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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也有深入发展，加强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民
主改革基础。
西欧各国的社会阶级结构 战后西欧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大发展变化，
促进了西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虽然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队伍的主体仍然存在，但它们的成分和集团外延已在很大程度上不同
于战前。这种新的组合因素使西欧阶级状况变得更为复杂，阶级界限在某些
方面已容易被忽视，所以，重新认识和分析西欧各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及
其特点，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战后西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主要变化体现在成分的复杂化和数量模
糊化两个方面。过去，资产阶级的概念主要指企业主、商人、银行家等，但
在战后，高级管理人员、知识分子上层和许多官僚也跻身其中，而后者的阶
层划分常常因其标准的不定量化而变得复杂和模糊了。工人阶级的概念也从
产业工人发展到雇佣劳动者这样一个笼统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产业工人、农
业劳动者，而且包括了第三产业中的雇员和各类技术人员等。据国际劳工组
织资料统计，西欧国家社会阶层中雇佣劳动者在成年居民中所占比例，从50
年代至70年代中后期，一直呈上升趋势，例如英、法、西德、意四国分别由
92。5％、66％、70。8％、61。2％上升到92。6％、82。 1％、86。2％和73。 7
％，这说明劳动者的队伍扩大了，也说明这个队伍的概念更宽泛了。
战后西欧社会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产阶级的人数大量增加，成
为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阶层。从成分构成上看，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
这个阶层，中高级管理人员、中级官吏、小业主等也被看作是中产阶级的组
成部分。西欧大学生数量由50年代的近百万人增至70年代的500万，一方
面缓解了适龄青年加入就业大军的冲击力，另一方面，这个数量可观的学生
群体，在各种社会条件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和作用下，形成西欧战后社会中的
一个特殊阶层。从主流上看，它不可避免要分化，溶进各个阶层中去，但它
的人数也是个常量，内部状态很活跃，使社会难以捉摸，可以说，它是一个
“问题阶层。”
欧洲共产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于西欧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中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已故意共领袖贝林格说：“所
谓欧洲共产主义就是从欧洲资本主义的特殊条件出发，寻取社会主义道路。
它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于苏联东欧已有的模式。”
欧洲共产主义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它是欧洲战后历史发展现实的反
映，也是一种对苏联东欧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逆反。它在理论上仍自信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其基本信
念。在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欧洲共产主义既反对十月革命武装起义道路，又
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改良道路，声称要走第三条道路，即“独特民主道路”。
这条道路是主张通过民主斗争的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政权问题上，
欧洲共产主义主张以无产阶级领导权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专政一词同暴
力、独裁等概念相近，易产生歧义。在建党问题上，它主张建立有广泛群众
基础的群众性政党，不主张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既在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
也允许党内有不同思想观点。在政党问题上，欧洲共产主义还主张多党制和
轮流执政，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应实行混合型经济体制并逐渐将垄断
资本转变为社会所有，最终消灭私有制。在国际问题上，它主张以“新国际
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点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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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共产主义形成以来，经历了严峻的发展考验，也曾风靡一时，也曾
陷于低潮，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与社会民主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尽管它
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危机，但仍是欧洲政治生活中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目前，
它仍拥有上千万张选票和300余万党员，在各国议会中或多或少拥有一些席
位，并在欧洲议会中拥有几十个席位。
由于欧洲共产主义既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运动，所以，当它尚未在实
践中取得政权作出证明时，它的理论的科学性、成熟性或可行性就仍然是个
未知数。因此，欧洲共产主义只能在欧洲的政治实践中为自己写出是与非的
最终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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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日本和太平洋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一、日本的经济飞跃与社会问题
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进入战后经济持续
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之所以能较快摆脱战败经济困境，恢复经济并进入高速
发展时代，除了民主改革、朝鲜战争及日本原有的经济基础、人材储备较好
等诸多因素之外，也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状况相关的。50年代中
后期，国际关系由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冷战对峙开始向缓和、竞争方面转化，
苏联与日本于 1956年恢复了外交关系，日本还于当年加入了联合国。这说
明，日本已经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平等参与的资格，国际贸易环境恢复正常，
这对日本这样的岛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955年前后，日本已经获准加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及关贸总协定
等国际经济组织。利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多边贸易关系，日本在科技革
命中采取实用主义、拿来主义等策略，使其经济发展投资效益高，促进了经
济高速增长。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主要体现是政党政治相对稳定，为
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自民党成立后，尽管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复
杂，内阁更迭频繁，但其一党执政的局面持续近40年，而且仍未见有被替代
的明显趋势。执政党政策的长期稳定，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这
是不容忽视的。
为了迎接和引导经济发展的（禁止），日本政府积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计
划，其根本目标是促进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实现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化，实现
经济高速增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并加速资本积累。具有代表性的计划是《经
济自立五年计划》、《新长期经济计划》等。前者是鸠山内阁1955年制定的，
后者是岸信介内阁1957年制定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实现经济
自立和充分就业，具有从恢复经济时期的经济计划向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计
划转变的性质和作用，因此不免保守性。该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多数只用
两年时间便实现了。计划原定年增长率为5％，而实际增长率为9。1％。为了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政府制定了《新长期经济计划》，提出并规定了更
高的政策目标。它的特点一是提出的重点课题都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必须
的，二是把高速发展与稳定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结合起来，标榜“福利社会”，
三是分层执行，即要求政府经济部门和民间企业在执行计划时区别对待，对
民间企业实行引导或诱导的方法。该计划尽管规定了6。5％的高增长率，但
仍被超过，1958年后便出现了15。6％的年增长率。
高速增长使日本政府和经济学界就如何估价经济发展形势等问题发生了
论战。至《新长期经济计划》时，日本多数经济学家都主张“稳定增长”，
如著名经济学家后藤誉之助、大来佐武郎、并本信义、金森久雄等，都是稳
定增长论者。但崇尚凯恩斯主义的下村治却提出，“日本经济今后 10年中
不是增加 1倍，而是增加到 2。5倍乃至3倍，”他认为日本经济处在历史勃
兴期，必将有更高的发展速度。这个理论当时受到普遍非议，但经济发展的
历史结论却证明下村治是有远见的。在岸信介内阁制定并推行《新长期经济
计划》时，自民党内另一位政治家池田勇人召集了一批经济学家，以下村治
的理论为中心，研究新的经济政策。1960年池田勇人上台组阁，即推出新的
经济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实施第一年，就实现设备投资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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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计划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也超出计划，表明下村治的理论是有根
据的。
《倍增计划》的政策目标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和达到充分就
业。”计划规定用10年时间，即从1961年至197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番，
日本国民收入接近联邦德国和法国，超过意大利。《倍增计划》有四个显著
特点。一是既有明确的长期目标，也有具体目标和措施；二是进一步明确地
把计划分为政府部门计划和民间企业计划两大类，政府部门重点在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民间企业则有较大的灵活性；三是既着眼于经济增长的宏观
控制，也重视有关地区差别、工农差别等问题，谋求社会关系的系统调整和
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四是重视人材培养，把它纳入经济计划，当作发展经济
的重要环节。
《倍增计划》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到1970年，国
民生产总值翻了1。4番，私人投资超过计划40％，国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