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笸郎蹦ㄉ迸伞比匆浴罢秸锌嵛耷椤蔽桑崦璧吹匚郎狈驳姆缸镄芯犊选９楦降祝庵帧安锌嵛耷椤钡恼秸纠词侨毡救饲秩胫泄⑶考佑谥泄嗣竦模站⒍庖弧罢秸北旧砭褪亲锎蠖窦那致哉秸槐厮翟谡秸写罅康耐郎绷恕！ �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七个证据”是“崇善堂埋葬十一万人的谎言”。田中正明认为东京审判中提出的慈善机关“崇善堂”埋葬了被日军杀害的十一万人，是编造的，认为这是后来中国方面为东京审判准备材料而组成的“南京地方法院检查处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所杜撰的，而组成这个委员会的十四个团体中，也包括崇善堂在内。田中认定这类材料属于“后期材料”，没有可信性。他还特别举出一个叫阿罗健一的人（详后）提出的一个“关于崇善堂的重大发现”，即他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了1935年“南京市政府行政统计报告”中的记载：崇善堂的“事业内容”不包括“埋葬”、“葬礼”等活动。而且崇善堂因为财政原因一度停顿，直到1938年9月才恢复。这与中国方面所说的崇善堂在事件发生后的四个月总共埋葬十一万具尸体是有很大矛盾的。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6）
崇善堂作为慈善团体，不是殡葬机关，当然不从事尸体掩埋。这不是阿罗健一的什么了不起的“大发现”。研究证实，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为史无前例之暴行，面对“同胞遍地惨死”的现状，作为慈善机构、具有一百四十年历史、靠不动产有稳定收入的崇善堂，在资金相对缺乏的情况下，仍然组织人员和汽车，雇佣不少小工，分组作业，先城里后城外，历时四个月艰苦劳动，掩埋了十一万具大屠杀牺牲者的遗体。而且当时从事这种掩埋的，还有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程兆奇在《掩埋三题》该文收入程兆奇著《南京大屠杀研究》，第212～22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中，日本学者井上久士先生在《遗体埋葬记录不是伪造的史料》该文收入日本“南京事件调查委员会”编《南京大虐殺否定論の13のウソ》，第120～137页，柏书房1999年版。中，都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史料，证明了崇善堂、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的尸体掩埋的史料是无可怀疑的。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八个证据”是“史密斯博士的战争受害调查”。田中正明认为根据这个调查，因军事行动死亡的有八百五十人，因日本士兵的暴行而死亡的有两千四百人，被绑架（下落不明）的有四千二百人。说从这个报告的记载来看，没有发生大屠杀。
在这里，田中正明又一次故伎重演，将外国人当时不完全的调查统计作为完全数字来利用。在日军大屠杀中，被日军“灭门”而全家罹难的不在少数，对此史密斯不可能当面调查；而被屠杀者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南京当地人，而是未能及时逃走避难的外地人。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有大量外地人口从事工商业、服务业活动，他们大部分租房而居，日军侵入南京后烧杀抢掠，这些人是最大的牺牲者。人死了，房屋财产化为灰烬，史密斯及其学生们如何去当面调查？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九个证据”是“何应钦上将的军事报告”。田中正明说，当时的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何应钦在1938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其他部分都有详细的统计报告，而惟独不提日军的残暴行径。田中正明认为这表明没有南京大屠杀。
这里首先必须明确：从逻辑上讲，何应钦报告提不提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反过来说，即使何应钦在那时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则田中正明也必然设法以“中国政府的一面之词”等理由予以否定。所以，何应钦的报告与南京大屠杀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不能用来互证。何应钦为什么不提南京大屠杀，只有何应钦本人最清楚，我们现在只好推测。首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连首都都丢掉了。此事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的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耻辱。事实上，当时南京的外国人士（如田中正明提到的杜丁）就批评蒋介石、唐生智等扔下士兵自顾逃脱。所以，何应钦在国会上的军事报告中不提三十万人被屠杀事件，不无暂时回避舆论指责的考量。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和《南京事件的总结》两书中，都提到日本产经新闻社出版的根据蒋介石日记编辑的《蒋介石密录》一书中，有蒋介石1938年1月22日的日记，其中有“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伤亡六千人”一句。对此田中正明评论道：“隐瞒自己的伤亡数，夸大敌方的死伤是战时宣传的常态。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南京战果统计，敌人死伤是八万六千人，恐怕有点夸大。