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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是给你的，斯皮茨先生。”
他沉默。
“斯皮茨先生？”
“听着，我怎么知道你不在撒谎？”
“你是不知道。可你又会失去什么？”
“许多。”
“我不是警察，你不用担心，问问怀特就知道了。我的上司为你弄到了一批新货。”
斯皮茨又喘气了。“好吧，那就给500块，我们见次面。”
“那就说定了。什么时间？在哪儿？”
“今晚八点，利弗公园。我在你和怀特说话的那张野餐桌旁等你。一个人来。”
“到时我会来的。’哦放下了电话。
阿莫斯·里特走过来，在我背后站住，皱着眉头。“一定是他。”
“嗯，嗯。八点钟我到公园去会会他。”
“我不赞成。”
“不会有事的。”我犹豫了一下，“我一直请你帮助我，现在又要请你帮忙了。斯皮茨要500美元，我没有带那么多现钞，只有200美元，其余的可以向你借吗？”
“当然可以。你还需要什么？”
“想暂时借用一下你的枪。”
我拿了阿莫斯给的钱，并从他的收藏中挑选了一技小巧的0。38口径手枪，然后查了查一本当地电话号码簿。在阅读博丁案件时，我发现他父亲还住在莫诺拉，我决定去拜访他一下。我离开阿莫斯住房时，这位作家带着忧虑的目光站在窗户前。
埃德·博丁的父亲住在钢铁厂旁边一幢五层楼退休工人楼房里。我走出三楼电梯时，透过窗子望见钢铁厂全景，它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苍凉、萧瑟。
我敲响了317单元的门，开门的是一位拄拐杖、身体很虚弱的老人。我给他看了我的名片，问他能否谈谈他的儿子。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了挂念和忧虑。我在他指的沙发上坐下，他在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也坐了下来，警惕地把拐杖放在了我们中间。
“博丁先生，”我说，“我知道，这几年你很艰难，而且你也不想再回忆那些令人不快的经历。可在调查过程中，我已发现了一些也许能帮你儿子洗清罪名的事实。”
老博丁的手紧握住那根拐杖。
我继续说：“我知道，被捕前你儿子就担心管理部门要除掉他。”
老人垂下头，表示默认。
“他和你说过他的担心吗？”
他清了清喉咙，低沉地说道：“对于公司的事，我儿子谈的不是很多。孩子对父母都有戒备，他不想让我为他担忧。”
“可当时你知道他为自己的安全担心过吗？”
“噢，知道。不只是他的安全，而且是他的性命。他了解戈登那帮人。工会地方分会是那帮人的主要问题。削弱工人力量的最好办法就是除掉他们的头领——我的儿子。”
“对此，你儿于没有任何防备吗？”
“有的。在他被捕前三个星期，我儿子把一只帆布包交给了我，说里面放着备用的衣服和现金，以备不测。”
我曾怀疑埃德·博丁和奥古斯特人是同一个人，但那枝在爱司汽车旅馆发现的印有“启斯东公司”的圆珠笔使我纳闷，因为按常理，博丁应该把他的笔随身带进监狱。现在，照老人的说法他在被禁闭之前就准备了那只包的话，那么那枝笔就好解释了。
我问他的父亲：“那只包呢？”
他避开我的视线。“我儿于被关进监狱后，我就把它扔掉了。”
“是不是蓝色的，上面有‘联合航空公司’的商标？”
慢慢地，他又把视线移向我。“你见到那只包了？”
“是的。”
“看到埃迪了？”
“没有。”从荒漠瓶子屋墙基中掘出来的尸体不是他的儿子还会是谁。
老博丁点点头，似乎对什么有了把握。
“你儿子是什么时候来拿那只包的？”我问，“在他离开格林斯堡的那天晚上？”
老博丁叹了口气，放开手中的拐杖，身于瘫陷在椅子里。“那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要我把包替他送去。那时我的腿关节炎还没有如此严重，我还能开车。我在新斯坦特恩公路的路旁停车线上见到了他。”
“你在新斯坦特恩公路见到他时，他有没有说打算到哪儿去？干什么？”
老人又移开了视线。
“我不该问吗？”
“现在不会伤害到他了。他死了。”
“为什么说这话？”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早就跟我联系了。我了解自己的儿子。他跟踪戈登，而戈登却把他杀了。”
“他告诉过你，他将跟踪戈登吗？”
老博丁闭上眼睛，点点头。“是的。那晚在新斯坦特恩公路上，我们一起坐在我的车子里。我儿子说他要戈登赔偿对他和启斯东所做的一切。我告诉他，戈登的势力太大，恳求他算了。可我的埃迪不听我的话。”
我不知怎样来安慰他，也用不着安慰了。老博丁知道自己失去了儿子，而且很快，也许明天清早，一位警官将敲开他的门，告诉他埃德·博丁的尸体在哪儿。
