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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中国仆人都跟我们去，当然我们无法送他们回国。从义和团运动起来以后，父亲的大使的职位已经完了。所以现在每一分钱的费用都要我们自己来出。还有一件麻烦的事，我们并不十分愿意把那些随员都带到瑞士去，因为他们也不愿意去，不住地埋怨，带了去对我们也没有用处，可是又不能让他们留下，那样他们准会在第一个二十四小时之内被吓死的。
现在又来了使馆和住房的租赁问题，我们曾订过租赁契约，可是现在因为特殊情形，我们不得不中途离开了。父亲虽不是个商人，可是他觉得，我们是受环境的逼迫才离开的，所以在离开的期间我们不能付房租，因为我们的房子是这所公寓中最好的部分，租金是很可观的。
父亲与我谣言、消息、疯人（2）
父亲到一位法国律师那里，把契约给他看，并且问他道：
“我要到瑞士去了，直到中国和法国邦交恢复后再回来。我自己没有过错，我是被迫离开这里，现在是为了这纸契约，在我离开这里期间，我也必须付租金吗？”
律师拿起契约仔细读了一遍，又对父亲看了一会儿说道：
“是的！”
他的租金是四千法郎！
在我们离开法国之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中国来的电报说：“联军已经抵达北京，朝廷搬到内地去了。”
“太后不能再看到北京了！”母亲凄凉地说。
“我可以和你打赌，”父亲说，“她会回到北京的，而且在她出走的时期中，她能照常处理朝廷里的事情。”
你看，我父亲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了解太后的不屈的毅力。
父亲与我叩头（1）
在巴黎，我们稍稍停留了一段时期，为的是要表示我们并不是因为害怕而逃走。此后我们就到了日内瓦，在那里租了一座美丽的别墅，要不是为了那些不幸的事情，我们在别墅里是可以过得像神仙一般快乐的。
可是在那段日子，世界各国都在责备中国，我们从不敢跑到别墅的外面去，因为不论到哪里，人家都会指责我们，说我们是那些野蛮民族的代表，曾把北京的外国使馆放火烧掉。
为了这缘故，我们平时不大外出，我们到日内瓦的旅行简直就像充军。
不久，我们决定仍旧回到巴黎去，不过在日内瓦的时候，我们的功课仍是继续的，因为，即使天塌下来，父亲也不肯放松他儿女的教育。
我们要回巴黎了，多么快乐啊！在那里我们可以恢复过去的生活，追寻往日的乐趣。
电报又开始来了，在报告我们北京的家被毁、父亲堂兄一家的自杀等等的电报之后的消息，似乎比较有希望了，至少从我父亲的态度上我可以断定。
第一个电报就是：联军已经进北京了，对义和团残酷地报复。
“我真的很高兴，”父亲说，“这对满洲人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也是满洲人，而且我很为我的祖先骄傲，可是满洲人的确太保守了，不配统治这个国家！”
这当然是极端叛逆的话。父亲虽是个真正的满洲人，并且像他所说的，为他的祖先跟第一个满洲皇帝进关而感到骄傲。但他同时也能看到自己民族的缺点、他们褊狭、目光短浅、过于保守。尤其是这最后一点，往往造成极大的错误。这一章就要指出在旧礼教中如何蕴藏着褊狭的根源，并且要讲到父亲永远面对着的内部的党争，因为父亲是主张维新的。
一位朋友带来两个剧本给我读，剧名是《县长》和《美丽的拉文特》。那时候，我将近十五岁了，很喜欢演剧，尤其喜欢那本《美丽的拉文特》，甚至有这么一个念头——希望能表演一下那个剧本。当然我知道，我一定会受到使馆里的人极端的反对，因为在中国，戏台不是一个高尚的地方。一个出身高贵的女子走在街上，绝对不容许去招呼或是去留意一个戏子的。但我还只有十五岁，父亲想，演戏这件事一定会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所以就帮我们计划着排演《美丽的拉文特》，算是我们孩子自己的表演。
有一个年纪和我一样的男孩子充做我的配角，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孩子之间的互相爱慕有什么害处呢？我们每天课后预演，到后来已经非常熟练了，于是就到了正式上演的时候了。
无知的我请了所有我的朋友来观看，包括我们使馆里的人。
剧中有一个场面，那个做我的配角的男孩子要把我抱在他怀里，安慰我，这是一个很伤感的情节。我悲痛地哭着，那男孩子拍着我，抚摸着我的头发（或许还吻过我，不过我不大记得了），要我不哭。
我起先还不知道人们的反应，直到父亲的秘书的妻子，在中途拉起她十岁的儿子走出剧场，因为她的儿子不能看这种无耻的表演！
对我，这次表演是个极大的成功，可是我们的秘书却有另一种想法，他对着使馆里其余的人这样批评着：
“这简直是极端的不道德，我愿意牺牲我全部的家产请监察御史弹劾他！想想看，一个中国大使准许他女儿表演闺房里的角色！照中国算法她已经是成人了，这种荒淫的场面是谁都看不入眼的。”