但蒋说六千人，未免太少了吧？”（《虚构》第206页）且不论蒋介石这话是否为右翼倾向极浓的《产经新闻》的恶意伪造。即使假定蒋介石确实说过此话，则可表明当时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官逃出南京后、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消息是多么的闭塞；同时此话也表现了蒋介石在南京战役失败后无可奈何自我安慰的心理状态。其次，当时的南京处在日军占领之下，时间长达七年半之久，国民政府对伤亡数字无法进行统计，而且这种统计本身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精力与时间，在没有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之前，何应钦在报告未提南京大屠杀，这更可说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伤亡数字的认定是慎重的，也说明后来提出的数字是经严谨的调查之所得，是可靠的。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个证据“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记录”。田中正明说中共在1938年6月发行的《军事杂志》上，虽然提到了南京战役，但没有日军大屠杀的记录；与中共干部一同起居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留下了从延安到汉口的详细的日记，其中也有关于南京陷落的感想文字，却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因之，中国方面的“‘南京大屠杀’的合唱开始于东京审判，到那时为止南京事件并不存在”。
田中正明的这个“证据”与第九个“证据”属于同一类性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当然也不可能做关于大屠杀的调查，故未提南京大屠杀。这只能表明中共的严谨态度。只有等到日本战败后才有可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详细调查，所以，南京大屠杀到了东京审判时，真相已经得以大白于天下了。有谚语云“时间是最好的证人”。南京大屠杀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可以掩盖一时，但终究会水落石出。换言之，水落石出需要时间。这再次表明，田中正明处心积虑预设的“前期资料”、“后期资料”说，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对法律和公正而言，材料不分前后，只分正确与否、可靠与否。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一个证据”是“国际联盟没有作为议题”。“第十二个证据”是“美英法都没有提出抗议”，“第十三个证据”是“美国英国的新闻媒体几乎没有触及”。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的虚构（7）
实际上这三个所谓“证据”说的都是一回事。根据已有的中日学者的大量研究和史料证实，日军大屠杀大都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他们将中国人成批成群驱赶到河沟、洼地、江畔，然后扫射“处理”。这样“处理”便于尸体掩埋，或容易让江水冲入大海。而暴露在南京的主要街道上的尸体则不占多数，故短期内清理完毕。另一方面，日本占领南京初期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对南京进行了严密的信息封锁，不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在刺刀枪炮底下的中国人幸存者为保生存也不敢提供、无法提供事实真相。正如田中正明所说：一直到了“事件的第二年（1938年）夏天，美、英、法等国媒体提出视察南京战迹，日军对他们说OK，他们十五六个人乘专机到达南京”。（《总结》第224页），而这时距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半年；又如田中正明所说，国际联盟第十八次大会是在1937年8月13日至10月6日召开的，第一百次理事会是在1938年1月26日开幕的，第一百零一次理事会是在5月召开的，这些会议均在这些记者采访之后。在消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国际联盟没有将南京大屠杀作为议题，岂不是很正常的吗？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四个证据”是“没有颁布钳口令”。说日本教科书上写的“国民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是“谎言”，说当时日本军部政府都没有颁布关于“南京事件”的钳口令，而只有“流言蜚语取缔法”，也没有禁止对“南京事件”的报道。
此条“证据”更是不值一驳。众所周知，日本战时已经完全没有言论自由，新闻报道全在军国主义战时体制之下，并用一系列的法规予以强制实施。在此情况下，完全不必对“南京事件”特别发出所谓“钳口令”。因为日军在中国屠杀无辜中国人已经是家常便饭，南京大屠杀虽然数量巨大，在日本军部政府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发特别的“钳口令”，意味着实际上已经有了控制舆论和信息的全面的“钳口令”。
田中正明提出的“第十五个证据”是“没有目击者的‘大屠杀’”，说当时的日本记者没有谁看到过南京大屠杀，并援引阿罗健一在1986年的《正论》杂志上发表的旧日军及其随军记者的访谈来证明自己的结论。最后还把自己也摆了进来，以“笔者所看到的南京”作为证据。
田中正明的“没有目击者的大屠杀”，完全是欺世之谈。“目击”到南京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