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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正熙认为他对自己的人民了解得十分深刻，高度专制的政治制度就是按照韩国人的性格来裁剪的合体衣服。 第四个原因是，一旦给了韩国人民享受民主的机会，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滥用民主。结果是恰恰与真正的民主格格不入，导致对绝对的自由的追求，然而，绝对的自由并不包括对政府的绝对批评权。韩国人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只懂得一味地抨击政府，示威游行。 朴正熙充分意识到，这样全盘吸收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很危险的，至少对他的独裁专制是非常不利的思想，他说必须吸收美国民主制度的精华之处，嫁接成一种具有韩国特色的政治观念。自由发表看法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无限的权利，至于这个范围有多大，则由他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 最后，韩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经常处于一种朝忧夕虑的境地，经济发展必须凭借政治稳定得到充分的保障，内乱常常把国家搅得不得安宁，不稳定的政治将给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造成严重的威胁，从而阻碍国家的发展。因此，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是危险的，为了避免政治动乱带来的羞辱和困扰，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必须实行高度集权。 朴正熙辩解道，韩国的许多现实没有为西方世界的政治家所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之所以未能从理论上说服批评他们国家的西方舆论界，是因为发达的西方国家难以理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方面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发展中国家控制经济是为了避免大起大落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对超级大国来说无所谓。 因此，每一个韩国人必须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锻炼一种内在的自制，最好不喜欢自由，至少不向往绝对的自由。因为韩国不能为了装潢宪法的门面，而把自由镌刻在大理石上拼命标榜，人民在晚上睡觉前要吃饱肚子，自由并不能解决饥肠辘辘的问题。 朴正熙在谈到美国总统要求他加速民主化进程时，大倒苦水：“他们指责我握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不确实的。我们的体制是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制政体，在有些方面甚至与美国的体制相似。我们有着强有力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许多方面具有鲜明的韩国特色，这是一个建立在我们国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经济现实和社会需要的基础上的政体。顺便提一句，国内外反对我的人尽管声威不小，但毕竟是少数，西方人不理解我们改革了的宪法与民主国家不大相同，但在我们的宪法里仍有许多使我们的民主进程充满活力和意义深远的重要内容。” 朴正熙以为用符合韩国国情的幌子就可以歪曲民主的原则，于是他宣布准备建立一个有更多民主基础的制度，他的支持者们特别提到“新社会运动”时期在全国所取得的民主经验，以此作为民主的样板。 然而朴正熙的反对者却说，这些做法只是些别有用心的伎俩，是装点门面的花招，是为了使朴正熙得以终身掌握大权。他们指出，韩国有文化的人占92％，这么多人受过良好教育、富有知识，因此民主的目标完全可以通过开明自由的制度来达到，无需继续等待时机，朴正熙只是无限期地拖延民主化进程而已，这只能是继续延长韩国人民的痛苦罢了。
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媚日的外交活动
媚日的外交活动 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过渡进行得相当有效，新政府便开始不失时机地致力于外交上的拓展，在议事日程上居首位的是立即开始韩日关系正常化谈判。但社会舆论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 朴正熙对形势重新估价，对外交政策进行适时的调整，但是，由于韩国人民刚从被日本人侵略的噩梦中醒来，对日本仍抱有极大的憎恶情绪，确立一种新的对日政策是相当困难的。人民仍然没有忘记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朝鲜时期他们受的奴役之苦。 朴正熙认为，现在继续抱仇日情绪来制定对日政策是不合时宜的，要善于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但韩国人民并不是那么善于适应，他们对日本人的强烈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这使得韩日谈判举步维艰。 对朴正熙政府来说，这不像与另一个普通政府打交道那么简单，韩国人民带着对日本人36年统治刻骨铭心的仇恨和痛苦的回忆，民族积恨的伤口尚未完全愈合。两国人民之间历久难消的宿怨所造成的感情巨创，不是简单地用一贴膏药所能医治的。 