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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与尼基站在门旁，而可爱的尼娜则在圆桌与咖啡之间走动，给杯子加咖啡，又送来烤面包。她昂然地做这些事，毫无侍候人的感觉。她显然是这支队伍的成员，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使她担任侍应生的角色时有屈尊之感。
这间与外界隔绝的房间是在地下，有水泥覆盖，像个防弹所。邦德注意到墙上挂有很厚的一层反电子材料，这些材料是大使馆圆形室里用的。圆形室多少是从美国人那里偷学来的，它占地少，而且百分之百地保密，但使用它们的人都感到不舒服，因为它们像是大使馆腹部里的一座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小屋。但在别墅这里，有一整间大房间，对它的装修毫不吝啬。虽然墙和天花板都有衬里，但还有小的反电子器材，这是装在屋顶和房间四角的闪着红光的灰色盒子。门上加了一个推拉的部分，使房间与粗糙的本质楼梯隔开。
没有电话，这又是一个防范措施，怕的是泄密和被人窃听。
他们坐在舒适的皮椅子里，椅子排成半圆形，每个人都无法记笔记。房间里不准有钢笔、铅笔和纸。
斯捷帕科夫开始讲话，“这必须绝对保密，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才做到这一点。我猜我们对‘正义天平’的了解比来自法国和联合王国的客人多得多。首先请让我解释我在这事件中的地位。你们都知道我的名字是鲍里斯·伊凡诺维奇·斯捷帕科夫，我拥有克格勃将军的军阶。此外，由于我们害怕内部的恐怖主义，我不是通过正常渠道汇报的。我不到中央委员会或主席团去汇报。我不用亲自到你们肯定知道的捷尔任斯基广场2 号即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的地址去汇报。我只直接向克格勃主席（他现在也是我们的总统）负责。
马上你们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们已经与我贴身的工作人员——亚历克斯、尼基和尼娜——见过面了。他们是我最信任的人。我们还有些别人，他们有的在这里，有的在几英里以外森林里另外一座别墅里。他们以各种身份活动——当保镖、中介人、分析员和我最重要的数据库的保管员。我们是一支特遣部队，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些人是隐秘的——在克里姆林宫里，在我们边境内外秘密地工作着。我们组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斯捷帕科夫匪帮。在英语里，我想可以译成斯捷帕科夫的黑手党。克格勃和军队里有许多人根本不喜欢我们，我必须在消息和个人行踪方面特别保密，尤其是在莫斯科。
“你们必须明白，在我们苏联干国际反恐怖主义这一行当的时间并不长。我们还没有开始像你们在西方那样投入这项工作。我想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称之为‘正义天平’组织没有直截了当加以解决的原因。”
他咳嗽了几声，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清了清喉咙。“‘正义大平’在去年10 月才第一次引起你们的注意，而我们对它了解的时间要长得多。我们了解的情况无疑会使你们吃惊。”
他似乎是要他们准备接受一些可怕的事——一切。西方可能根本不了解的事。不管这是些什么事，詹姆斯·邦德感到有一个熟悉的冲动，就是迫切想了解敌人的一切。他还有另外一种感觉，似乎他的整个经历把他带到了这里。在他长期生涯中，他曾多次战胜过邪恶，有传奇色彩的邪恶，刑事、政治和军事的邪恶。这些事在当时看来似乎都不是真实的。而现在他觉得他要面对的现实似乎是以前从未面对过的。
斯捷帕科夫告诉他们，“正义天平”早在1987 年就存在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卫星国里了。起初，他们的观念是俄罗斯的，所以克格勃将他们看成是不稳定的另一种表现。一开始就有告密者了。到1987 年秋，他们就知道“正义天平”的组织形式类似特务组织。“开始时有三个小组在苏联境内。现在已合而为一。”斯捷帕科夫的态度严肃。他天生的愉快、好热闹的性格消失了，似乎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些人太危险了，不应该去笑话他们或将他们作为谈笑的资料。
“我们知道另有一个小组在以前的东德，一个在波兰，一个在捷克。我们也知道他们与美国、英国和法国有联系。我们是通过告密者知道这些的，都是些我们信任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此，告密者也不知道全部情况。
从1987 年秋天到1988 年秋天，我们跟踪了42 名告密者，结果只看到了与他们直接联系的人。让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做法。
