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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多篇文章和几部书都涉及这个问题。他除了全盘接受其他右翼学者的观点外，还在概念上、在数字上做文章。例如他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屠杀人数问题只是一个心理问题。他说：“相信更大的数字，或者期望相信更大的数字，能够使自己的心理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数字成了衡量道德性的一个尺度。相信〔屠杀〕三十万人的，比相信二十万人的，道德更高尚，相信四十万人的又比相信三十万人的道德更高尚。相信最大数字的人，可以最严厉地纠弹日军的犯罪，于是便得到了最大的道德满足。”他接着说：“很多的教师不是被这种观念所束缚吗？以前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很明白这种心理。（中略）这种心理状态就是自虐心理。”藤冈信胜《近現代史教育の改革》，第194～195页。就这样，藤冈就把严肃的历史数字变成了一种“心理问题”。又如，藤冈对“屠杀”（日语为“虐杀”）的概念做了一通辨析，说“军人杀害民间人士可以称‘虐杀’，而杀死敌方的士兵则属普通的战斗行为，不能叫‘虐杀’”。日本军队在南京杀的是“残兵败将”，这叫“歼灭”，是战场上合法的战斗行为，不能称为“虐杀”。在他的脑子里，侵略与被侵略没有区别。此外，藤冈还写了一篇题为《南京事件·从军日记的自白可信吗？》的文章，全面否定原侵华日军东史郎先生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行径的《东史郎日记》，称那是“谎言”。原载《現代教育科學》1996年7月号；后收入《自虐史觀の病理》，第194～209页。当美国女学者张纯如女士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南京暴行》在美国出版并成为畅销书后，藤冈信胜与一个名叫东中野修道（详见第八章）的右翼分子，联袂炮制了一本书——《〈南京暴行〉的研究——中国的情报战的伎俩与战略》原文《ザ·レイプ·オブ·南京の研究——中国にぉける情报战の手口と战略》，祥传社1999年版。，对张著无理挑剔，并断言张纯如的书是在为中国搞什么“情报战”。
第二部分：“恶魔的思想”“自由主义史观”的根源与构造（4）
所谓从军慰安妇问题，众所周知，是日本军队侵略战争时期实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将朝鲜、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妇女（其中大部分属良家妇女）作为性奴隶，以供日本军人发泄性欲的历史事件。据中日学者的研究，仅中国就有至少二十万妇女先后被迫沦为从军慰安妇。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中国和朝鲜一样，是从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的受害国。藤冈显然认识到这是日本侵略史上的一个极大的污点，所以也是全盘接受一些右翼学者的否定说，发表数篇文章，称慰安妇是战场上的普通的卖淫行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军队都有此种情况；说那些慰安妇是自愿的，不是日军强迫（“强制连行”）的，因此不能称为“从军慰安妇”。而“从军”一词只能对军属、从军记者、护士、僧侣而言；说日本军队“干预”慰安妇问题，并不等于“强制连行”；说那些原为慰安妇的老妇女说的话不可信，其中多有讹诈，等等。他对原日军军人吉田清治1983年出版的《我的战争犯罪——朝鲜人强制连行》一书披露慰安妇真相，大为愤慨，写了《职业的撒谎家——吉田清治的真面目》，对吉田进行恶毒的、然而又是没有说服力的人身攻击。破口大骂吉田清治“简直就是一个麻原彰晃”。藤冈信胜《職業の詐話師——吉田清治の正体》，原载《現代教育科学》1997年2月号。他坚决反对将从军慰安妇问题写进教科书，认为“性的问题没有必要写进教科书”，否则就是一种“反教育的行为，是对孩子的精神侮辱”。他甚至举例说：前些年报纸上报道的一个女人将情人的生殖器割掉了，此事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但能把这事写进教科书吗？在这里，藤冈将从军慰安妇问题仅仅看成是一个普通的“性的问题”，并把它与当代日本的社会绯闻“割生殖器事件”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此人无耻卑鄙到了何种地步。
为了达到将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等历史事件从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彻底抹去的目的，藤冈信胜还进行了一系列非学术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活动：直接用公开信的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甚至直接踏进政府部门，胁迫有关政府官员表态。例如，1996年，他发表了《给文部大臣的公开信》，藤冈信胜《文部大臣への公開書簡》，原载《VOICE》（PHP研究所）1996年10月号。称“做慰安妇的女性都是职业的妓女”，“慰安妇的强制连行不是事实”，要求“立即”从历史教科书上删除慰安妇的记述。1997年，藤冈信胜与西尾干二等“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员一起，来到文部大臣杉隆的办公室，向文部大臣出示了一张日本某历史教科书上刊载的一幅画，那是表现日本军队的残暴行径的一幅画。画面上有一位中国妇女半裸露着上身，被反手捆绑在柱子上，一个日本兵手拿匕首即将行刺。这是当年日本随军记者从中国拍摄的一张壁画。藤冈、西尾等人以此壁画胁迫文部大臣表态——“刊载这种壁画的教科书合适吗？”逼得文部大臣当时说出“〔这事〕我也不知道”；“这是教科书上的吗？”“这样的教科书真的通过了检定吗？”“我也是有爱国心的”等等。然后藤冈将这些细节写进文章公开发表，以证明文部省官员的失察。由于文部大臣事后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藤冈便在文章中大骂“文部官僚下贱”。《日本人は常識に還れ——文部大臣の“愛國心”を問ぅ》，原载《サンサ—ラ》1997年3月号。
