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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当然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与难言的政治动机，并不符合当时深受日军祸害的中国人民的主流民意。但仅从伦理学的角度看，这的确是出乎日本人意料的“以德报怨”。如果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按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的逻辑，对放下武器的日军实施屠杀以示报复，不能说违背情理。但中国人没有那样做。这除了中国人的善良美德之外，也是因为中国人懂得“国际法”，包括阿罗健一说的“战时国际法”。不仅懂得，而且模范地加以遵守。相比之下，阿罗健一采访的那些本来受到中国人宽大而顺利归国的日本老兵，却违法犯罪成性，在垂暮之年仍不认屠杀的老账。对这些老兵而言，蔑视“法”不用说，在道德伦理上就已经彻底沦丧了。对中国宽大政策不领情、不知恩，对侵略罪行的不忏悔、至今还欺瞒作伪的行径，已表明他们作为最丑陋的那部分日本人，在人格上也已经无可救药地堕落了。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畝本正己与富士信夫的抹杀论
除了阿罗健一这样通过采访侵华老兵达到抹杀南京大屠杀的目的之外，还有若干田中正明那样的老兵出身的人，自己跳出来，以当事人、见证者的特殊身份，炮制抹杀文章。其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畝本正己，一个是富士信夫。
畝本正己在当年日军攻入南京时，是独立轻装甲车队的小队长，战后曾任防卫大学教授。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于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作业”中。他加入了主要由侵华老兵组成的“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参与编辑出版《南京战史资料集》及《南京战史》（偕行社1989年）。其中，《南京战史资料集》将侵华老兵的有关日记、从军记有选择地编辑起来，出发点当然是为了抹杀南京大屠杀，但即使如此，其中的不少文字仍直接和间接地透露出日军暴行的信息，这就证明事实无论怎样掩盖也盖不严实，因而该资料集有时也被揭露大屠杀暴行的学者所征引。1992年畝本正己出版专著《史实的歪曲》（阁文社），就是试图从侵华日军的日记等所谓“一级资料”入手，否定屠杀的存在。他1998年出版的专著《真相·南京事件·拉贝日记的检证》（文京出版）针对影响很大的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拉贝日记》一书加以证伪，想方设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证实《拉贝日记》是“事实无根的编造”。此前早有田中正明等将《拉贝日记》斥为“难以令人相信的反日的书”，此次畝本正己以专著的形式，对这个结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他首先称拉贝所供职的西门子公司与中国关系密切，说拉贝还受到了持“亲中姿态”的德国驻华大使维克特的影响，以说明拉贝不可能在中国与日本之间保持中立的立场，然后对《拉贝日记》的有关记载一条条地进行证伪。对此，中国的南京大屠杀问题研究专家程兆奇先生曾撰写了专门的长文，对畝本正己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读者可以参阅。程兆奇《〈拉贝日记〉是“无根的编造”么？》，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富士信夫（1918～）也是旧军人出身。此人1938年毕业于海军学校，1939年加入海军练习航空队做飞行生，1941年在霞关航空队司令部工作，1944年为海军少佐，1945年任台湾第29航空战队参谋。据说他在战后作为法庭工作人员曾旁听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即东京审判的全过程，这也为他此后围绕东京审判做翻案文章，打下了基础。
1988年，富士信夫的《我所见到的东京审判》（上下卷）出版，该书对东京审判的全过程，包括开庭、罪状认否、检查方的立证、辩护方的立证、被告的个人立证、检查方的反驳立证、辩护方的再反驳立证、辩护方的最终辩论、检查方关于辩护方的最终辩论的回答、判决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叙述，但绝不是客观的叙述。富士信夫在结语部分，对东京审判的公正性进行了全面否定，断言“判决未基于事实”，断言审判中收集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的证言“完全不可信”；说所谓“屠城”是中国人的固有思想，“只要中国人抱有这种思想，那么日本方面无论怎样对中国大声说：‘南京大屠杀事件是虚构的’，都无济于事”；富士信夫《私の見た枺┎门小罚ㄏ拢�572～573页。讲谈社学术文库1988年版。认为东京审判中同盟国试图给全世界留下一个尊重法律的印象之目的，并没有实现，并“遭到了必然的失败”。他与田中正明一样，对来自印度的帕尔法官的关于日本无罪的判词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东京审判史观”就是把日本过去的一切行为视为侵略、视为犯罪，视为恶的历史观，“这个‘东京审判史观’本身对今日的日本仍有极大的恶劣影响”。
