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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郎�1931年，出身于韩国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他就从事农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养成了吃苦耐劳、顽强好胜的性格。 全斗焕的父亲不是普通的农民，有一定的汉学基础，常常以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的故事教导幼年的全斗焕，使他从小就把“大丈夫当顶天立地”奉为座右铭。 全斗焕九岁那年，全家曾迁至中国东北吉林省垦荒耕作。三年后全斗焕的父亲到大邱经营中药房，于是全家迁至大邱，全斗焕读完私塾后，便进人大邱工业学校学习。 在大邱工业学校读书时，因花不起住校费用，他被迫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去上学，早起晚归受尽了磨难。但不管刮风下雨，从不迟到旷课，有时同学邀他坐车，他宁愿自己徒步回家。有一次生物课考试，任课教师事前宣布这是开卷考试，并可以与同学商量，于是，同学们或抄教科书，或三三两两地商量。只有全斗焕独自一人，既不抄书，也不与别人说话，心怀怨恨地完成了考试。 工业学校毕业后，全斗焕并不愿意去当默默无闻的机械师，他决定投笔从戎，于1951年考入作为军队将领摇篮的韩国军事学院。陆军士官学校根据当时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第八军军长范弗里特将军的建议，从1952年元旦起实行四年制的现代美式教育，所以全斗焕成为韩国军事学院正式接受美国教育的所谓正规一期的学员，这为全斗焕发迹创造了有利条件。毕业后，全斗焕步人军界。1958年和1960年，两度赴美进修受训。 1961年全斗焕任空降部队的上尉营长时，他充当了朴正熙“五·一六政变”的得力干将。这场军事行动的关键一役，是由海军陆战队和伞兵团组成的3600名敢死队员攻打汉江大桥、占领总统府和国会议事堂大厦。当时的全斗焕就是该伞兵团的营长，他率领伞兵队员拼命冲锋，与朴正熙一道渡过汉江，攻占政府要地。 一向以刻薄寡恩著称的朴正熙，这时候对全斗焕称赞不已。由于受到朴正熙的信任，全斗焕步步高升。1970年全斗焕赴越南参战，任“白马师”第二十九团团长。次年回国，在车智澈的提携下担任青瓦台警卫室副室长助理，后来车智澈担任警卫室室长，全斗焕官至陆军保安司令。 当时全斗焕只有少将军衔，以少将军阶任此官职，在以前还没有过，军界称他是在韩国年轻一代军官里发迹最快的人。 全斗焕对朴正熙极尽效忠之能事，他利用工作之便接近朴正熙，并经常与朴正熙一家共同进餐，俨然是朴正熙家庭中的一员。全斗焕与朴正熙的女儿、儿子以兄妹、兄弟相称，并肉麻地称仅比他大14岁的朴正熙为父亲。 一次，朴正熙举行家宴招待全斗焕，朴正熙向他祝酒，说了几句奖掖的话。 全斗焕受宠若惊，匍匐逢迎。一杯白酒一饮而尽后，他动情地说： “请父亲尽管放心，为了保护您的安全，为保卫维新体制长存，我甘愿付出生命。” 得知朴正熙遇刺的消息，全斗焕如丧考妣，痛哭失声，他顿足深悔自己没有抢先对金载圭下手。他打电话对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说：“我不会忘记当哥哥的责任，我定要手刃金载圭，为父亲报仇雪恨！” 由于朴正熙的被击毙，韩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短暂的解冻局面。以崔圭夏为首的新政府，适应各阶层人民要求取缔“维新宪法”的强烈愿望，于1979年11月26日成立了“修改宪法审议特别委员会”，保证“在一年之内完成宪法修改工作，然后根据新宪法选举总统”。 接着，又取消了《第九号总统紧急措施》，释放了根据该命令逮捕的各界人士68人，同时解除了对著名人士金大中的软禁，并恢复金大中、尹潽善等687人的一切政治权利。 韩国政治生活空前活跃起来，民主似乎有了希望，韩国迎来了所谓“汉城之春”，低沉过一个时期的民主化运动重又开放绚丽之花，人们充满希望地欢呼民主政治时代的来临，然而新的斗争序幕拉开了。 作为强硬派的骨干分子，全斗焕看到民主化运动逐渐得势，十分恼怒，加之军队中的稳健派开始清洗强硬派，他不甘束手待毙，于是渐生政变之心。 1979年12月7日，全斗焕与卢泰愚（第九师师长）、车圭宪（首都军军长）、黄永时（第一军军长）、俞学圣等全斗焕派系的负责首都防务的将领密谋起事，发动“肃军政变”，时间定在12月12日。 到13日，政变军队已经包围了总统府、政府大厦和所有政府官邸，控制了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社，军事政变成功了。 全斗焕夺取军权后，随即改组军事指挥机构，此后又陆续清洗了四十余位稳健派将领，并将自己的心腹安插到军队的各要害部门。作为全斗焕的亲信，李熺性出任陆军参谋总长兼军事管制司令部司令，卢泰愚被提升为首都警备司令，黄永时、郑镐溶等则分别充任陆军参谋次长、特战司令官等要职。于是，以全斗焕为首的新军部少壮派势力实际上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 “一二·一二政变”的枪声也未能降低人们的乐观情绪。