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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家促进、推进和准备的。（中略）
右翼活动在民间，而且经常是隐蔽的存在。像德富苏峰那样的人毋宁说是例外。玄洋社的头山满和黑龙会的内田良平的“官运”怎样我不知道。以荒尾精、根津一、宫崎滔天为首的《东亚先觉志士传》中的数百个“右翼人”全部一生都是“浪人”。陆羯南不过是一个记者，冈仓天心去了美国，大川周明和北一辉都是浪人学者。
围绕所谓“满洲事变”、“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都是出自军部首脑机关“共同谋议”的结果所做的“学术的考证”，不过是可笑的勾当。“主战论”全是从民间来的。在“大东亚战争”中，这些人影响了“青年将校”们，他们频频发动计划，终于促使军部上层和政府付诸行动。
“右翼”是什么？这些人都是惯于搞暗杀的人？是从公司和政治家那里拿钱而生存的无赖？是穿着纳粹制服，冲进左翼游行队伍中捣乱的日本式法西斯？是妄图再建古老日本而倒行逆施的危险之极的凶暴的地下组织？
不！绝对不是这样。这样的人如果有，那也不是我所说的右翼。据我所知，日本右翼的源流和本质绝不在于此。尽管事实上那些所谓“善良的市民”对“右翼”的评价并不好，这也并非始自今日，战前就不好。除右翼团体内部或者周围的理解者外，世间常把他们看成“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暴力团”，这一点连右翼自身也承认，其理由很简单。
他们绝不是“善良的市民”，而是常常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浪荡者”，是“无法者”，因此他们和金钱与权力无缘。他们常常密谋政变，这是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与“青年将校”结合以后的现象，而他们的“无法者性”实际上最不适合掌握政权。正像高杉正作所说的“庙堂那样的地方不是真正的男子汉所呆的地方。拥有权势时间一长，就会滋生腐败腐蚀男人的灵魂”。林房雄《大枺鼇啈馉幙闲哉摗罚�164～165页。
林房雄认为，“这才是浪人的精神”，“是日本右翼精神的源流”。他认为，日本的右翼绝不是所谓的“黑暗势力”。那么右翼究竟是什么“势力”？林房雄表面上并未下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是，显而易见，他对日本右翼及右翼运动的评价是积极的和正面的。他在为“右翼”“正名”。为什么要对战后被大多数日本人唾弃的“右翼”涂脂抹粉？原因很清楚，林房雄要为“大东亚战争”翻案，就必须给“右翼”贴金。在以上引述的林房雄的话中，有一句话应特别给予注意，就是“‘东亚百年战争’实际上并不是由政府和军部策划、‘共同谋议’并加以实行的，而是被称为‘右翼’的思想家和行动家促进、推进和准备的”。林房雄并不是每一句话都错，这句话大体是说对了。“右翼”及其影响下的极右势力，是推动“大东亚战争”的恶性发展的主要力量。而这一点也恰恰是普通中国读者最意想不到的。日本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特殊性也恰恰就在这里。
林房雄就是这样把“帝国主义”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这两个词，即被他视为束缚日本、束缚他的“百年战争史观”的两个“紧箍咒”摘掉了，或者自以为摘掉了。并由此企图把侵略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日本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或自以为解脱出来了。然后，他开始系统地铺排他的“东亚百年战争”史观。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大东亚百年战争”论的展开（1）
林房雄极力把日本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为了“自存自卫”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战争，说什么“大东亚战争形式上看上去像是侵略战争，本质上却是民族解放战争”；“日本看上去最终失败了，但目的却达到了”，那是一场虽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但也十分悲壮和光荣的战争。林房雄还写道：“美国把这叫做太平洋战争，日本则把这称为‘大东亚战争’，各有历史的原因。美国的理想是‘白色的太平洋’的实现，日本的理想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美国人把它叫做‘太平洋战争’是可以的，但日本人也应该堂堂正正地称之为‘大东亚战争’。”（同上，第206页）
