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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一唱一和的演讲。该集会的宣传广告中写道：“尽管先前的大战过去了五十五年，但以中国、韩国为首、一部分美国的议员也卷入其中，无端提出了伴随着赔偿要求的‘战争责任’问题，而且声势越来越大。南京事件作为象征常常被利用，以干预日本的外交等各项政策、严重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为了打破这一现状，就要检证真实、了解争论，为此县民志愿者举行集会。”这段广告词充分表明，“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及其藤冈信胜、东中野修道等日本右翼分子，已经完全将“南京事件”政治化了。
2000年10月，东中野修道在所供职的亚细亚大学发起成立所谓“日本‘南京学会’”，并就任“会长”。该学会指南声称“本学会是为超越见解的分歧，作为学术研究交换意见之场所而建立的”。但实际上，该会的二十多名顾问理事等均为抹杀论者，同时还笼络不完全抹杀南京大屠杀，但将屠杀数字大为缩小的研究者——例如秦郁彦秦郁彦（1932～）是“南京事件”及日本近代史有影响的研究者，现任拓殖大学教授。他在《南京事件》一书中认为日本在南京只杀害了四万人，被称为“虐杀少数派”。加入东中野的这个“日本‘南京’学会”后，秦郁彦与“抹杀”派来往密切，并常常在一起发表有关“南京事件”的“对谈”。。“日本‘南京’学会”除频繁举办研究会、演讲会等活动外，还创办了学会刊物《日本“南京”学会年报》，专门发表抹杀论者的言论。而这些活动又与东中野所在“亚细亚大学”的支持有密切关系。“亚细亚大学”是侵华战争时期做过政府文部大臣、战后被作为战犯拘押、并被开除公职的太田耕造在战后创办的、以战时的“大亚细亚主义”为基本理念的私立大学，而现任大学理事长日本私立大学的“理事长”（又名“总长”）一般是学校的法人代表和最高决策者，“学长”（校长）等管理人员均由理事长招聘任命。的濑岛龙三是曾任日本侵华关东军参谋、后在日本政界商界十分活跃的右翼人物。早在70年代，濑岛龙三就在美国的大学做过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的系列演讲，是继林房雄之后较早为“大东亚战争”翻案的人。他的这些演讲到了1998年整理成《大东亚战争的实相》一书，在日本正式出版发行。书名为《大枺鼇啈馉帳螌嵪唷罚琍HP研究所1998年7月初版，2000年又出版文库版。关于濑岛龙三的详细情况，可参见共同通信社社会部编《沉默のFILE——“濑岛龙三”は誰か》，共同通信社1996年初版，新潮社新潮文库1999年版。在这样一所由右翼势力控制的大学中，东中野的抹杀活动得到了全面支持是很自然的。据他在《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后记中称，他的研究得到了该大学“特别研究费”的资助。
五、新一代抹杀论者的“旗手”东中野修道
由以上评述可以看出，在近年来的南京大屠杀抹杀“作业”中，最积极和最活跃的人物，就是东中野修道。可以说东中野修道是日本右翼文人中新一代抹杀论者的“旗手”。
东中野修道（1947～）1971年毕业于鹿儿岛大学，1977年在大阪大学读“博士课程”，现任亚细亚大学法学部教授。他的专业自称是“日本思想史”，在此方面出版过《社会思想史的历史十八讲》《东德的社会主义体制研究》《国家破产——东德社会主义四十五年》等。前者是一本讲义式的普及读物，后两书重复很多，实际上是同一本书。因而，东中野在日本思想史及东德研究方面几乎没有建树。笠原十九司教授在谈到东中野的学问问题时说：“虽然有两本书，我当初认为他是东德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者，但问了好几个德国现代史研究者，他们都没有听说东中野这个人……其知名度低得几乎近于无名”。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日本人》，第175页，柏书房2002年版。这位在思想史方面研究不出东西的东中野，却凭着他在政治上的嗅觉，偶然而又必然地加入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行列。据他在《〈南京暴行〉研究》的后记说，有一次参拜松阴神社时，遇到了一位据说是参加过南京战役的旧日军大队长代理，从他嘴里听说“南京大屠杀，我没听说过，也没见过”，东中野称“这句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成为我这个门外汉进入南京研究的契机”。这可以说是一个偶然，但也是必然。东中野在社会思想史的论述及东德社会主义研究中，就表现出了右翼政治倾向和露骨的反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由对日本战前的右翼国粹主义的颂扬，自然转化为对日本战败的反抗、对抗战取得胜利的中国的敌视、乃至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仇恨与蔑视，这是一个必然的逻辑过程。与渡部升一等老牌右翼文人一样，他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等书中，继续故意使用“支那”、“支那人”这一蔑称来称呼中国及中国人，就表现出他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蔑视。
