出身的西尾，竟然不知道近代西洋史学“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事实的正确、历史的客观性”，正是在与中世纪盛行的那种“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另一方面，说中国的“几乎总是带有政治偏向，总是伴随着中华中心主义的歪曲”，那么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又如何呢？这两本书本来就是为了确认天皇的正统性而编写的，基本上是天皇的传说、传记和家谱，带有远比中国史书更强烈的“政治偏向”，而且又带有日本“中心主义”。为什么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政治偏向”、日本“中心主义”不妨碍其史学价值，甚至更有史学价值，而中国的史书却因此而没有史学价值了呢？这种露骨的矛盾和混乱，是西尾干二对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评价的双重标准所造成的，是十足的偏见。
为了证明日本文明的独特和先进，西尾极力主张“与中华秩序诀别”，他批评吉川幸次郎、贝冢茂树、宫崎市定等老一代汉学家未能摆脱“中国中心观”，断言以他们为代表的“日本的东洋史学迄今为止不过就是中国中心史观、忠实于中华思想的历史学罢了”（同上，340页）。西尾为了“与中华秩序诀别”，还在社会形态、政治与官僚制度乃至城市建筑等方面，全面论述日本古代文明与中国的不同，证明日本古代在各方面都比中国先进，甚至原本模仿长安的布局而设计建设的奈良都城与长安城的某些不一致，也被他用来说明日本文明的独特。后来日本遣唐使的废止，更被他看成是“我国国风文化的隆盛时代的到来”的标志。似乎遣唐使一断，日本文化就跟中国文化无缘了，就跳出中华文明圈了，就不再接受中国文化影响了。实际上，如果西尾稍有一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常识，他就应该知道，在遣唐使废止之后，日本仍然大量持续不断地接受中国文化，例如哲学思想上对朱子学的受容（接受），在文化技术方面对中国金属冶炼技术、印刷技术的输入，在物质文化上对丝织品、陶瓷器的进口，一直到了江户时代，中国的《本草纲目》、《天公开物》、《农政全书》等，都传入日本并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影响。江户时代的锁国时期，日本是借助于中国书籍才对西洋有了最初了解的。这是日本史上的常识。日本接受中华文化的恩惠与影响，一直没有间断过。
对于江户时代二百七十多年的“锁国”（断绝与外国的直接联系），绝大部分的历史学者都认为锁国是日本幕府政权为了防止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入、阻止各地诸侯与外国的贸易而实行的闭关自守政策，锁国导致了日本在近代落后于西欧诸国。但西尾干二却认同一位名叫大石慎三郎的历史学者的观点，对锁国给予相反的评价。他认为江户时代没有“锁国”这个词，事实上也没有“锁国”。他认为幕府发布出国戒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