林房雄认为，日本所进行的那场战争，即“大东亚百年战争”，最早从美国人柏利的“黑船”来到日本海岸的1853年之前就开始了。柏利的黑船来到日本的七年以前的弘化年间，就有荷兰、葡萄牙的舰船在日本近海出没，从那以后，幕府和各地方诸侯就为抵御洋人的入侵而东奔西走，也促使日本的许多人开始探讨和琢磨如何“攘夷”的问题。林房雄对幕府末期、明治维新前夕的吉田松阴提出的“北割满洲、南收台湾吕宋”的侵略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主张、佐藤信渊提出的吞并中国的“宇内混同秘策”、岛津齐彬提出的“大陆出击策”与“富国强兵策”等，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些人的主张并不是侵略，而是为了“促使清国（即中国清朝）的改革”，同时也是为了阻止西洋人侵略东洋。他进而提出，“大东亚战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是日本与侵略东洋的西方人的战争。最初是“不发枪炮的战争”，几年后便发展为九州的萨摩藩与英国之间武力冲突的所谓“萨英战争”。那场战争使英国舰队受到重创，虽不能说是日本“胜利”了，但却也显示了日本顽强抵抗的能力；虽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也没有让英国人占领国土。林房雄强调说：“萨摩的‘抵抗’远远超出了英国人的预想，这一事实希望读者给予注意。”（同上，第41页）他强调那次萨英战争“迫使英国人放弃了会付出很大牺牲的军事行动，而转到‘和平的强力外交’上来”。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西洋人的目的没有得逞，才有了此后的日本人与中国、与俄国的战争，而“假如那个时候ABDF包围圈“ABDF包围圈”，A指美国，B指英国，D指荷兰，F指法国。已经包围了日本，那么此后的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就都不会发生了，西方列强也就没有必要在一个世纪后的所谓‘太平洋战争’前夕完成对日本的ABCD包围圈“ABCD包围圈”，A指美国，B指英国，C指中国，D指荷兰。了”。（同上，第46页）林房雄写道：在整个亚洲全部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时候，“只有日本是个极为罕见的例外。从土耳其帝国到大清帝国的东方，各个帝国在东渐的西洋文明面前，像纸糊的城堡一样溃灭了，只剩下了残骸，而日本这个极小的岛国却没有加入那‘被剪了毛的羊’的行列中”。（同上，第47页）
林房雄在这里所写的日本最终未被西洋人占领，大概符合历史史实。但他对其中原因的分析却是极其片面的和简单化的。实际上，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在当时的亚洲只是一个弱国、一个小国、一个贫瘠的岛国，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可与中国同日而语。日本没有西方人所渴求的资源，没有西方人所需要的特产，没有大陆国家那样的广阔市场，地理上处于东北亚死角，也不是西方列强东西进退的交通要道。因而，在当时的西方列强眼里，日本的重要性与亚洲大陆各国相比要小得多。历史资料可以表明，那时没有一个西方列强打算占领这个在当时看来并没有多大经济与政治价值的岛国，没有一个西方列强愿意付出代价把日本变成殖民地。这是日本在亚洲没有成为日本西方殖民地的真正原因。正如东南亚的泰国没有成为殖民地不是因为泰国强大，而是列强有意如此；日本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绝不是列强不能，而是列强不为。否则，凭幕府末期日本藩阀割据的混乱分裂局面，凭在人数和面积上最多相当于中国一个县的萨摩藩，就能使得英国人改弦更张，这种看法也太“小儿科”了吧。说什么日本人顽强抵抗，比得上此前中国人的顽强抵抗吗？中国人的抵抗远比日本人顽强而且持久，在18世纪的中法战争中将法国人赶了出去，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中，敢于销毁英国人的鸦片，与英国人枪炮相见终究未能抵御西方的坚船利炮，其中的原因，无数的历史学家、评论家都有评说，在此不必赘言。无论如何，应该承认最早给西方人以重创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日本没有成为西方殖民地，也绝不是林房雄所称的是日本顽强抵抗的结果，日本没有成为“加入那‘被剪了毛的羊’的行列中”，绝不是因为日本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主要是因为日本身上没有那么多“毛”可剪。
而且，日本正是借着西方各国忙于在中国等亚洲大陆瓜分势力范围、无暇过多顾及日本列岛的宝贵时机，开始了自主自愿的近代革新——明治维新运动；同时，也正是中国及亚洲各国沦为西方殖民地的惨重教训，才使日本得有前车之鉴，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明治维新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学习中国、鉴戒中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搞起来的，而不是如林房雄等褊狭的日本民族主义者所自负的那样，仿佛日本人维新的成功是因为“脱亚”——即不屑与中国人、朝鲜人为伍的结果。林房雄自豪地声称当时日本拥有那样的“敢于抵抗西洋强权的‘国力’，同时蕴藏着那么多能够直接接受西洋文明之能力的‘人才’，真是不可思议”（同上，第50页）。这洋洋自得的话，除表明其民族自恋的褊狭外，也显示出他的历史知识的贫乏，这才是真正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大东亚百年战争”论的展开（2）
林房雄接下去继续演绎他的“百年战争”的逻辑。他认为，正是因为日本成功地抵御了西洋人的武力入侵，又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才使得日本更具有了与西方抗衡的能力，所以西洋人在当时和此后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