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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后的日本右翼——我们不妨称之为当代右翼或新右翼——呈现了许多新的特征。那就是在当代日本形形色色的右翼团体、右翼群体中，身处知识界、言论界的右翼学者、文化人——可以简称“右翼文人”——作为一种右翼势力，其作用和影响越来越突出。这是当代右翼（新右翼）的最引人注目的新动向。
这些“右翼文人”的主要身份是大学教授、学者，也有一些是具有一定成就的文化人、自由撰稿人。除了举办以学术为包装的演讲会等宣传活动之外，他们一般不像右翼市民团体那样采取暴力威胁、街头宣传、驱车广播、冲击会场等激烈的实际行动，而是主要靠发表右翼言论、著书撰文来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由于这些右翼文人一般都具有受到日本人尊敬的知识者的身份，其影响力大大超过一般右翼政治团体和右翼市民团体。他们当中，有人组织了右翼文人团体，如“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日本‘南京’学会”等，有的则不参加团体组织，以独立学者的身份从事写作。鉴于近现代史上的右翼分子惯事恐怖和暴力活动，名声不佳，当代右翼文人一般都忌讳别人把他们视为、称为“右翼”，而是标榜“国益”——即日本的国家利益，或标榜民族主义。如当代右翼文人的代表人物之一渡部升一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故意将近现代日本右翼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左翼的共产主义混为一谈，认为日本“战前的日本右翼，在社会制度和经济机构的看法上，与共产主义者和极端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不同”；“而现在被称为‘右翼’的言论人，没有一个人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以此来说明“右翼”的称呼对他们不恰当，而认为被称为右翼的人实际上是“考虑日本‘国益’的人”；另一个右翼教授藤冈信胜则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也声称“‘右翼’这顶帽子当然不适合我”，说自己是“新民族主义者”。这样的新的标签和标榜使得右翼文人具有更大的蛊惑性。另一方面，当代右翼文人虽不想承认自己是“右翼”，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公开向战后日本的所谓“左翼”挑战，这就在有意无意之间露出了自己的右翼真面目。他们不顾日本战后建立的是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国家、信仰共产主义和拥护一党专政的人微乎其微、连日本共产党都表示承认天皇和皇室等一系列事实，故意夸大日本“左翼”的存在，将日本战后一切反对侵略战争、批判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正义力量，统统划为“左翼”。将反对和反省侵略战争的学者文化人、像作家大江健三郎那样的民主主义者，蔑称为“进步的文化人”、“左翼文化人”痛加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右翼文人的右翼言论大有成为主流言论的趋势，许多右翼文人写的书成为轰动社会的畅销书，甚至学术性的右翼书籍也大受读者欢迎。一些大量发表右翼文人右翼言论的杂志，如《正论》《诸君！》《SAPIO》等订数较多，十分活跃，一些出版社如幻冬舍、展转社、德间书店、ＰＨＰ研究所、小学馆等以出版右翼书籍而出名，一些历史悠久的大报纸，如《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也逐渐走向右翼立场，且发行量名列前茅。可以说，右翼文人已经成为日本当代右翼势力的指导层和核心力量，当代日本社会的日益右翼化，与右翼文人大量的著书撰文所产生的影响密切相关。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序（3）
日本右翼文人的基本言论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以崇拜天皇及天皇制（及所谓“皇国”或“神国”）为基本特征的“皇国史观”。
天皇及天皇制崇拜，是日本右翼的基本的信仰，也是当代日本右翼文人的思想基础，也可以说是衡量“右翼”的首要标准。所有的右翼文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天皇及天皇制的崇拜者和拥护者。不少右翼文人还专门著书立说，宣扬天皇崇拜思想。如本书第六章所评析的小室直树，就曾写过《天皇的原理》《延续至今的天皇的奇迹》《天皇可怕》三本书，极力赞美并企图复活战败前的天皇专制制度，并对此做了宗教学上的论证。他极力复活“皇神论”，宣称天皇为“神”，明确提出“天皇是神”，是“现人神”，称“天皇延续至今是奇迹，是20世纪最大的、恐怕也是最后的奇迹”，对日本天皇及天皇制全面肯定和狂热礼赞。渡部升一也是一个狂热的皇室中心主义者。他在《昭和编》的前言中，宣称“日本的〔天皇制〕国体万邦无比”，并从皇室中心主义出发，坚持“天皇无战争责任”论。小林善纪在《战争论2》中为了甩掉“右翼”的帽子，先是声称“我也不是狂热的天皇主义者，‘右翼’这顶帽子当然不适合我”，后又忍不住强调日本是“神国”，认为“天皇的‘凡人宣言’不过是美国占领当局根据西欧的一神教的教义所强制的发言”。这种建立在天皇及天皇制崇拜基础上的历史观就是“皇国史观”。“皇国史观”的主要特征就是宣称日本及日本人从古到今万邦无比、完美无缺、高人一等，讲日本古代历史时绝不能强调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讲近现代史时绝不能讲日本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及烧杀抢掠的暴行，否则他们就斥之为“自虐史观”。这一反对所谓“自虐史观”的“皇国史观”，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自恋史观。
第二是免罪情结。
