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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房雄接下去继续演绎他的“百年战争”的逻辑。他认为，正是因为日本成功地抵御了西洋人的武力入侵，又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才使得日本更具有了与西方抗衡的能力，所以西洋人在当时和此后总是压制、干预日本，妨碍日本的发展，而且西方人当时逼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使日本“五十六年间在不平等条约下受苦”，日本就只好按照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的“挑战与应战”的理论，面对西方的“挑战”而“应战”了。他把一百多年间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的一切侵略行径，包括“征韩论”、“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日韩合并”、“满洲建国”、“日支事变”（即七七事变）都归结为日本对西方“挑战”的“应战”，是“与西洋的对决”，认为这些都是日本顶着强大的国际压力所进行的“拼命的反击”，随着这种压力的增大，最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也使“大东亚百年战争”达到顶点。
然而，这纯属虚构。
首先是所谓“征韩论”。“征韩论”是明治维新初期西乡隆盛西乡隆盛（1827～1877），日本明治维新“攘夷”运动、“废藩置县”的最早组织者，因提出尽快进攻朝鲜的“征韩论”而卷入政治斗争被迫下野，并在与明治政府作对的“西南战争”中兵败自杀。后世日本主流舆论尊称他为“大西乡”，作为明治维新的功臣给予高度评价。等人提出的侵略和吞并朝鲜的主张，这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第一步。但林房雄却认为，把“征韩论”视为日本侵略亚洲的第一步只是“左翼历史家的观点”，他声称：“我只把这种观点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硬套用，我则把‘征韩论’看作是‘东亚百年战争’的一环。这是由维新革命达成国内统一的日本，面对西欧列强最初的、然而有些性急的反击计划。因为性急、因为过早，所以挫折了。”（同上，第93页）他又说：“只有把明治6年西乡派的征韩论作为‘东亚百年战争中的挫折的反击’来理解的时候，才能够接触事情的真相吧。对手不是朝鲜，也不是清国，而是‘东渐的西力’，是欧美列强。”（同上，第94页）在这里林房雄把西乡隆盛赤裸裸的“征韩”、“东邦经略”即征服韩国的“近代倭寇”式的强盗计划，硬说成是为了对抗欧美列强的义举。众所周知，当时的朝鲜是一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独立国家，有自己的皇帝、有自己统一的国土和人民。试图对这样一个和平国家加以征服和吞并，其性质只能以“侵略”一词来概括。历史资料表明，当时的欧美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企图“征韩”，日本“征韩”与“抵抗欧美”何干？退一步说，即使哪个欧美国家当时也要“征韩”，那又与大海彼岸的日本何干？林房雄将日本征韩论与抵抗欧美联系起来，完全是别有用心的生拉硬扯。“征韩”的实质就是日本为了扩张，为了削弱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最终侵占朝鲜，舍此岂有他哉！林房雄在书中引用了近代日本思想家内村鉴三内村鉴三（1861～1930），宗教思想家，曾倡导日本基督教的独立。在《有代表性的日本人》中的一句话，反倒可以说明林房雄的“抵抗欧美”论站不住脚。内村鉴三说：“他（西乡）的征服东亚的目的，与当时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有必然联系。日本要与欧洲列强比肩，就要扩张领土，就要振奋民族精神。我相信这种使命感他是有几分的。”这就说对了。“征韩”不是什么为了抵抗欧美，而是日本要学欧美的样儿，像欧美一样侵略他国，拥有自己的殖民地，即“要与欧洲列强比肩，就要扩张领土”，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征韩”绝不是林房雄所说的那种对欧美的“应战”，而是主动地向世界“挑战”，是日本模仿西方列强对亚洲邻国动刀宰割的开始。
众所周知，日本侵略亚洲的第二个步骤是所谓“日清战争”，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在谈到“日清战争”的时候，林房雄只字不提日本攻打中国的卑劣目的，不提日本在“日清战争”中在中国的领海内和领土上所犯的残暴罪行，不提日本在旅顺登陆后对六万中国人实施的大屠杀。他只是一味强调，日清战争是得到日本全国上下的热烈支持的，不仅是普通国民，就连内村鉴三那样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中江兆民中江兆民（1847～1901），思想家，受法国的卢梭等人的影响，宣扬自由民权论，1890年任众议院议员。著有《三罪人经纶问答》、《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那样的民主主义者，都支持攻打中国。在他看来，全体日本人都支持的战争就是合理的战争，日本天经地义就是要在中国拥有自己的地盘和权益。