此外，藤冈信胜虽未写出专门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全面赞美与肯定日本侵略历史的史观在他及“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编纂的《教科书不教的历史》（第一册）《近代日本与战争》一栏文章中，也有充分的暴露。例如，藤冈信胜及“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把“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说成是日本“对中华思想的反抗”的战争；把与俄国争夺中国领土的日俄战争说成是“给成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亚洲和非洲人民以摆脱束缚、争取独立的希望和意志的战争”；将1928年日军出兵济南所制造的济南大屠杀，说成是“由蒋介石的北伐而引起的”；把“满洲事变”的根源说成是“中国方面的排日侮日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把“大东亚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的战争，而且是“把欧美列强的殖民地统治势力从亚洲驱逐出去”的战争。藤冈信胜·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教科書が教ぇない歷史》（1），第148～198页，产经新闻社1996年版。再如，在《教科书不教的历史》第二册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七七事变后不久（7月29日）发生的所谓“通州事件”。藤冈信胜·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教科書が教ぇない歷史》（2），第44～46页，产经新闻社2000年版。该文大谈中国的保安队如何“虐杀”日本人，却只字不提日军轰炸（据说是“误炸”）当时亲日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造成中方人员严重伤亡，才导致保安队愤而起义，并进一步将“通州事件”说成是“日中全面战争的契机”。这样的表述甚至比中村粲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中的有关表述更加无赖。
这些都是从林房雄、中村粲以来，日本右翼学者喋喋不休的陈词滥调。藤冈标榜“自由主义史观”有异于“大东亚肯定史观”时，曾批评中村粲的书“全书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为日本辩护”，“这种写法似乎在哪里见过。对了，战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的写法”，说中村粲的书“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完全是相同的逻辑”——而统观藤冈信胜的全部言论和行动，这岂不是他自己的自画像吗？
很清楚，藤冈信胜的历史观是不折不扣地属于极右翼的军国主义史观。这一点在他的许多言论中表现得相当露骨。例如，在与一位名叫秦郁彦（此人通过“研究”，将南京大屠杀的数字缩小为“四万人”而在日本知名）的人在一次公开“对谈”中，公开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抨击所谓“反体制的民众史观”。藤冈指责现在的教科书“依然采取的是陈旧的反体制的民众史观，认为正义常在民众一边，国家作为邪恶的东西应该打倒”。藤冈信胜《歷史教科書よりひどい教師用“虎の卷”》，原載《諸君！》1997年2月号。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在记述慰安妇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教科书所表现的是“强烈的反体制的能量发泄”。藤冈信胜《慰安婦強制連行·虛構の证明》，原载《現代教育科学》，1996年11号。藤冈在这里指责的所谓“反体制”，当然是指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体制。在他看来，反对这种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就是“自虐史观”；换言之，不反对这种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则是藤冈所主张的立场。
这一切都在表明，藤冈信胜标榜的“超越善玉与恶玉”两极史观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是极其虚伪的、富有欺骗性的。自由主义，按日本辞典上的通常解释，它是与国家主义、集团主义相对的、更强调个人思想与行动的价值、同时也不损害他人自由的一种人生观和人生态度。藤冈信胜肯定和认可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体制，不允许别人反对这种体制；藤冈信胜为了伸张自己的“自由”，而极力干扰、干预、阻挠、破坏日本广大教育工作者、历史研究者的学术良知与自由。这还叫什么“自由主义”？这难道不是对“自由主义”的亵渎吗？藤冈信胜所标榜的“超越善玉与恶玉的史观”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将日本的战争视为“善玉”，还谈何“超越”呢？所谓“超越”，所谓“自由主义”，不过是他玩弄的骗人的把戏而已。藤冈信胜在战争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