“开始时只是私下传闻。最初只是‘正义天平’这个名字传来传去，它以一种奇怪而混乱的方式传遍莫斯科。在涅夫斯基大街沿线的豪华公寓里，在工厂里，在非法市场和交易场所，在百货公司里，在军营里，甚至在克里姆林宫里，这传闻像野火一样扩散着。几天之内，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了。只有外国记者除外，因为人们本能地不将这个名字告诉外国记者。这样‘正义天平’这个词就家喻户晓了，也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了。由于人们反复念叨这个名字，这个组织就有了它自己的生命。
“然后，告密者开始传递情报，最后送入了我那个新成立的反恐怖部门。
他们使用了内务部和警察的特种部队来监视所汇报的每一个案件，但什么结果也没有。在我的匪帮的档案柜和文件夹里到处都是断了线的材料。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可以说是天才的策略。当他们想追查与告密者有联系的人时，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因为‘正义天平’吸收新人时，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这些被吸收的人有几种，他们往往是单独生活的，有时是些傻子和笨人，他们只能执行简单的任务，有时是生活贫困和无事可干的老妇人，她们迫切想有些事可以消磨时间。任务往往是陌生人在排队买肉或酒吧间，甚至是在车站等公共汽车时交给这些无知的人的。有电话的人则是悄悄接到任务的，往往是一大早，而且总有报酬。这些陌生人告诉他们这是好工作，容易的工作，对国家有利，不是犯罪。他们给每个人都起一个名字，往往是他们略有所知的人名。他们向这个人提许多问题：你想为祖国服务，从而改善生活吗？你愿意负担一些特殊工作吗？我们知道这工作很适合你。
总是有‘正义天平’这个密语，也总是有特殊的报酬，如少量的卢布、新的电视机、一包食品等。
“这些头脑简单，基本上是好人的人就这样被劝诱加入了，就像在英国或美国的男男女女在家得到报酬丰厚的工作（如写信封，在电话上进行调查）
一样。我们都知道这方法是怎样起作用的。但要命的是这些人的确收到了他们的报酬——少量的卢布、电视机，有一例还有一个星期的度假。这些人确实都是无意识地当了特务。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为非法的恐怖分子做工作。
当恐怖分子收到了对他们一系列提问的答复时就将这些人收下了，然后叫他们等待电话或来人。而来人却往往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孩子甚至就是在第一次接触的地方的某个人。这些线索都没有用，都没有结果。”
在此期间，即1987 年秋到1988 年秋，主要令人烦恼的是向斯捷帕科夫匪帮汇报的告密者显然只是“正义天平”所接触的人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知道，”他对他们说，“‘正义天平’的存在已是个现实，我们还知道他们已从苏联发展到了原东方集团的卫星国家，甚至到西方国家去了。我们的特工人员已掌握了类似发展成员技术的线索，根据这些线索，我们有根据地估计小组的数量和地点。‘正义的天平’完全像温斯顿·丘吉尔说苏联那样，是层层包裹着的谜中之谜。但丘吉尔也预言，这个谜语可能有答案。的确是有一个答案，但起初它只引导我们取得很小的进展。它使我们进入了‘正义天平’的外围，而我们所听到的情况已令人胆战心惊。”
这完全是偶然的。内务部的一个单位的审讯科抓了一个在莫斯科大学教书的语言教授。他被怀疑从事了当局一般称之为“黑市活动”——做非法货币交易到买卖奢侈物品，以至真正、直接的间谍活动都是黑市活动。
在高级英语教授弗拉基米尔·雷科案件中，有几笔价值达十万美金的非法货币交易。证据都已齐全，钱也已起出。这是教授的一名学生报告的。
斯捷帕科夫把大屁股顶到椅子背，像是准备讲一个精彩的故事那样。“那是在1989 年1 月，一天早晨，他们从被窝里将我叫起来，我就直接到了列福尔托沃去。内务部有命令，如果他们遇到与‘正义天平’有关的证据，就要与我联系。负责审讯的官员告诉我雷科有事要讲。他要做一笔交易，但你知道这是完全违反我们的惯例的。”他咧开嘴微笑着说。“我们从来不做交易，除非我们能有很大的收获。从小的的橡子……不错，雷科是个小橡子，但他长成了一棵很大的树。”
在机场，邦德就认为这俄国人会是个善讲故事的人。现在斯捷帕科夫以他那小丑似善变的脸和生动描述的技巧向他们讲述了与那位教授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邦德是对的。斯捷帕科夫一个人大侃起来。
列福尔托沃在季节宜人时也是个阴森的鬼地方，到冬季则是一片荒凉。
他们将弗拉基米尔·雷科带到一间小审讯室里。这间房间空荡荡的，没有友善气氛，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固定在坚硬的石头地板上。犯人的背对着墙，在他背后石墙高处，有一个小圆孔。以前，受害人就是从这小孔被枪杀的，往往是在审讯官从桌子上取得犯人签字的口供后向一旁闪开时枪杀的。
斯捷帕科夫穿着厚重的大衣，因为墙上有积冰。雷科看来胆战心惊，这是有道理的。他是个典型的大学书呆子。这是个神经质的小个子，40 岁左右，短头发，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