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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屋子就是你的，我对你的种种，并不希望得到你的酬谢。”
我不知道西洋人会不会了解这种礼节，就是贵族出身的中国人，若不查考书籍，他们又能了解多少？这许多礼节和它们的意义，写起来可以成为一本书。这种礼节经过不少年代，子子孙孙地传下来，直到后来人家只是机械式地表演一番而已，早已忘记了真实的意义。譬如在没有话讲的时候，就讨论天气的好坏，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礼节。
于是两人都在炕上坐下，客人在小几的左边，主人在小几的右边。左边的位置总是算比右边的位置高贵，这也是对客人表示极大的敬意。
当一个满族小姑娘正瞪大着眼睛，拉长着耳朵预备看和听时，他们却尽管无休止地啜着茶，消磨着时间，从各个角度来谈论天气的好坏，直到这个问题已谈得无可再谈了；于是慢慢地谈到职务上的普遍问题，又从各个角度去谈，谈到最后，才靠近他们所要谈的问题，也就是那来客来访的主要任务，可是他们仍不直接谈这问题，而谈论与这问题周围有关的许多事情。太慢吗，你说？浪费时间吗？也许不错。可是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就这样看着听着也已经够味了。而且想起来也是够惊异了，在这样的一次会见中，完成了多少任务，而每一件事情的进行又是多么的文雅、高尚！
在我看来，我父亲和客人的礼仪似乎在不断地增进，愈接近会谈不可避免的结束时，他们也愈显得客气。
至于真正的结束，是受一种特殊的信号控制的：
一个仆人拿着一张大红帖纸从门外进来，这就是告诉我父亲另外一位客人正等着要见他，也就是告诉现在这位客人应该准备走了。这种信号客人当然看到了，而且了解它的意思，于是就站起来告辞。
另外一个仆人进来把茶具端走，这也是一种仪式，第二次敬告客人应该告辞了，客人并不会因此而见怪，因为这是仪式，像犹太人和波斯人的古礼。
我踮着脚尖站起来预备逃走，我看见客人渐渐向前移动，跨着稳重的步子，准备着这一幕话剧的结束。在这里面，每个角色都老练地表演他自己的部分，因为经过几世纪的遗传，又经过多少年的练习，他们对这些早已精通。从我父亲和他的客人那里，西洋人可以学习：当客人坐得太久的时候，用什么方法叫他们自动告退！
在这会见中最后的一幕就是这样：父亲把茶杯举起给客人，表示最后的敬意。客人接过来，用两个指头把茶盖稍稍掀起，在茶盖之下、茶杯之上啜茶，发出一种很响的“啧啧”声，这也是一种仪式。这种啜茶的声音就是向我父亲表示，客人这一次的拜访觉得很满足，并且对于这最后一口茶感到比以前任何一口茶都甘美！
于是会见就正式结束，主人客人各自屈了无数次的膝，作了无数次的揖，客人终于走了。前面正跑着一个满族孩子，她懂得这种仪式，她早已踮着脚尖等候仪式的结束，现在正飞奔出去，为的要逃避人家的发现。
因为假使一个人被人家发现了，从此就不准再进来躲着偷看了，那么在将来的会谈时，她怎能再做一个有趣的旁观者呢？
害人的洋娃娃那些满洲人（1）
我现在开始知道许多事情，那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甚至不相信是可能的。这些事情大都是由于汉人和满人间的不同而发生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那以前讲到的县官就住在我们隔壁的一幢大房子里。所以，或是在门口，或是隔着花园矮墙，两家的仆人就难免有言语往来。
县官曾来拜访过我父亲，县官家的仆人就认为这一次的拜访可以把冷若冰霜的两家融合了，把两家的墙打通了，把两家的藩篱拆去了。
“我们可以到你们家来同你们的孩子玩吗？我们的主人已经访过你们的主人了，而且他们已经成了朋友。”
县官家的仆人带着小主人站在我们的门口这样说着。在这些小孩子中，我只记得一个，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他也梳着一条又硬又直的辫子，又因为他是七岁上下的年龄，再则，两家的仆人又极有意要为我们做媒。
我们的仆人一碰到人就喜欢聊天，甚至对县官家的仆人也是这样，于是他就请他们进来，县官家的仆人立刻和我们的仆人谈起天来，让他们的小孩和我们一同玩。
那七岁的梳着辫子的孩子，到现在我想起来还觉得好笑。他的头剃得很光，只有在正中央留着一束发编成一条辫子，那辫子几乎是笔直地竖起在头顶上。当我看到他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他的辫子的长短正够他的手摸到。我已经想到许多捉弄这孩子的方法，而且要不是为了听到那些仆人的谈话，或许已经试验过一次了；这使我更加恨那个男孩子。但是那时候我又有一个顽皮思想，我想爬到较低的一根树杈上，当他走过树杈下面的时候，就把他的辫子一把拉起来，使他两脚悬空，然后把他的身子前后摇荡着，让他受一个不算小的惊吓。
但是那些仆人又破坏了我的计划。我时时刻刻听到她们的谈话，而且没有一个字会逃过我敏锐的耳朵，看来她们似乎并不想把说话的声音放低些。
