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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模楷的一等秘书有趣地听着这一番谈话。从此，父亲就和代表团结了怨，原因是他不愿意毫无理由地供养这十三个人的代表团，后来他知道这代表团来，朝廷提供了大笔款子。很明显，李模楷是想吞没这笔款子，而要我父亲来代他付出一切费用。
李模楷的一等秘书和我父亲的一等秘书开了一个两人会议，批评我父亲。于是这个财政考察团也改变了他们的任务，不是考察财政，而是来监视我父亲了；这里我得声明，李模楷本人经父亲解释后立刻就明白了，不再来找麻烦了。
“他很容易让出几间房子来的，”王大琪对我们的一等秘书说，“可是他怕没有房子招待他的日本朋友了，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为了日本人，不惜拒绝招待我们！”
王大琪这人就是许多弹劾奏章的根源，加上我们的一等秘书的帮助，他当然完全了解我们的情况。王设法打听父亲薪俸多少，交际费用去多少，还有我们在日本的生活中的一切细节。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一样是王大琪所赞成的！
受了王大琪的怂恿，李模楷想不经父亲的介绍而直接去见日本的大官员，幸亏父亲事先得到这消息，才劝阻了他。父亲和李模楷又互相拜访了一次。李模楷想拜见天皇，父亲请奥间伯爵帮助，得到天皇允许。为了这事，王大琪又上奏章到朝廷，说从这件事就可以知道我父亲和日本人的关系多么密切，否则奥间伯爵决不会依着我父亲的意思去请求天皇的。
可以说，财政考察团在日本没有得到丝毫财政方面的报告，却把我父亲在日本所做的事调查得清清楚楚。这一时期，要不是有恭王和荣禄的支持，我父亲很可能在任期未满之时就被召回本国了，或许还要受“叛国”的处分。
事情不论大小，一律都被报告上去。
有一次，在父亲招待使馆人员和日本官员的跳舞会上，李模楷和他的秘书们也参加了。王大琪看到了一位法国外交官吻我母亲的手，他认为这又是一件值得上奏的事。对这样重的罪状，恭王也无法替父亲掩饰了，但是他设法看到了那封奏章，并且把大意摘录下来了。他写给我父亲的信上这样说：
“另外一封弹劾你叛逆的奏章又来了，并且还举出这些事实：你藏匿孙逸仙；你在准备把中国出卖给日本人；你废除了中国的礼教，让各式各样的男人在你家里和你妻子一同吃饭，你让别的男人握你妻子的手，并用嘴唇亲它；你一点也不尊重你自己的地位！这些都是奏章上的话，并不是我的话。我相信你，太后也相信你，我们知道，假使这些事果真是你做的，你也一定有很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
说到我父亲不尊重自己的地位这一点，还是起因于父亲去拜访奥间伯爵，要求天皇接见李模楷的时候发生的。父亲懂得日本的规矩，所以见了伯爵就摘下帽子，那上面有着红顶和花翎，是表示他的地位的。后来奥间伯爵给他看一些文件，他因为要同时用到两只手，不得不把帽子放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当时李模楷和王大琪僵直地坐着，帽子也不脱，看着父亲这种“叛逆”的举动，表示十二分的不满——一个中国的一品官把自己的帽子放在外国人的地板上！
这些事情由恭王用信件通报给父亲后，母亲就劝父亲写一封自白书，解释自己的一切行为，可是他回答道：
“我总要照我认为对的去做，太后若不满意我，可以召我回去的。”
几年后，在中国的朝廷里，当那位替太后画像的卡尔小姐要吻太后的手的时候，我们都和太后在一起。当时，她不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无论如何不准别人触到她。
“这是表示一种敬意呢，太后！”我说。
于是太后笑了，对我母亲说：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人家弹劾裕庚的奏章说他让男子握你的手，并且用嘴亲你的手！”
“在欧洲，亲女子的手算是最尊敬的礼节。”我重复一遍。
“多么奇怪的礼节啊！”太后说，“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在我看来这倒是最不尊重的表示。”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太后是多么的保守，并且可以知道，她虽然把那些弹劾父亲的事算作悬案，但她一样都不会忘记。
不管李模楷、王大琪和我们的恶意的秘书怎样诬陷他，父亲仍站稳脚跟，做他所要做的事。至于那位一等秘书之所以要对我父亲不忠，他无非是想获得捉拿孙逸仙的那笔赏金，想降低我父亲的地位，升高他自己的地位，他没有耐心等着用自己的能力来获得自己的地位。
礼仪之邦外国礼节（1）
