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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В渚Γ坏昧硕〉取！ �1907年春季，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学院中的17名学生，正准备迎接他们的毕业大典，李承晚却满怀不能毕业的恐惧。因为他缺乏营养，健康受损，由于健康不良，他不能去听许多课程。幸而院长威尔勃和教授们对他仁厚而且了解。当6月5日，星期三，毕业典礼举行的那一天，华盛顿的周报刊出了详尽的报道，该报对李承晚一向同情，在毕业典礼特刊中记着：“……没有一个毕业生在接受文凭时，得到如此热烈的掌声，像这位韩国青年人那样……因为营养不良损害了他的健康，并且几乎使他丧失学位。” 许多年后，伊瑟在1950年写下一些回忆，她说李承晚是个十分拘谨的人。他常穿一件整洁的黑羊毛衬衫，严肃地昂首漫步，踽踽独行。她又说：当年李承晚30岁时，他具有充沛的活力与坚强的人格，他一生只有一个目的———使他的国家独立，使他的同胞享受幸福的生活。他天赋的品质会影响到朋友和与他初次见面的人，所以人家谈到他的时候，都称呼他为李先生。他从不多话，但他与人相处有方，对于没有礼貌的人，他常以缄默对之。 李承晚在那时的沉默，一部分原因是他“天赋的庄严性格”，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他觉得在种族上、经验上和对于世界观等重要问题的意见上，都和周围的美国环境大相径庭。只有极少数的人，像具有严肃性格的伊瑟·贝亚小姐，与李承晚的思想是一致的。结果，曲高和寡，李承晚只好戴着面具去过他的生活了。 他在华盛顿大学求学时期，借着演讲韩国问题，略有收入，弥补生活。他特别喜欢演说，因为一方面可以借此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可以为国家争取一些新朋友。此外，他由于博得听众诚挚和热烈的掌声，感到精神振奋，他的演说显示出非常流利的口才，抑扬顿挫的声调，丰富的内容和美丽的修辞。他演说时的姿势也极为动人，完全不似人们所传说的东方人缺乏表情。他是个有经验的演说家，因他早年在国内的恶劣环境中从事群众运动，身历其境的经验使他的演说充满热情，倍加生色。 秋季，李承晚即往哈佛注册，从他注册所选的课程，可以了解他兴趣的本质。他求知的倾向明显在于彻底认识世界的局势，他选读欧洲史和美国史，还有欧洲各国的扩张和殖民政策史，19世纪的工商发达史。此外，有国际法、仲裁法、美国的外交政策等。以东方的背景来选读这些课程，那是完全新颖的，而且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研读。所以他潜心研读，每至午夜。除了偶尔公开演讲外，很少参加大学的社交生活。各项课程，他都读得很好，在最短期间内便拿到硕士学位，但同学们却没有对他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只待了一年。 1908年春季，李承晚在哈佛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然而，他从不觉得对于母校有任何深切的情感。而且这时候他的心情已经不在课室内了，因为当时的韩国，已被日本人有计划地夺取了政府的各部门，并控制着耕地和工业资产。不久，李承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09年9月，在哈尔滨，一个韩国爱国青年安重根，刺死了日本侵朝元凶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是西方国家很敬佩的人物。他正在赴莫斯科途中，是代表日本和俄国谈判瓜分韩国的，他的意思是从韩国北纬三十八度划线，北部归俄国统治，而日本则占有南部。安重根当场被捕，囚于旅顺监狱，后坚贞不屈而就义，安重根临刑前书写了四个大字：“第一江山”，他认为祖国锦绣江山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最美的。 李承晚攻读博士学位时，研习的学科便是国际公法，毕业后他在几个场合常常幽默地谈这个笑话，他说：“教他研究国际公法的艾里特教授，应该将学费退给他。因为在事实上，国际间只有强权，根本没有国际公法这回事。” 毕业典礼于1910年7月14日举行，这是威尔逊校长最后一次主持的毕业典礼，威尔逊很快辞职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总统。当李承晚自威尔逊手中接受博士学位证书时，当威尔逊校长将博士学位的披肩放在李承晚肩上热烈握手祝贺时，李承晚的内心有无限的伤感，因为他的学业已经完成，这是他要回到祖国去的时候了。 然而，他的祖国已被日本人侵占，韩国的名称也不存在了，她变成了朝鲜，是日本的附庸国了。李承晚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一年，同时就是韩国被日本正式合并的一年。 李承晚对普林斯顿最为深刻的回忆之一，就是他的博士学位的笔试和口试，都是相当艰难的，这艰难不是其他的人所能想象的。