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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西尾干二的笔下，日本的历史比别的国家都悠久（已经有“一万多年”了），日本历史上的一切东西，包括像“锁国”这样的被公认为是退守的负面的东西，都成了正面的、值得全面肯定的东西了。日本民族、日本国家，从一万年前就是一直这么“伟大”，到了明治维新就更加“伟大”，日本在近代没有落后于西方，明治维新“比西洋的革命更革命”，总之，在所有方面，日本都是世界上最优秀、最伟大的。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对侵略历史的全面美化（1）
抱着这样的民族自恋情结，必然走向鼓吹对外侵略的民族扩张主义，因而，也就难怪西尾在谈到日本对外军事侵略与扩张行为时，都一律给予无条件地高度肯定了。例如，在论述到日本幕府时代的历史时，西尾干二对16世纪末派兵侵略朝鲜的丰臣秀吉给予高度评价，称“以武力统一天下的丰臣秀吉，开始以极大的自尊和自信来处理对外关系。这使他成为立于当时世界最前沿的政治家”；丰臣秀吉希望“通过朝鲜抑制中国，将天皇宫殿迁到北京，自己镇守在宁波，建立一个帝国，使天皇得以居高临下，统治整个东亚。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理想而出兵朝鲜，此外岂有他哉。没有比这更能体现日本人最早萌发的近代意识了”。（同上，第376页）他还写道：“日本的崛起未必只靠明治维新和日俄战争。早在很久以前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始活动了。为什么所谓的倭寇在海上很活跃？为什么秀吉出兵朝鲜？为什么支仓常长支仓常长（1571～1622），仙台藩士，曾奉命出使欧洲搜集情报。敢于到西欧去进行侦察外交。假如把倭寇看成海盗的话，那么，葡萄牙、西班牙不也是海盗吗？”（同上，第374页）
在有关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问题上，西尾干二自然是完全赞同林房雄、中村粲、田中正明等日本右翼学者的“大东亚战争史观”，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予以粉饰与美化。关于日本侵略朝鲜问题，西尾提出，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三个关键问题不能越过。“第一，在近代日本的出发点上，面临着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美国、德国等列强强加的具体的武力威胁……明治的日本人是多么惶惶不安呢！这种不安应该是叙述历史的基本依据。”“在这种惶惶不安中，本来可以依靠的中国（清）成了连自国的领土保全都做不到的官僚老废国，而朝鲜不过是他的附属国。这是第二个关键问题。”“中国和韩国尽管无能，却对日本没来理由地抱有优越感，成了日本的一种难以处理的、麻烦的、棘手的存在。两国都禁闭在陈腐的东夷思想、中华思想中，从一开始就怀有‘可恨的东夷小日本’的侮日感情，这也是他们今天对日感情的原点。两国对欧美的进出比较宽大，而对我国的进出，则视为‘暴发户、小日本’而百般刁难。”（同上，第508～509页）西尾干二强调，以上三个关键问题也是叙述近现代日本史的前提。“不把它作为前提的话，就不能叙述日本的近现代史”。可以说，所谓“三个前提”是西尾的日本近现代史的理论基础。
西尾干二为什么如此强调这“三个前提”呢？原因很清楚，第一个“前提”，可以帮助西尾说明日本的近代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而做出的必要的回应，是“自卫”的行为；第二个“前提”可以帮助西尾说明，日本“进出”（侵略）中国和朝鲜，是为了朝鲜的独立和改革，也就是帮助朝鲜从腐败的清国独立出来，促其改革并实行近代化；“如果任由清国控制朝鲜半岛，半岛就会成为俄国或欧美的势力范围，日本就要丧失独立，或者被瓜分和统治。”第三个“前提”，是要帮助西尾进一步强调所谓“日清战争”的合法合理性。对此西尾自己写得很清楚：“日清战争是日本挑战固守中华中心思想的华夷秩序，并把它摧毁的东亚特有的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干涉战争，也是日本从中国圈的独立战争”（同上，第529页）。这些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百多年前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竹越三叉等军国主义御用文人早就鼓噪过的陈腐不堪的侵略有理论，并非新鲜货色。但西尾在讲授日本近现代史之前，首先强调“三个前提”，在理论的逻辑上自然是“青出于蓝”了。但无论“侵略理论”怎样精致，总是不能将谬误变成真理，总是难以自圆其说，仍然是不值一驳。请问西尾先生：日本凭什么侵入到中国和朝鲜领土来“自卫”呢？把本来“从属于清国”（实际上并非从属，而是一种密切的国际关系）的朝鲜变为从属于日本，这就叫做“朝鲜独立”吗？西尾在讲述日本古代史的时候就反复强调日本不属于中华文化圈，为什么在讲到“日清战争”的时候，又说是“日本从中国圈的独立战争”呢？既然本来就不属于中国圈，那又谈何“从中国圈独立”出去呢？