父亲在日本的任期将要满了，他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无论从哪一点来看，他都可以自慰，日本人也很佩服他的能力。他和大多数日本人的感情是融洽的，虽然在东京的别国的大使曾警告他控制日本永远是困难的。
日本的报纸普遍地对他有好评，这对他的成功有极大的帮助。日本的权威都尊敬他，所以报纸的态度也就一致了。
日本的大多数人都把报纸奉为《圣经》。那四个保卫我们的日本警察早就不需要了，我们出去的时候，那讨厌的“光头辫子”的议论也不再听到了。父亲在自己和日本人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友谊。社会上、政界和商界对父亲的印象都极好。
“不要被日本人表面的友谊所欺骗！”别国的大使对父亲说，“现在你就要离开他们了，他们不会再看重你了，因为你走了以后，你对他们不会再有丝毫的用处。”
这是对日本人的诽谤，父亲永远为他们不平，因为一直到他离开日本，日本人对他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在父亲的朋友中，不少是日本的名人，像士方少校的父亲士方伯爵、锅岛侯、松方侯、迹侯、小山侯、西园寺侯、日本著名大商贾小仓先生、中日战争后日本第一个驻中国的大使林先生等人，都是父亲终身的朋友。
从这里我可以看出，在外国的时候，能够宽容人家是最有意义的。父亲当时想和日本人友好，不想以私人的权威来污辱他们，不违反他们的习惯，尽力和他们接近。这并不是虚伪，因为父亲的确喜欢日本人，极重视他的日本朋友。
这里我要仔细地描写一下小仓先生招待外交家的一席晚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哪些事情是外国的代表所不应该做的。他们最高尚的仪态在不了解东方文明的人看来简直傻得可笑，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原是不同的。
我也参加了这个晚餐，这是日本式的，所以每个人脱了鞋子坐在小桌子前面。父亲坐在德国大使赫尔•；柯支密德的旁边，父亲后来把他们的谈话告诉了我们，这位德国大使有一种标准的西方风度，给我父亲的印象极深，我也永远不会忘记。
这次晚餐中，除了外国的外交家外，还有父亲的日本朋友。
小仓先生对他的客人非常客气，在这一席特别的晚餐中，他始终保持着日本的风格。其中有一种礼节西方人一定觉得特别，但我倒以为很有趣。当请帖上所请的客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主人就要到每位客人面前去敬礼。侍女替客人的小酒杯斟上酒，于是主人客人一同干杯。小仓先生很遵守这种礼节，他到每位客人面前跪下行礼，和客人一同饮酒，然后再到另一位客人面前。
他在德国大使面前也鞠了躬，并且和他一同饮酒，德国大使知道这是日本的礼节，所以当时一点都不表示有什么惊异。可是等到小仓先生已经走得很远，听不到他说话的时候，他对我父亲说：
“多么可笑的规矩，这样大的人，用膝盖在客人面前跪着行礼！”
“这是礼节，”父亲说，“日本人很注重他们的礼节。我个人认为这种礼节很高尚，尤其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觉得，大家正在接受小仓先生的招待的时候，他的客人不应该批评他。”
“可笑！”那德国人嗤笑着说，“你们东方人都是一群奴隶坯子！”
父亲对这话只是笑笑，点点头。
这位德国大使继续和我父亲谈话，他说：
“你还记得上次你来见我的时候，我和你说洋泾浜英语吗？（译者按：洋泾浜英语是上海人通常对中国式英语的土称）那是有原因的。我不懂得中国话，我想中国人即使懂英语，一定也是极简单的英语。在一次晚餐席上，你们战前的大使恰巧坐在我的对面，我非常厌恶他。他只管吃，什么话都不说，而且吃的时候嘴里发出很响的声音。我看着他，用法国话对他说道‘猪猡’，他对我笑笑，深深地点着头说道：‘是’！”
“我可以向你解释他这种态度，”父亲说，“第一，当然因为他不懂得你的话，你并没有勇气把你的厌恶用他能懂得的方法来表示给他看；第二，或许他知道你厌恶他，却不知道为什么厌恶他，但是为了礼貌，他不能剥夺你鉴赏他、厌恶他的权利，他得让你尽情地厌恶，这就是他知礼的地方。”
不久，那个德国大使又对父亲说话了，他很不在乎地听着我父亲的话，似乎是在和一个受溺爱的孩子开玩笑。
“那些筷子最可笑了，你们中国人也用的吧？”
父亲的回答是肯定的。
“用筷子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像文明民族那样用刀和叉呢？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筷子？”
“告诉你吧，”父亲聪明地说，“中国民族是以繁荣昌盛著名的，用筷子不过是另一种表示交配的方法。”
这样，这位德国大使一直谈到席终，他自以为是地批评每样东西，也不顾忌人家会听到他的话。他不断地批评主人，可是主人的食物他却大量地吃着。几年后，我住在北京自己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