韩国人民的这种感情是理所当然的，日本的占领几乎造成了朝鲜文化的灭绝，1910年，正是朝鲜被日本人吞并之年，日本警方彻底洗劫了朝鲜的教育机构，焚毁了大约四百万册各种朝文书籍，绝大多数学校都要用日文授课，到1930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要用日文教书了。日本人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有计划有系统地施行对朝鲜文化的扼杀，培养效忠日本人的韩国国民，当时韩国国内惟一的一所正规大学———汉城帝国大学里的日本学生比韩国学生要多出两倍多。 在1916年，韩国国内只有一种韩文报纸，还是由日本政府出版的。到1920年，才又出现了三种私人办的、须经严格审查方可出版的韩文报纸，它们是：《东亚日报》、《朝鲜日报》和《中央日报》。就是这样，这三家报纸在1941年还是被勒令停刊了。此后，再也没有任何韩文刊物被批准发行过。 伴随着国土沦陷而来的是农业的破坏，在韩国被日本占领期间，大约有一万平方公里的农田被日本人攫为己有，迫使一百多万农民大规模向中国东北地区迁移，以寻找可以耕种的土地。到1933年，日本把占年总产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120万吨大米向本国出口。日本人还砍伐了大面积的森林，从木材买卖中大收渔利。所带来的恶果是，大片风景如画的土地因滥伐而成了不毛之地。 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之后，有六万六千多人被日本人屠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韩国成了为日本战争机器服务的血汗工厂。到1945年，共有261万名韩国人工作在日本人的煤矿、军工厂，其中有六万四千多人死于过度劳累、饥饿、虐待和营养不良，有37万韩国人被迫加入日本军队，其中有15万人死亡或失踪。 在1945年日本人离开时，韩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被严重挫伤了，他们心中留下了蓄积着仇恨的煤炭，哪怕是极小的一颗火星，也能触燃熊熊烈焰。 在朝鲜战争期间，当韩国人民牺牲生命的时候，日本人却取得了经济复苏和繁荣的成就，对当时的情景，有些韩国人心酸而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做买卖，日本拼命干，韩国忙大战。” 1952年，在美国的敦促下，韩日正常化谈判曾经着手进行，但由于当时李承晚总统强烈的反日情绪，谈判受挫。 1964年朴正熙政府又开始采取积极行动来加速谈判的进程，但由于人民内心的抵触心理如此强烈，为了防止严重阻碍谈判的进程，谈判只得秘密进行。但是，在1964年3月，当时执政的民主共和党领袖、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钟泌与日本交换韩日关系正常化秘密备忘录，这一消息被证实以后，像核爆炸一样在韩国国内激起了一股浓浓的蘑菇烟云。 此事一被泄露出来，第二天一早，大批大批的学生涌上街头，举行了李承晚倒台以来最大的示威活动。汉城大学、朝鲜大学、延世大学的学生，烧毁了国家元首的模拟像，另一些学生扛着一具模拟棺材，表示要“埋葬国家主义的民主”，这是朴正熙一贯倡导的国家目标的象征。投掷石块的学生与挥舞警棍的警察发生了冲突，有几十名学生受伤，34名学生领导人被捕，再次引燃了国民的愤怒之火。 3月25日，学生们又向总统官邸青瓦台进发，并在该地举行了静坐示威，他们坚决要求见朴正熙，表达他们对韩国在日本面前屈就的不满。3月30日，朴正熙和外交部长接见了11名学生代表和有关大学的校长，他认为，学生们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这些代表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片面的。 朴正熙深知，当时的政治现实是一个放下武器、握手言和的时期，日本就像一只从战争灰烬中腾空而起的凤凰，一下子成了亚洲首要的经济强国。要使韩国在经济上强盛起来，必须把仇恨抛在脑后，尽快实现韩日邦交正常化，应该走向一个使两国都能受益的、和睦相处的新时代。 随后，学生们暂时停止了示威并期望在谈判中会出现令人满意的结果。 4月和5月之间，仍有零星的示威发生。5月20日，当学生们听到丁一权总理在声明中说，他将把完成韩日谈判作为首要任务时，本来已经相对平稳的局势又被激起轩然大波。投掷石块、拳脚相加的流动示威，1000名学生的被捕，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校学生们被强令提前放假。 1965年，韩国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谈判终于达成了有实质意义的协议。这段时期，朴正熙一直引导政府渡过急流险滩，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来自某些政治团体和学生们的猛烈反对，但每一次反对又遭到了政府更为严厉的回击。 执政党不得不通过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强烈要求批准协议，这在国民大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之间挑起了第一次冲突。8月14日，执政党又在反对派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闪电般地表决通过决议。 示威游行再次发生，军队也处于待命状态。学校也因再次的强制性放假而关门大吉，这一次，政府对学生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有52名学生和18名教授被政府下令开除出所在学校。在示威游行此起彼伏而越来越难以控制时，政府派军队开进了各大学校园，这里曾是学生的避难所，朝鲜大学和延世大学这两所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被勒令停课16天。 在铺满了失望学生的尸体的道路上，终于有了结果：1965年12月18日，韩日关系正常化漫长而又曲折的煎熬提前结束了，两国政府签署了一项正式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