关于日俄战争，林房雄强调，日本在“日清战争”胜利后得到的台湾和辽东半岛，在战后不久却受到了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三国干涉”，三国竟然逼迫日本签订《朴次茅斯条约》，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而日本迫不得已退出辽东半岛之后，俄国却又乘虚而入，于是，日本举全国之力向俄国开战，并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关于1910年的“日韩合并”，林房雄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合并朝鲜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而进行的，对朝鲜民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只是我要强调，合并朝鲜作为‘日本的反击’也是‘东亚百年战争’的一环。”（同上，第216页）他认为，被指责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日韩合并及日本强制朝鲜签订的《修好条约》，实际上是“日本面对清国和俄国的压力而进行的自卫和抵抗”。
林房雄把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说成是对中国和俄国的抵抗，简直是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那时中国已经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此后在日本等列强的觊觎之下难以自保，在朝鲜已完全没有影响力了，还值得日本来“抵抗”吗？至于说“抵抗”俄国，四年之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日本当时就是以“抵抗俄国势力南下”的名义发动战争的，然而那并不是什么“抵抗”，是日本主动出击，是日俄两国为争夺利益和霸权在中国的土地上所进行的一场肮脏的对华侵略战争。
林房雄称，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的强大，进一步对美国形成了压力，引起了美国的所谓“恐日症”，美国为了对付日本，而“动用一切军事、政治、外交上的谋略将日本逼上穷途末路，基本做好周密的准备和必胜的战争体制”（同上，第202页）。“美国要建立一个‘白色的太平洋’的狂热与日本的‘亚细亚防卫’的热情都在百年前就产生了，经过一个世纪的酝酿，终于在昭和16年12月8日爆发”。
林房雄就是这样极力淡化“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极力说明“大东亚战争”的对手是以俄国、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大东亚战争”是日本为反抗西方压迫而进行的自卫战争。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的所谓“满洲事变”，对全面入侵中国的所谓“日中战争”，林房雄都以“抵抗西洋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一言以蔽之。如果是日本在自己的领海或领土上打一场驱逐西方列强的战争，则“抵抗侵略”还说得过去。而事实却是日本军队侵入了中国广大地区，对中国人烧杀抢掠，而作为野蛮的侵略者，却自称是在“抵抗侵略”。从这等无耻谰言中可以看出林房雄这等日本右翼不良文人已经堕落到何种地步！不过，应该说明的是，林房雄的这些说词并不是新见解和新发明。早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日本全面侵华时期，就有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大川周明为代表的御用文人，写出了《英美东亚侵略史》、《英美亚细亚侵略史》之类的书，将日本的侵略行径美化为“抵抗侵略”，把日本侵略军打扮成保护中国免受西洋侵略的“英雄”。然而战争结束近二十年了，林房雄仍然抱住战争时期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史观恋恋不肯放手，并且极欲发扬光大。比起当年的大川周明来，就更为厚颜无耻了。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纵然失败却是无悔”（1）
从这样的“东亚百年战争”史观出发，林房雄从各种角度全面“肯定”了“大东亚战争”，他的结论是：“大东亚战争”“纵然失败却是无悔的战争”。由于对“东亚百年战争”的全面肯定，林房雄对战后联合国方面对日本战犯进行的“东京审判”也做了全面否定。他扬言：
我不承认“东京审判”，在一切意义上都不予承认。那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复仇，也就是战争本身的继续，与所谓“正义”、“人道”、“文明”毫无关系而且是对这些伟大理念的公然的蹂躏，是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虐杀俘虏的行径。
对于这种恬不知耻的“审判”，我想和全体被告，想和全体日本人民一起高喊“我们就是有罪！和天皇一起有罪！”林房雄《大枺鼇啈馉幙隙ㄕ摗罚�118页。
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日本人从天皇到一般人都有罪，谁又能怎样！林房雄继续说道：“不仅仅是太平洋战争，就是包括日清、日俄、日支战争在内的‘东亚百年战争’中，明治、大正、昭和三位天皇都签署了宣战诏敕，都自动身穿大元帅的军装，以大元帅的资格而战，皇族的男性也作为军人而战。在与东京审判所使用的‘战争责任’一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战争责任’无论天皇还是皇族都有。这没有辩护的必要”。（同上，第119页）这番话将林房雄常常因为酗酒而呈现出的无赖相，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了。这是在没有敌手的战场上摆出的英勇无畏相。林房雄明明知道美国占领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于是在战争结束近二十年时，又把天皇拉出来，声称天皇与全体日本人民一样有罪，俗话说“法不责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