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三金”便是他们的代表，他们是：继朴正熙之后任民主共和党总裁的金钟泌、新民党总裁金泳三、韩国政界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人物金大中，于是，这一时期被舆论界称之为“三金时代”，作为当时韩国政界最有影响的人，“三金”各自准备参加竞选总统。 由于金钟泌是保守力量的代表，曾参加维新政权镇压民主力量的暴行，竞选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他积极活动，并同崔圭夏等官方代表频繁会晤，不少大型财团把希望寄托在金钟泌身上。 金泳三与金大中这“二金”，可以说是民主势力的代表，但由于“二金”都想当总统，民主力量内部出现矛盾。金大中不愿与金泳三和新民党合作，“二金” 的分裂逐渐表面化，金泳三认为分裂必然葬送经过长期斗争付出血的代价取得的民主斗争的果实，因此他积极主张金大中回到新民党内，共同壮大党的力量，并接连与金大中会谈，试图说服他参加新民党。 金大中则认为，我的目标是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但若是加入新民党，则很可能得不到参加总统竞选的资格。因此他表示，只有新民党愿意认定他为党的总统候选人才能加入，或者允许金大中派系的所有在野政界人士全部加入新民党，他才可以与金泳三合作。 新民党不接受金大中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金大中提议建立联络和协调“二金”关系的机构，以促进双方的合作和交流。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全斗焕兵变抢滩（2）
1980年3月26日，金大中正式宣布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 4月4日，“二金”在新罗宾馆晤面，金泳三建议在新民党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之前，请金大中先加入新民党，然后再考虑金大中派系的入党问题。金大中表示，原则上同意加入新民党，但是要等他和在野政界人士商量后，才能作出最后决定。 4月7日，金大中宣布：“根据与在野人士商议的结果，决定不参加新民党。” 在野民主势力终于陷入了分裂的窘境，全斗焕瞅准时机向总统权杖伸出了铁腕。 1980年4月14日，全斗焕出任中央情报部长官，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同时控制了军、政双重特务机构，成为韩国权倾一时的人物。但全斗焕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蓄势待发。 全斗焕肃军政变后，继续推行朴正熙的维新政治，引起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议浪潮，1980年4月19日是韩国推翻李承晚独裁政权20周年纪念日。此前的几天时间里，汉城、釜山、大邱等城市的学生接连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活动，一时间，反对全斗焕军人集团统治的群众运动席卷全国，使全斗焕集团感到岌岌可危。 全斗焕坐不住了，他再次导演了一场政变。 5月17日，全斗焕颁布“非常戒严令”： 一、 从5月18日零时起，实行全国范围的戒严； 二、 禁止一切集会、示威等政治活动； 三、 对出版、新闻报道和广播进行事前检查； 四、查封国会、各政党总部，各大学一律关闭并进驻军队； 五、禁止一切擅离职守及罢工、怠工行为； 六、禁止对前任和现任总统的亵渎、诽谤行为。 全斗焕手中有枪杆子，他抛弃了“不介入政治”的诺言，逮捕了在野民主人士、要求解除戒严的学生领袖，以通共罪名逮捕了民主人士金大中，并将金泳三软禁，就连金钟泌也不能幸免。 本来金钟泌、全斗焕都是朴正熙独裁政权的余孽，然而围绕着由谁来当总统这个问题，两人展开了剧烈的争夺，成为势不两立的对手，全斗焕对金钟泌的跃跃欲试实在看不下去了，撕破脸皮把自己的“老上级”兼“老师父”抓进保安司令部西冰库审查室。一直关押了47天以后才放回家去，结果金钟泌被剥夺了公职和私有财产，沦为“平民”，他搂着夫人朴英玉号啕大哭。 著名的“光州起义”爆发于5月17日，也就是在全斗焕颁布“非常戒严令”的当晚，韩国各地纷纷举行反对“非常戒严令”的集会，韩国第三大城市光州市，素有斗争传统，走在斗争前列。5月18日，20万各界群众参加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学生和市民高举“全斗焕下台！”等横幅，强烈要求释放金大中及被捕的学生和各界人士。 全斗焕立即调遣空降旅和大批军警前往镇压，武装军人残暴地殴打和屠杀无辜群众。愤怒的群众被迫从5月20日起用木棒、镐头、铁管等进行反击，同军警进行搏斗。他们捣毁电台和警察局，切断市内电话线，组织公共汽车车队冲击军警封锁线，夺取装甲车和军用卡车来同军警对峙。最后，攻占了警察局的军械库，取出武器弹药武装群众，筑起街垒同军警对峙。 21日，市民抬着遇难者的遗体上街游行，武装起来的市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