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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总结》全书，最值得注意的是第六章《屠杀否定论的十五个论据》。这一章的标题也就是全书的副标题，篇幅上占全书的约五分之二，是全书的中心所在，具有“屠杀否定论”的“总结的总结”的意味。
田中正明提出的否定屠杀的“第一个论据”是“当时南京的人口”。田中正明认为，所谓死了三十万到四十万人，可是当时南京的人口就没有那么多。据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的公文记载是二十万人；又据日军俘虏的中国军官的记录，南京的“非战斗人员是十万人”，“南京市民大约有二十万人”，南京防卫军五万人，合在一起，顶多只有二十五万人。
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者，无一不在当时的南京人口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当然知道，一口咬定当时南京的人口总共才二十来万人，那么“屠杀三十万”不就不攻自破了吗？然而，实际上这二十来万人只是南京大屠杀后的幸存者。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繁华都市。据《南京市人口资料》记载，截止到1937年6月，南京市的人口有一百零一万多。参见《南京市档案馆资料》，编号1—4—90。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时，有半数人疏散逃难，日军占领南京后，另有十几万未能从南京撤出的中国军队官兵，还有城外倒流过来的难民。这表明，南京失陷后、大屠杀实施之前的人口至少有五十万以上。经日军在南京一个多月的大屠杀后，人口却变成了二十来万。这剩余的二十来万人绝大多数都待在“国际安全区”内，才得以幸免于屠杀。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5）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二个论据”是“难民归来，人口急剧增加”，田中正明说：从国际委员会的公文看，日本军进入南京城后，人口增加了，而按照东京审判的说法，南京被占领后，烧杀抢掠持续了六个星期，那么在这种治安状况下，人口怎么会有增加呢？又据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路易斯·S·史密斯博士在1938年3月所做的人口调查，南京的人口是二十二万一千一百五十人，加上统计遗漏和移动中的人口，则可以推定南京的当时的人口是二十五万至二十七万之间。“这就证明了南京治安的迅速恢复，就近避难的人开始回迁。”
这个所谓“论据”可以作为田中正明的“反论据”。国际安全区的人口当时确实是增加了，但这只能表明“安全区”外的人们在大屠杀的恐怖中，都尽可能逃到了国际安全区来了。所以从安全区当时的人口统计来看，自然是增加了。在日军大屠杀疯狂期过去之后，也就是相当于田中正明所说的“治安恢复”之后，不排除有故土难离、逃难在外衣食无着的市民及近郊农民，为收拾残垣断壁重新谋生，而逐渐回迁的可能性——即田中正明所说的“难民归来”。田中正明提到的史密斯博士的人口调查是在1938年3月，那时大屠杀的疯狂期已经过去了大约两个多月，故人口调查有二十多万，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切都只能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而不能帮助田中正明否定大屠杀。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三个证据”是“没有人看见累累的尸体”。他说：按东京审判时有关证人的说法，说当时的南京到处都是尸体。但是当时入城的官兵、还有一百多位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谁也没有看到。占领南京三天后接受记者采访的贝茨教授高兴地说：“有秩序的日本军队入城，和平早一点来到南京，那比什么都好。”（东京日日新闻12月6日）日本官兵不必说，十五个国际委员会委员，五个外国记者，他们作为第三国人，谁也没有看见中国方面的证人所说的那种悲惨情景。
实际上，田中正明提出的这条所谓的“证据”是十足的谎言。贝茨在日军入城三天后，似乎还没有发现大屠杀的展开，或者面对凶残的日军只能曲意逢迎。但贝茨后来在东京审判上曾站出来为日军大屠杀作证，这令田中正明十分失望和不满，认为贝茨说法前后不一，因而不足信。但日军大屠杀持续六个星期，贝茨在日军入城三天后说的话，怎能不因后来目睹的大屠杀而改变？而且，现有大量原日军士兵日记、回忆录、外国记者当时的报道、有关资料照片等等都表明，“累累尸体”的记载简直不胜枚举。就连日本“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南京战史资料集》（东京偕行社1989年版）本来是为否定南京屠杀而编辑的，但其中仍有不少可以证实大屠杀存在的文字。可见要将大屠杀完全毁尸灭迹，并不容易。只是田中正明对“看见累累尸体”的材料硬是一律视而不见，而幻化出“没有人看见累累尸体”的谎言，奈何！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四个证据”是“国际委员会的日军犯罪统计”。说国际委员会提出抗议的日军暴行事件有四百二十五件。但是连该委员会的史密斯书记长也承认，这些事件并没有得到证实，而且告发的内容互有矛盾，这有当时接受抗议的福田笃泰的证言可以证明。即使将他们说的不法事件加在一起，结果是：杀人四十九起，伤害四十四起，强奸三百六十一起，强制带走三百九十起，掠夺一百七十起。“杀人只有四十九起，哪里也看不出有什么大屠杀。”
在这里，田中正明将国际委员会当时收集、记录到的屠杀暴行的个例，等同于日军暴行的全部。“国际委员会”当时只有十几个成员，在日军严厉控制的南京城内信息渠道不畅，耳闻目睹很有限，怎么可能收集到大屠杀的全部案例呢？况且，大部分情况下，被屠杀者既已成为日军刀枪下的冤魂，则不可能跑到国际委员会申诉。因而，国际委员会当时掌握的日军屠杀暴行的数字，只是冰山一角。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五个证据”，是“难民区安泰、感谢的信函”。他说：居住南京的妇女、儿童等非战斗人员都居住在国际委员会管理的安全区域内。“可以说安全区安泰，就等于当时的南京市民安泰。为什么？就因为全体市民无一例外都聚集在那里。”国际委员会委员长拉贝曾致函日军，对“日军没有炮轰安全区”表示感谢。日军还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陈汉林总代表写来的感谢日军“赏赐”的信。
的确，“国际安全区”是相对“安泰”，日军似乎也没有在安全区内实施大屠杀，这是事实。但许多人逃到国际安全区，只能证明“安全区”外非常凶险，这只能证明日军的大屠杀主要是在安全区外实施的，只能证明未能逃到、来不及逃到安全区的中国人，大都成了日军大屠杀的对象；只能证明除安全区内的二十来万人外，其余都成了大屠杀的牺牲者。“国际安全区”只是南京市的一块特殊区域，不等于“南京市区”的全部。田中正明用“国际安全区”的“安泰”，不能证明南京市内没有发生大屠杀。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六个证据”是“架空的俘虏大量杀害说”。他首先说明激战中击毙俘虏是“当然的战斗行为”，“并不违法”，并举出1945年7月八万名德军俘虏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被集体屠杀”，来证明“战争是多么残酷无情”，为屠杀俘虏正当化寻找根据。田中正明否定了报上曾刊登的原日军伍长关于屠杀俘虏的证言，说在南京俘获的俘虏主要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释放，二是使役，三是充作“维新政府”的“绥靖军”。
众所周知，由于唐生智“背水一战”的冒险战略，使得南京失守后，中国军队失去退路，无法及时撤出，致使数万士兵在长江岸边无船过江，遭日军屠杀后被江水冲走。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官兵除了阵亡者外，几乎全部被屠杀干净。日军对这些俘虏的屠杀，既然是成千上万的屠杀，当然就是有组织和有计划的屠杀，充分暴露了日军的残忍无道。而田中正明等日本“大屠杀抹杀派”却以“战争残酷无情”为由，轻描淡写地为屠杀俘虏的犯罪行径开脱。归根到底，这种“残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