“你看，我们的主人已经见过你们的主人，已经是朋友了。现在他有这么一位面孔漂亮的姑娘，而我们的主人也有这么一个面貌端正的儿子。我想或许他们会替这两个孩子筹划一桩婚事。”
我的阿妈迟疑了足足有一分钟没有回答。我对于这谈话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自己丝毫没有意见，但是我很想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并且急急地要听我的阿妈怎么回答。
“不，”最后她终于回答了，“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你看吧，我的主人是个一品官，而你的主人只是个县官，要谈婚姻自然要门当户对。假使你的主人和我的主人官阶一样，或者更高些，那么这件事情或者还有希望，因为德龄已到了这年龄，婚事自该慢慢地计划起来了。但是，你们主人的儿子是无论如何不成的。”
这样我的阿妈就冷酷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像她解决世界上的大问题那样，假使她有机会的话，可是她讲到他们主人的官阶，她已犯了很大的过失，县官家里的人决不会轻易忘记这种耻辱。
于是那七岁的孩子的阿妈想了一会儿，要找一个足以折服人的回答：
“反过来想想，或许我们的主人对于这件婚事听都不要听呢！”她说。
“为什么呢？”我的阿妈对于这一种责难立刻提出抗议。
“因为你的主人是个满洲人！”
“这对那男孩子和德龄的婚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这样她也是个满洲人，她有一双大脚！”
又来了！几次三番地讲到我的大脚。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的脚大？可是，纵然大脚，和这些事又有什么关系呢？满洲人又怎样？为什么一个满洲人，不管她怎样，就不可能做新娘？并不是我那时候懂得“新娘”和结婚；但是我急于要知道，我哪些地方使我不配做那个有辫子的男孩未来的妻子，不管这是怎么一回事！
突然我发现，那些仆人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了，虽然我知道她们讲的确是中国话，是我们自己国里的语言。虽然我听不懂，可是后来我知道她们是讲的广东话，那和我们的北京话差得太远了，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当我试着去和那男孩子——那个我不配和他结婚（因为我是满洲人）的男孩子讲话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的话我也不能懂得。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中国各地方言的不同，这种不同，几世纪下来，就使中国分成许多小集团，于是常常发生误会，发生争端。
可是当我们小孩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是不难互相了解而向彼此学习的。不多久，我发觉自己已经在讲广东话了，而那县官的孩子们也学会讲北京话了。
当我们彼此更加熟悉的时候，我就一直想拉他的辫子问问他，为什么满洲人不能和汉人结婚。
那县官的儿子不是一个好小孩，对于我恨他这回事非常轻视，因为他的阿妈曾说过我有一双大脚，并且称我为“满洲人”，而且特别把“满洲”两字说成一种怪腔，似乎一提起来就会使人想起可怕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那男孩子患伤风很厉害。这就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为我的大脚和我的满洲籍报复，因为当他应该用手帕擦鼻涕的时候，他竟毫不在乎地用他的衣袖。
我看到这样子，忍不住大笑起来。虽然我知道这种笑是没有礼貌的，可是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对那男孩子恨极了。笑了他之后我自己觉得舒服些。
“你为什么笑？”那孩子的阿妈严肃地问。
“他用衣袖代替手帕！”我叫道，一面不住地跳上跳下，用手指轻蔑地指着他。
“来，”那阿妈不耐烦地走过来说道，“不许用你的袖子！看我来教你该怎么做！”
于是那孩子顺从地把袖子拉好，仰起一张肮脏的脸看着他的阿妈。那阿妈熟练地拉起她衣服的下摆来代替了他的袖子。
于是阿妈的任务完成了。看我还在笑，她感到莫名其妙，于是自顾自地回到仆人群中去谈天了。这次她们又用北京话了，所以我听得懂。
害人的洋娃娃那些满洲人（2）
“此外，”她说，“还有一点也足以使这婚姻不成功。最主要的当然因为她是满洲人。但是，即使是满洲人，如果她还像个中国人，那她倒还有希望被接受。可是她丝毫不！她几乎像洋鬼子的姑娘！她到过外国，有些地方当然学坏了；而且在那里，她当然不会学到中国的礼节。她的举动一点都不像中国姑娘，她一点都不文雅，在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