从这三个“前提”出发，西尾干二对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等亚洲邻国所进行的一切侵略行径都予以肯定。他用了两章的篇幅强调近代以来“美国首先将日本作为假想敌国”，说美国人在贸易、移民等多方面欺负日本，因而“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对于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及全面侵华，也完全重弹中村粲等人的老调，把责任推给中国，说中国的排日运动、抵制日货、杀害日本士兵等才是“九·一八”事变的原因，而七七事变的爆发则是偶然的，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尾干二在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上，较之其他右翼学者，是别出机杼，另有一番新说。他在《大屠杀与战争犯罪》一章中，论述了“大屠杀”与“战争犯罪”的区别。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所收他在右翼组织“历史研究会”上的演讲题目，就是《日本与纳粹的罪行能相提并论吗？》，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十分自负。他极力说明日本的“战争犯罪”与纳粹的“屠杀”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他根据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希特勒注释》一书，将德国纳粹的犯罪归纳为五种情形：第一是有计划地杀害德国国内的病人和残疾人，包括医院中的犹太人；第二是在占领东欧后，将吉卜赛人集中起来加以杀害；第三就是在占领波兰后，对该国的知识分子进行有组织的屠杀；第四，在俄罗斯占领区，对俄国人进行屠杀；第五是消灭犹太人。根据这五点特征，西尾认为，纳粹德国的这些犯罪与日本的战争犯罪性质不同，因为纳粹的行动并非出于军事目的，而是政治意志的表现。“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在中国还有其他前线的犯罪——在战争进行中对俘虏及非战斗人员中所进行的非人性的行为等——这些事实肯定存在，但是，它与波及整个欧洲的对犹太人及其他人的‘最终处理’是决不可混为一谈的犯罪”（同上，第731页）。在西尾看来，战争犯罪是无论哪个国家在战争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比起真正的非战争的“大屠杀”来，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所犯的充其量是“战争犯罪”，而不是“屠杀罪”。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对侵略历史的全面美化（2）
显然，西尾干二是在玩弄有关战争与犯罪的概念游戏。他把日本的犯罪定位于“战争犯罪”，并将一切在战争中的杀戮行为都称为“战争犯罪”。这样一来，交战双方当然互有伤亡，因此双方都是“战争犯罪”；双方都是犯罪，那就谁也别追究谁，也就等于没罪——这是西尾干二的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比起非战争状态下的因政治、种族等原因发生的“大屠杀”来，日本的“战争犯罪”简直就算不上什么，所以西尾在这里敢于使用“战争犯罪”这个词，表面上承认是“犯罪”，实际是说明“战争犯罪”不算真正的“犯罪”。在这里，西尾干二完全将战争中性化了，他完全不区别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界线，不区别侵略战争和抵抗侵略的战争的界线。而且在他此前的论述中，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却也是为了“自卫”，那时候他跟所谓“西方列强”区分了“挑战”与“自卫”的界线，而在日本和中国等被侵略国之间，却又完全抹平了侵略与被侵略的界线，这就是西尾所持的双重标准，也表明了他在逻辑上的混乱不堪。另一方面，将某些国家因为种族、政治意识形态原因所发生的乱杀无辜的政治迫害或国内战争，拿出来与日本的侵略做比较，也完全是缺乏可比性的牵强附会。要说种族，日本侵略中国难道不是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的种族侵犯吗？国际战争常常就是民族（种族）之间的战争；要说政治意识形态，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不也常常搬出“防共”、“反共”的借口吗？“防共”、“反共”岂不就是意识形态吗？况且，西尾提出的有关国家发生的国内“屠杀”材料的可信性首先就有问题。即使属实，德国纳粹的大屠杀是纳粹的罪，丝毫不能说明日本军队的旅顺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