然而，他觉得骄傲，以他一个外国人，早年所受的教育都是东方历史、哲学及文学，而能通过各种严格的考试，如美国及欧洲史、国际公法、西洋哲学等。这双重的经验和教育，给他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沟通了东方和西方的思想。这文化上的成就，是造成他的政治力量和领袖地位的主要因素。韩国人也普遍知道：他是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个韩国人。 事实上，李承晚自小就没有离开过书房。他的双亲，原意是决心造就他成为一个读书人。六岁以前，便开始学习中国古文。在他的一生中，和书本、纸张、笔墨、小型打字机结了不解之缘。他75岁那年当选为韩国的大总统后，在汉城与釜山终日不断地批阅文件，听取报告，讨论问题，制定政策，看上去真像一个认真努力的大学者，把他研究的理论在社会中实施一般。 李承晚的一生，不断地追求学问。学了就教，在有了教学的实际体验后，又再去学。这种教学相长的情形，如他在狱中皈依基督的时期，一面自学，一面教人。因此，他的思想领域日益扩展，积累的经验使他渐趋成熟，尽管在30岁他才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但他的某些学识和人生经验，可说已在一般教授之上。他学识中的最大缺憾，是对于西方世界与现代文明所知太少，这是他极想学习充实的。 李承晚在华盛顿、哈佛、普林斯顿三所大学，常常从事演说。他用一本小册子，记载着他的演说日期和每次二元至五元的演讲费。有时，演讲费也有高至15元的。许多演讲起初都由青年会主办。其后，他开始接受各城市和各团体的邀请了。他常放映70至100张幻灯片，演讲的题目，大都是关于教会在韩国的工作和韩国人种种进步的事实。他常利用机会，使美国人对于保障和恢复韩国的独立有更多了解和关注，并呼吁美国人支持韩国人抵抗日本扩张的野心。听众一般的反应是：对于他演讲的前半部分，都感到兴趣和发生同情，但是对于后半部分却感到不安而不能接受了。
第一部分：神像背后的忍者—李承晚开始教育檀香山的韩侨子弟
开始教育檀香山的韩侨子弟 李承晚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虽然觉得彷徨，但对于他的职责，是丝毫没有疑惑的。问题不是在他应不应该立即回国，而是回国后做什么和采取怎样的行动方针。当汉城基督教青年会的格拉先生来拜访他，代表青年会国际总会会长摩特博士聘他去韩国担任组织、教育与传播福音工作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立刻表示接受，因为这事解决了他回国的手续与旅费，此外这个任务可使他与国内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接触，告别过师友后，他即返回离别了六年的故乡。 回国后，李承晚在汉城度过了多事而繁忙的17个月。当初，他原想在改变了的环境中找些有意义的工作做，但当事实证明不可能时，他就尝试新的活动。有位基督教学者名叫李商在，人们尊之为韩国的托尔斯泰，他是李承晚的狱中老友，并由李劝说才入了基督教的，李承晚去拜访他，二人的友谊就更亲密了。当时韩国基督教青年教会的美国秘书菲立普·吉利，是个有作为、富理想的人。 最初李承晚埋首于青年会工作，一心想在基督教会的服务中拯救同胞而不开罪于日本人，他从未想过对征服者可以妥协，不过他认为如果不积极反对他们的统治，也许可以暂时共存，所以他游遍全国，在各地学校演说，在礼拜堂领导礼拜。虽然如此，狡猾而精明的日本人岂肯放过他。李承晚为了要避免发言不慎而引起的麻烦，忍受着无限的屈辱和煎熬，即使他心中最想说的话也只有按捺住，于是心情日见沉重，在1912年3月，他放弃了青年会的演说工作，但他发现这也不是退避的道路。数日之内，他又得为学生运动作旅行演讲，结果被日本人扣留，就在这个生死关头，韩国基督教会立即斡旋，李承晚本人免遭迫害。 那年春天，监理会在米里亚波里斯召开国际会议，李承晚被韩国监理教会选为出席代表，同行者有两个外国传教士和一个韩国牧师，他们为李承晚向日本当局取得了出国许可，3月26日他再度出国，与父亲挥泪作最后一次的告别，老人站在家门口，挥着手，扭转面，不胜悲痛。李承晚之父逝世于1913年12月5日，这次成为他们父子之间的永别。 代表们先到达日本，在东京青年会的盛大聚会里各有演说。4月10日，李承晚从横滨搭上“谭巴吉努号”轮船，汉城监理教会的教士为他送行，他们一再劝告到美国后千万不要批评日本，致使国内同胞牵连受害。等到轮船驶出了日本港口，李承晚才透出一口气，因为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在狐疑中，不相信日本人真会放他走。 1912年秋，他渴望在美国大学里找一份教授的工作，但他又感到不能为祖国奋斗，空耗岁月。秋末，李承晚的狱中友人朴容万赴夏威夷州的首府檀香山，与当地韩侨领袖商洽筹款办一间韩文学校，打算请李承晚担任校长。1913年，这些领袖邀他往檀香山，他们已经募到3万美元基金，他立即前往。但他发现人事环境极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