我把一张答应给怀特的钞票交给麦克格莱恩侬酒店的跑堂，然后，把车子开到利弗街的铁路路基旁。时间是7点50分。
我注视着那座铁路立交桥，可没见有人进入公园。一辆警车拐个弯，悄悄地向我这边驶过来。我在车后伏下身子。警车从我车边经过，向山上开去。然后，我朝立交桥走去。
南面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我抬头一看，在钢铁厂附近的转弯处，有火车车灯在慢慢地移动。是一列长长的货车。火车很快就在我头顶上驶过去。
漆黑的公园里没有一个人。那张破旧的野餐桌隐现在灯光被树叶遮住的阴影中。
我想，斯皮茨也许改变了主意，但也有可能在暗处观察我。我决定躲在立交桥下，再等上几分钟。我把手枪插到了牛仔裤的腰带上，用安娜的斗篷遮住了枪。
立交桥下面又黑又潮，而且很冷。宽阔的莫诺加希拉河静静地躺在那儿，河水在月光下泛着涟漪。我盯着河面，竟然着了迷。突然，从柳树林中，传出一声压抑的咳嗽声。
是吉姆·斯皮茨，他在树阴中观察公园里的动静。
我决定打破这个僵局，便走了出来，向河滩上走去。最后，我站在立交桥旁，手里紧握着手枪。
不一会儿，从柳树林中走出一个人来，中等身材，穿着海军短外套和牛仔裤。除了苍白的脸和黑头发，我无法看清他的面容。他朝我看看，然后走到野餐桌旁，坐了下来。
我也走了过去，站在桌子的另一边。月光下，我看到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斯皮茨的神情显得不满意，而且，还有一点不信任。
他仔细打量着我，一阵咳嗽以后，问：“戈登的500块在哪里？”
“先给200，”我说，“还有300块，以后再给。”
“以后是什么时候？”
“我们谈完之后。”
“谈什么？”
“你是怎样诬陷埃德·博丁的。”
“……我觉得你说过你是戈登的人。”
“不错。”
“那你应该知道。”
“那件事我不知道。而最近他很少说话。你听说过他妻子的事吗？”
斯皮茨点点头。
我拿出一张名片，隔着桌子向他推了过去。“戈登雇我找出骚扰他的人，可还没等我查出来，就发生了那场爆炸。我觉得那是同一个人干的。我还觉得整个事情是从莫诺拉这儿开始的，是从博丁的逮捕开始的。我想知道和你联系的人是谁，作出这些安排的人又是谁？”
他拿起名片，仔细地看着，用手指摸着一个个字母，好像在读盲文。我在一旁等着。
过了一会儿，斯皮茨问道：“你会给我带来麻烦吗？”
“不会的。对我来说，博丁一事已成历史。你给我提供信息，我会给你报酬，并且从此以后不会再找你。”
“可我怎么知道你不会把我告诉你的报告给警察？”
“凭这个。”我拿出200美元，放在桌子中间。“如果我把你说的报告给他们的话，这钱就毁掉了任何罪证。”
斯皮茨盯着钱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伸出手，一把抓住了钱。在他把钱塞进短gbe的口袋时，又是一阵咳嗽。他强忍住，掏出一块手帕，朝上面吐了一口痰。“我得了肺结核，”他说，“现在不大有人得肺结核了。”
“听说近来发病率又高了。”
“是的，让我赶上了。”他痛苦地扭曲着双唇，“得了这该死的病，要不然，我不会拿你的钱的。”
我不相信他的话，可还是说：“为什么不跟我说说博丁被逮捕的事？”
“好吧。第一个跟我谈这事的是戈登雇员中的一个兼勤杂工作的办事员，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他说上头下来命令，准备对博丁下手，问我想不想捞些外快。”
“毒品是谁买的？你？”
“不是，我只是给他们引见了雷·威尔默。给我可卡因的是戈登的飞行员乔希·哈登。趁博丁上班时，我偷偷拿了他的外衣，然后叫我妻子把袋装毒品缝在衣服衬里中。我又给博丁打电话，说要和他见面。他没有想到他们会利用一个工会兄弟来对付他。”
“是谁把可卡因藏到博丁的房间里、又向警察告密的？”
“我想，是乔希或者那个办事员。飞行员乔希是唯一知道我和博丁见面时间的人，我只告诉过他一个人。”
“为这事他们给你……？”
“并不很多。”他咬紧嘴唇，移开了目光。
“难道你没有想过检察官也许不会相信你？”
“不会的。他们告诉我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除了那个办事员和飞行员外，你还和戈登的其他人有联系吗？”
“呃，拉斯·佐拉的名字出现过好几次，可我从没和他说过话。我想是这样的，戈登向佐拉下达命令，然后由佐拉传给乔希·哈登，乔希再让那个办事员和我取得第一次联系。”
“斯皮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