使馆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赞成他，他们告诉他不应该这样批评我父亲和他的女儿，毕竟他已经和父亲共事多年，而且彼此是老朋友。有一个人对秘书说，他有责任把秘书所说的话告诉我父亲。
“马上去告诉他好了！”他答道，“并且告诉他我正预备把这些话亲自向他讲一遍呢。”
于是这件事就报告给父亲了，他立刻叫他的秘书来，秘书却这样说：
“不错，我说过的！这完全违背礼教！像你这种地位的满洲大员，你的祖先是跟着第一个满洲皇帝进关的，居然让自己的女儿和男人在一起，这不是习俗所允许的，你女儿的名誉将要毁了。我也不敢说，这种事情是不是已经演化到……”
至此，我父亲打断了秘书的高论：
“你对我说了些什么话，我都不计较，我知道现在我无法辞掉你，我也无法与你辩明我女儿参加表演这个纯洁的戏剧是否应该。现在说吧，你要我怎样？但是如果你向谁再说一句毁坏我女儿名誉的话，使我因此而被革职，那么我就要杀掉你。你应该为自己侮辱一个天真纯洁的孩子感到惭愧！”
秘书虽然还不肯认错，可是使馆其余的人都向他解释，责备他这种不可饶恕的粗暴，并且对他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向我父亲道歉。
他来向父亲道歉了，可是父亲冷冷地说：
“用不着对我道歉，你对我说什么都没有关系，不过在我，我的女儿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宝贵可爱。你必须当面向德龄道歉。并且为了表示你的诚意，你必须向她叩头。”
“什么？对一个小孩子叩头！”
“在你毁坏她名誉的时候你可曾把她当一个小孩子看待？”
秘书知道这话是公正的，于是我被叫进去，听了这一切经过，便僵直地站着接受叩头。他对我双膝跪下，把头谦卑地在地板上碰着。对不熟悉中国礼节的人，会觉得这不过是可笑而已，可是对我来说，这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那秘书的年龄差不多有我父亲那么大了。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族是多么褊狭。
有一个中国的代表团到伦敦去参加英皇爱德华的加冕典礼，结果因为英皇患病，加冕典礼延期举行了。于是他们便到巴黎来了。我们尽我们所能招待他们，并且因为彼此很融洽，我们还希望他们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包括载亲王，他是庆王的儿子；赖英男爵；“杰克”王：人家这样称呼他，因为他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加上其他随员等，他们也是一大群人，和我们一样，两个大集团碰在一起，麻烦便发生了。
我妹妹和我非常喜欢载亲王。他也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长得很漂亮，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他和我们在许多方面的见解都相同。他和我们姊妹很投机，虽然我常常要和他发生争执。
父亲与我叩头（2）
我们这一大群人什么地方都去。可是在王爷的随从中有一个人，就是从前在日本的王大琪，他又来搬弄口舌了！当然，我们如果遵守了中国规矩，那么即使在巴黎这么一个快乐的都会里，我们也无法发泄我们的情感。我们充满着活力，喜欢动，喜欢找寻新鲜事物来充实自己。但是我们这些动机纯洁得像一般十五岁的孩子所能想到的一样。
可是王大琪又开始讲话了。他的话后来我从父亲那里知道，是这样说的：
“王爷竟是日日夜夜在大使家里。他们（王爷和裕庚的女儿）一同出去参加宴会和舞会。他们还一同跳舞，王爷的手臂轮流地搂着裕庚的两个女儿的腰。这些女孩子的名誉坏了，将来没有人要娶她们了！大使应该受到弹劾，因为他这样放任她们！”
但是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人家的批评，所以我们仍旧快乐地玩着，尽情地享受着，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麻烦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这时候我对芭蕾舞很感兴趣，花了好些时间学习，并且想自己来举办一次集体表演。载钦王和我们相处得这么久，我们这样地喜欢他，他又是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满洲人，我很想这次的舞会邀请他、赖英男爵、杰克王和另外许多人；但是我们的朋友和王爷的许多朋友，他们都听到过《美丽的拉文特》上演的时候人家对我们的批评，劝我们不要请王爷的或我们自己的随员。
虽然这样，他们仍旧知道了这件事的全部，并且非常震怒。王大琪又编造起他的故事来了，这听起来的确很可怕，因为完全是照他自己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