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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样，他们仍旧知道了这件事的全部，并且非常震怒。王大琪又编造起他的故事来了，这听起来的确很可怕，因为完全是照他自己的想象讲的。当谣言散布出去，我才惊异地发觉谣言中竟说我为了供王爷和他的随从们娱乐，无耻地表演了裸体舞。
这故事最先传到王爷耳朵里，他立刻知道这是在说我们姊妹俩。他，像我父亲一样，并不在乎人家对他怎样批评，可是他很关心我们，尤其是我们姊妹俩的名誉。赖英男爵就去见王爷（赖英是想和我妹妹结婚的），并且告诉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离开法国。
“为什么？”父亲问，“我们喜欢你们，希望你们能在巴黎留几个月。”
于是王爷就把外面的谣言告诉了我父亲。王爷最后决定和他的同伴离开法国。
接着来的消息就是德国皇帝要求中国一个和皇帝关系最亲的皇族，为华开德勒的被害，亲自到柏林去谢罪。于是那著名的“小皇帝”的父亲庆王带着这使命到柏林去了。
他到柏林后，就通知了德皇，并且准备着德皇的召见。
使者带来了德皇的命令：
“要我接见你，只有在一种条件之下，就是，你得向我叩头。”
想想看，假使报纸上登载了这消息，还成什么体统！
庆王的随从已经吓糊涂了，怂恿庆王接受这条件，在德皇的宝座下卑贱地叩头。庆王年纪还轻，他望着他的顾问，希望能得到一个解决办法，顾问就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人家告诉父亲，父亲后来告诉我的）：
“中国统治者的王爷除了自己的皇帝外，对任何一国的皇帝都是不叩头的！我诚意地应了你们皇帝的要求而来谢罪，直到现在，我还是准备着谢罪，可是决不叩头！”
“德皇会把我们捉去杀掉的！”庆王的随员哀号着。
“由他好了！”那勇敢的顾问代替庆王答复道，“王爷不能叩头！”
报纸对这件事大肆渲染，世界各地都为庆王和德皇一样强硬而议论纷纷，庆王打电报给我父亲，征求他的意见，父亲的答复简短而坚决：
“不！这不是德国规矩，这是中国规矩。叩头是为你自己的皇帝，不是为别人！”
于是法国的新闻记者都聚集到我父亲的使馆里来，急切地要探访这件事。
“我向罗伯特呈递国书的时候有没有叩头？我们的代表到英国去，有没有向英王叩头？庆王宁可不完成使命而回中国去，可是他决不会叩头！”
“不管他叩头不叩头，”新闻记者们说，“我们要有一些记载。你能不能把你的秘书们请到这里来互相叩头。让我们来照一个相？”
父亲笑了笑：
“虽然是褊狭的中国人，可也不愿意这样地耍猴戏，让报纸作为趣闻登载，让大家惊异地看到一位中国大使对自己的秘书叩头。绝对不可以！”
虽然这样，这些新闻记者仍旧有充分的“记载”。巴黎新闻报纸的第一版上用大字登载着那些新闻记者们想象出来的资料。
父亲与我父亲的病
我们在义和团运动前后遭遇到的种种灾难和辛苦，造成我父亲健康失常，医生嘱咐他不可以再为他的职务操心，最好能出去旅行一个时期，一切事情都交给秘书。父亲身体变坏是必然的。在祖国，没有人了解他，却是接二连三地受到弹劾；北京的财产都被义和团抢尽了，亲戚朋友都遭了殃；人家对他的误解，完全由于他想改革中国，这在他看来正是中国当时最需要的。财产的损失对他的打击并不是最重的，不过他觉得他该赶快回中国去料理一下。当然，我们北京的七十三只箱子中藏着祖传的宝物，其中许多是跟着第一个满洲皇帝到中国来的，现在都被洗劫一空。
财产的损失对于他唯一的影响，不过是他死后没有东西可以供养他的家庭罢了，却不至于使他颓丧到这地步。
还有，在第一次义和团运动后，法国，或者说法国的一部分百姓，就对他十分仇视，并且对他进行过无数次的恐吓，他觉得这些都是为了效劳祖国才得的厄运，而祖国对他竟是那么无情地不理解。
医生催促着父亲，叫他改换装束，作一次全欧旅行。这对父亲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一直是穿中式衣服的。但是他尽力把巴黎的一切事务安排妥当便出发到马德里去。这次旅行准备得那样仓促，所以当时的情形，在我记忆中只是像万花筒一般很快地一转，于是一切都变了：新鲜的面孔，陌生的语言。在每个城市里我们停留的时间极短促，因为这次没有公事在麻烦我们，而单是为了自己的游览。我们在马德里只住了六个星期。
当然，我们也有朋友来访，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很清静的。我曾要求父亲求见西班牙国王，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再替自己增加任何公事上的麻烦。