《我所看到的东京审判》出版十年后，富士信夫又在此书的基础上写成了一本新书，题为《“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东京审判的欺瞒》，以“南京大屠杀”为中心，对东京审判进一步做出了彻底否定。实际上这本书的许多内容与《我所看到的东京审判》雷同，只不过在材料的剪辑方面稍见凝练，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主题更为放大而已。渡部升一在该书广告词中称：“富士氏的这本书从东京审判的检证中暴露南京大屠杀之虚构，是弥足珍贵的。”见《“南京大虐殺”こうして作られた》封面护封。富士信夫在该书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作为具有常识的日本人，我在阅读、检察、辩护双方提出证据时，确实感到检查方提出的证据中包含了大量的歪曲、夸张和虚妄，同时感到辩护方提出的证据中，合情合理的记述很多。”这当然只是富士信夫的“感觉”而已。抱着为侵略战争及南京大屠杀翻案的动机，要推翻一个公开、公正的世界性审判做出的结论，除了可以为日本右翼作心理安慰之用外，毕竟是徒劳无益的。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一种思潮（1）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明显地进行了新老两代的更新换代，而且抹杀论者的身份背景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老一代的抹杀论者如田中正明、畝本正己、富士信夫等大都是旧军人的身份，到了90年代中期，非军人背景的大屠杀抹杀论者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其中既有松村俊夫松村俊夫（1926～），此人没有学术研究的任何训练和经验，从公司退休后，写出了他唯一的一本书《对“南京大屠杀”的疑问》（原题《南京大虐殺への大疑問——大虐殺外国材料を彻底分析する》），由展转社1998年出版。作者因断言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是个“假证人”，而受到夏淑琴本人的“侵害名誉”的起诉。那样的退休的公司职员，也有板仓由明板仓由明写了《彻底检证·南京事件的真实》（原题《彻底檢证·南京事件の真實》，由日本政策研究中心事业部1991年出版）、《确实如此：南京事件》（原题《本当はこうだった南京事件》，由日本图书刊行会1999年出版）等书。他的“彻底检证”与“确实如此”的结果，是说日军在南京只杀过一万人，这似乎比那些将大屠杀一笔抹杀的“抹杀”派要“好”些，但实际上只是五十步百步之差，本质上与抹杀派没有多大区别。、大井满大井满出版了《编造的“南京大屠杀”》（原题《仕组まれた“南京大虐殺”》，展转社1995年出版），从叙述南京战“战史”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进行歪曲和否定，最后还对所谓“南京大屠杀谎言”形成的根源做了分析，对“进步的文化人”、东京审判、日本的新闻媒体的有关宣传报道进行了攻击。那样的民间人士，而其骨干力量，则是现任大学教授。如本书在以上章节中已经剖析过的、散布南京大屠杀抹杀言论的中村粲、藤冈信胜、渡部升一、谷泽永一、小室直树等都是大学教授。更有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立命馆大学教授北村稔北村稔（1948～），主攻中国近现代史，著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研究》等书，近著《“南京事件”的真相》（原题《南京事件の真相——その实像をまとめて》），作为“文春新书”由文艺春秋社2001年出版。该书与其他右翼学者的书不同之处是，极力显出学术研究的客观姿态，貌似冷静，甚至在后记中声称要从邓小平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立场研究“南京事件”，在书后列出的参考书中也没有列出抹杀派的论著。但通观该书，他只不过是对此前右翼抹杀派提出的一些基本论点，刻意加以学术性的包装。尽管他似乎暂时还没有参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之类的右翼组织，但属抹杀派无疑。等抹杀派的新人，还有以画漫画为业的小林善纪。抹杀论者不仅在构成上多样化，抹杀的方式、途径也趋于多样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抹杀论的组织化。本书在以上章节中提到了1995年由藤冈信胜发起成立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1997年由西尾干二发起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成为90年代中期后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重要据点。活跃在其中的骨干人物有藤冈信胜（详见本书第五章）、漫画家小林善纪（详见本书第九章）、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等人。
90年代中期后抹杀论进一步猖獗，除了日本金融危机加深导致经济“大不况”、日本政治整体的保守化趋势加重这样一种综合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氛围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触因。首先，美籍华人女作家、学者张纯如女士张纯如（1968～2004），美籍华人女作家，南京大屠杀问题研究者；著有《中国人在美国》和《南京暴行》两书。自从她的《南京暴行》一书出版后，数年来不断受到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