第三部分：“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的第一只黑手南京大屠杀抹杀论形成一种思潮（4）
对中文一窍不通、对中国历史文化近乎无知的东中野，如何研究“南京事件”呢？他在《〈南京暴行〉研究》的后记中，曾交代了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他写道：
在“南京屠杀”有还是没有这个问题上，要证明“没有”，是很困难的事情。可以说直接证明它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宇宙人有没有？有谁能够证明？或者“透明人”不存在，但谁能证明？（中略）要证明宇宙人或透明人不存在的间接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见过宇宙人或透明人的人站出来，然后看他提出的证据确凿吗？这是否是真正的证据？一个个具体仔细地加以调查。
然后，对这些证据和证言，只要不能确认它没有一点儿不明了、不合理的地方，就不能断言宇宙人或透明人是存在的。这就是证明宇宙人、透明人不存在的、虽然间接但又是唯一的证明方法。我对“南京”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如此。
对东中野而言，这真是一个高明的、也是“唯一的证明方法”。实际上，这不仅是东中野个人的研究方法，也是所有南京大屠杀抹杀论者所使用的方法，只不过东中野把它表述得最为集中、最为坦率罢了。
然而，这显然是一种反科学、反理性的研究方法。其非科学、反理性的症结之一，就是将南京大屠杀这三十多万中国人的鲜血与生命写成的铁的历史事实，视为与宇宙人、透明人一样的子虚乌有的东西。这就好比若干年后，有一个日本学者看到了一个名叫“东中野修道”的人写的书谎话连篇，觉得太丢日本人的脸了。因为“生也晚”，他当然没有见过“东中野修道”这个人，但他觉得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著作家们已经有很高的道德情操了，那时的日本根本不可能出现此等靠说假话沽名钓誉的伪学者。他认为这个“东中野修道”是假的，从来不存在，因为光凭《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这样的资料、甚至一个被称作“东中野修道”的人的照片及其他材料，根本不能断定“东中野修道”的存在；这些照片和书，乃至有关其他人的证言，都是伪造的、不可信的。结论是：“东中野修道”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
——这就是东中野修道在研究“南京事件”中使用的方法和逻辑。
这种方法的荒谬性，首先在于把实际存在过的铁的事实，作为一种值得怀疑的、根本不存在的“宇宙人”或“透明人”，并在此前提下来证明其虚假性。实际上在进入“研究”过程之前，结论早就准备好了，而所谓“研究”和“检证”无非是对现有的历史资料窥间伺隙、索垢寻疵、千方百计找出哪怕是“一点儿不明了、不合理的地方”，横加挑剔、借题发挥、无事生非而已。
其次，这种方法在其荒谬性中也包含着一定的欺骗性，由于他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并使用了学术研究中常用的质疑、论证、证明等手法，很容易使一般读者上当。近三十多年来日本右翼文化人极力把“南京大屠杀”加以“学术化”，其用心就在于假借“学术研究”之美名，骗取读者信任，而行“抹杀”之实。诚然，历史是历史学研究、也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应当不断地对其进行学术研究。但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学术研究”，与将南京大屠杀蓄意加以“学术化”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加以“学术化”的本质，就是质疑“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就是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虚拟化，非史实化。在日本右翼文人那里，将南京大屠杀“学术化”不过是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代名词。如果认可东中野修道的这种伪科学、反科学的方法大行其道，那么，今后或许还会有人依照同样的方法，根据其需要任意抹杀所有他想抹杀的历史事实。譬如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这一史实，可能将来会有人将此问题加以“学术化”，通过学术的“研究”来寻找哪怕是“一点儿不明了、不合理的地方”。譬如有人说“原爆”的时间是8点15分，有人说是20分；有人看到了很多尸体，有人看到很少，有人说自己没看见；有人主张死了七万人，有人主张十二万人，有人主张十三万人，还有人主张十四万人；有人后来回忆说当时是晴天，有人说当时是阴天，有人说是晴间多云。总之，不同体验者、目击者说法不一。东中野所说的“不明了、不合理的地方”不是“一丁点儿”，而是不少。而且研究者还进一步断言：现有的关于“原爆”的图片资料、证言等都是恶意的伪造，美国那样的尊重人权的国家绝不会干出那种事，结论是“原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是日本人的虚构。——假如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