到罗马去的时候，我们稍稍改变了一下行程，因为著名的拳击家非维尔先生会为我施洗礼，引我们去见教皇，教皇赐给我父亲一个勋章。那时候的教皇是立俄十三。他拍着我的头，叫我将来要做一个伟大的女人。他是个伟大的人物，但并不是一个受神灵指使的先知！现在，我还保存着他赐给我父亲的勋章。
在罗马待了两星期后，我们又到意大利其他各处去玩，这样又用了两个月时间。离开了意大利我们又到德国，在柏林住了一个月。德国的中国大使是我父亲小时候的挚友，彼此都不愿意错过这个重叙旧情的机会。我相信在柏林这短短的一个月中，有关慈禧太后的谣传恐怕暂时被遗忘了。
离开了柏林，我们就到了圣彼得堡，对那里，我只有一个极淡薄的记忆了。
后来我们便回到了巴黎。父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旅行对他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但是这距离我们被召回国的时间已经不远了。父亲希望能在命令到达之前回到巴黎。
回到巴黎，召他回国的诏书已在等他了。
他的继任人孙宝琪大使来了，他不得不赶紧动身。
在离开巴黎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这件事我现在想起来多少有些激动，但在当时倒并没有什么印象。
那是我们姊妹俩和一位美国女子司克特莫在一家首饰店里。当然在巴黎的时候，我们姊妹都说法语，可是司克特莫小姐却说英语。她是著名的作家，最近才去世。当我们在讲价钱的时候，有三个女子进来站在我们旁边。当她们听到司克特莫小姐讲英语，就用英语招呼她：
“请你告诉我，这些小姑娘是什么人？”“她们”是指我们姊妹俩。“她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她们是中国驻法大使的女儿，”司克特莫小姐急急地说，“她们懂得法语和英语，你们要不要和她们认识一下？”
那几位女子很愿意。当我听到她们是伊丽莎白公主、某某公主和某某公主的时候，我相信我的眼睛瞪得非常大，当然这些都是大人物。
究竟这三人是怎样的伟大，我不知道。
可是现在，那时候的伊丽莎白公主已成了比利时的女皇了！可我却是在巴黎的首饰店里碰到她！
新大使已经来了，他对父亲非常仇视。使馆人员中有一部分，像秘书、翻译等要留在法国帮助他。他甚至于在父亲没有离开法国的时候就开始训诫他们了。我们的一等翻译把他训诫的要点告诉我父亲。这里就是孙宝琪的命令：
“我每一件事都要做得和裕庚相反，他是个叛徒！他要出卖中国，可是我要救中国！”
父亲为了要看到中国列入世界强国的地位，像这一类教训已受得不少了，所以对这位新大使的态度也并不在意。
“伊丽莎白（这是我的教名），”他说，“我们不久要回国了。到了中国，你的一切自由的行动都要被约束起来，而遵守中国的旧礼教。我必须到北京去料理我的事情，虽然我很愿意到华盛顿去，照向来的规定，我下一次的职务应该是在那里；但是我必须到中国去，除非我的健康能恢复，这看来希望很小，或许我永远不能再离开中国了！
“因为你的自由不久就要失去，所以我想，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有一次社交的集会。你自己设计一切，请你喜欢的人，照你自己的意思做，越华贵越好，因为我想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尽力了。”
母亲反对这件事，因为她说我年纪太轻，但是父亲很坚持。于是我就第一次踏进了社会，自己准备着每一样东西。回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虽然还笼罩了一些对父亲的疾病的忧虑。我从不相信他的预言，“永远不能再离开中国”。我很自信地等待着到华盛顿去，在那里父亲将担任中国的驻美大使，而且我可以在那里完成我的学业。这终于成为一个不能实现的梦。
于是我们离开了巴黎，带着许多美丽的记忆，夹杂着一些又苦又甜的感觉，至少是为着父亲。
我不知道，甚至于没有想到，当我们回到中国之后，生活就完全改变了，我做了太后的侍官，差不多有三年工夫。我的天地完全换了样子，我自己也得到了太后所赐的“公主”的称号。
在罗伯特总统接见瑞典国王奥斯加的时候，我们也被邀请了。我见到了瑞典国王，他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你是我所碰到的第一个中国姑娘！”
于是拉着我的手对我鞠躬，用法语说道：
“我向你致敬！”
这是一次盛大的接见，我特别记得那丝绒的绳子，那是用来阻止普通人混进来的。可是那些普通人尽可能地靠近我们，张大了嘴惊奇地看着我们。这不能怪他们，因为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盛大的典礼啊！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