“皇国史观”所造成的精神病态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千方百计为日本的侵略开脱罪责的“免罪情结”。在叙述古代史的时候，当代日本右翼文人对古代骚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对16世纪末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大加美化；在叙述近现代历史的时候，他们几乎完全接受老右翼分子林房雄提出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把日本近现代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的“大东亚战争”；他们极力抹掉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责，他们把“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大前提故意隐去，把日本军队的入侵与中国军队的抵抗所引起的战争，看成是一种没有正邪之分的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战争，进而将战争责任推给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在他们笔下，历史上侵华战争中的历次“事变”，包括“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即七七事变）等，责任都在中国方面。他们对战后日本正义人士将日本的战争定位为侵略战争、并进行反省、道歉和谢罪的言论极为厌恶，对战后有关学者的严肃的历史著作大肆攻击，将承认并反省侵略战争的言论称为“左翼史观”并痛加批判，说那是“自虐史观”，是“左翼”对日本的“思想犯罪”。他们要求把战后历史教科书中的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记述全部抹掉和改写，并编纂出能够表现日本人“自豪”与“光荣”的新的历史教科书以取而代之，使日本年轻一代全面接受其以天皇及皇室为中心的“自恋史观”。当代日本右翼文人的这些所作所为都表明，在日本战败半个多世纪后，一些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侵略战争的狂热中、从“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没有从军国主义时代的道德沦丧、人道缺失、良知麻痹的精神状态中恢复过来。
第三是歧视、蔑视、仇视、丑化中国的反华狂热。
日本右翼文人具有强烈的对外意识，他们对当年抗日的、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怀有强烈的敌意。比如他们对美国人在战争中对日本军队的沉重打击、尤其是原子弹攻击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对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多有微词，由于对美国强大的畏惧和日美特殊的同盟关系，右翼文人虽然总体上说是“反美”的，但是却不得不有所节制。然而对于中国，右翼文人就肆无忌惮了。如果说全面美化侵略战争、为侵略免罪是出自日本右翼学者文人的一种“自恋”癖，那么，反华狂热则出自他们的一种“虐待”欲。所有的右翼文人都具有反共反华倾向，并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歧视”。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右翼文人便把矛头集中对准社会主义的中国，由于右翼文人骨子里是天皇专制主义的信奉者、侵略战争时期极权统治的崇拜者，所以他们标榜民主自由，并非真的崇尚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而只是作为攻击、反对中国的一种借口和手段罢了。面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右翼文人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日本要加强军事力量，对付中国威胁；同时又在“社会主义歧视”角度上，以一个“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称中国为“前近代国家”，产生出了蔑视中国的“黑暗论”与“崩溃论”，处心积虑地将中国妖魔化。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论调奇妙地并合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日本右翼的“中国观”。而且，这种反华狂热还殃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他们热衷于丑化、侮辱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极力淡化、否认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强调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抗拒，靠贬低中国传统文化来抬高日本文化。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序（4）
在整个社会日益右倾化的当代日本，“右派”当然很多，而作为“右派”中之极端者的“右翼”却是少数；信仰多党民主制度的反共人士也不少，他们当然属于“右派”，但他们并不一定属于“右翼”。日本右翼及右翼文人的三大精神病态是：崇拜天皇及天皇制的自恋史观，美化侵略战争的免罪情结，反对、仇视、蔑视、丑化中国的反华狂热。只有这三种病灶集于一身时，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日本“右翼”。这也是本书对日本右翼及右翼文人加以界定和判断的依据。
本书根据这一综合标准，对拟加评析的当代日本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