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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贺子珍，便去奔３份“老者”的住地。一进门，３位老者已歇息停当，正在闲聊候见，见毛泽东到，欲施上下级之礼，毛泽东连忙说：“都请坐请坐。董老，谢老，徐老，这里离遵义城只有一天多路了，军委纵队可以在这里多休息一两天，等部队拿下遵义城，我们再行前进不迟。怎么样，身体都还吃得消吗？”徐特立说：“润之，你也坐啊，我们聊聊。”
毛泽东坐下，说：“实在对不起，我们还是在越城岭见过面的，忙着吵架去了。”毛泽东的“吵架”是随口说出的，意在表示一个谦意。岂料董必武逮住便问道：“润之呀，你们的架吵完了没有呢？”毛泽东竟一时惶然，不知如何作答为好，虽说３位老者都是党内相当负责的人，但吵架的事终究是中央领导的事，深说不一定适当，浅说又似乎对几位老者不尊重。他只好“嘿嘿”地笑了笑，说：“都是军事方面的事，而且主要是转移方向问题，吵一阵，少数服从多数，也就完了。我还是政治局委员，不得不参加吵喽。”董必武说：“我们今天就是想就党内的吵架问题说说心里想说的，算是给你主席汇报汇报思想。你说你们吵架，我们３个老家伙也在一起没少吵。”毛泽东不禁愕然，问道：“你们也吵架了？”董必武说：“我们吵是吵，只是不像你们那么对着吵，而是越吵越是一个鼻孔出气。”毛泽东笑了，说：“那就不叫吵架了。”谢觉哉说：“怎么不叫吵啊，党内的意见分歧嘛，就朝着不妥的意见吵嘛。下边还是请董老说说吧，他的话能代表我们３个人的意见。”
董必武接着说了一篇不短的话，要是拿来作为一个会议的发言稿，也是足够足够的。他说：“我看，你们的架还没有吵完，还得要吵下去。不过，像现在这个吵法：一件事情来了，吵一阵；另一件事情来了，又吵一阵。恐怕不行。吵出个好的结果倒也罢了，万一又吵到邪路上去怎么办？我们现在还是困难重重啦，前头的困难也不会少了，没有一个正确的较为稳妥的中央领导，是不行的。一个过湘江，一个过乌江，两相比较，不是很清楚吗？这当然可以说，这要归功于你们的吵架，吵比不吵好，吵一吵，总会多少明辨一些是非，一些对与错。但是，为什么非要通过吵架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呢？这就又有可琢磨的了。我们３个觉得，要吵，就把问题吵透。到底错，错在哪；对，对在哪。话说白了，就是说，那个叫李德的不行，不能再让他胡来了。当然，说句良心话，也不能全怪他，人家一个外国人，他能知道中国多少事情呀？我到过欧洲，那里的一些国家，就那么一两条河，一两道山，那么几个平原。中国太大了嘛！他知道中国的湘江是怎么流的，乌江又是怎么流的？江西、湖南是那个样子，贵州、四川又是个什么样子？他心里有数？不可能有数。怪人家纸上用兵，他就那么一张纸，他不纸上用兵怎么用兵？问题是我们自己人。有的人太年轻，又不大懂军事这一套。我不懂打仗，我就不敢去当什么师长团长，连个营团的党代表我都不敢去当。说这么多，就是这么一个建议，中央有工夫吵架的时候，是不是把问题再吵透一点，解决得好一点。说完了，牢骚话不少，冒昧之处，请政治局毛委员见谅。”
董必武的这一席话，在毛泽东心里涌起了阵阵热浪，脸也觉得烧呼呼的。他深深感觉到了“三老”对他的信任和期望。他刚想说点什么，谢觉哉又补了几句：“润之呀，我们的话不能说不是大胆的吧，要搁到前朝，是要触怒龙颜的。有什么法子呢，情况是这么紧急。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了，便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反正，我们几个，都是５０好几快６０的人了，能不能走完前面的路，还难得说。但是，我们几个人走不完这条路是小事，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革命，得走到头呀！”
毛泽东的眼泪都要淌出来了，说：“董老，谢老，徐老，我谢谢你们对我毛泽东的信任和爱护，你们是我们党里可敬可幸的老同志，你们永远是我的长者，我的老师……说到当前的中央领导，你们说得对，是还有些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军事问题，目前的争论还只是停留在一些情况的处置方法上。其实，分歧不只是方法上的，战术上的，而是有根本意义上的分歧。我所以强调要在军事问题上，在作战指挥上，弄清是非，是因为这是我党当前最迫切的问题，生死存亡的问题。至于什么时候坐下来再深加讨论，黎平会议已有议案，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转移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我想，到遵义以后也许会有这么一个机会，这当然还要看中央其他同志的意见怎么样。总而言之，天地玄黄，事物变化中的转机总会有的。一个人可能一直糊涂下去，一个集体，一个党，特别是我们这个经过近１０年战争考验的党，不可能一直糊涂下去。举头西北望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征途漫漫，还望３位师长常提醒……”
董必武扬了扬手，不让毛泽东再说下去。３位老者都很高兴，毛泽东明晰的思想和宽广的襟怀给了他们很大的安慰。董必武说：“有你这几句话我们也就心安了。好了，我们也不跟你和诗对句了，时间不早，你去看看子珍吧。”
毛泽东告别时说：“董老，谢老，徐老，行军中有什么难处，可要找叶剑英同志呀，别不好意思。”
徐特立把毛泽东推出门：“走走走，看看子珍去。”
注① 邓小平在江西被诬为“右倾”、“罗明路线”的代表，撤销一切军政职务，长征时只是红军总政治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承办《红星报》，遵义会议时任党中央秘书长。
注② 西市、山西、西城，均为当时部队代号。
第八回 红六团智取遵义城 侯之担委过入牢笼
据说德国、奥地利人当中，有两种人喜欢歌德：一种是热情如火的人，一种是孤傲成癖的人。李德大概是这两种人的混合物，他的投奔苏联红军，后来又到东方来“顾问”中国革命战争，该是个革命的热血人物。然而，当他的军事才能一再受挫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固执己见的孤傲者。猴场会议，他的“折向湘鄂西”的意见再次被否决，他的情绪糟极了。在过乌江的时候，为了表明他的自命不凡，他要一个人划着一只小竹筏过江，伍修权和警卫人员拉他都拉不住。最后还是博古的一句话把他镇住了：“这条河是流向长江，流向太平洋的，离波罗的海远得很喽！”
由于李德的孤傲和沉默，也由于党内的问题还“吵”得不透，一段时间里，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处于一种奇妙的别扭状态。过乌江以后怎么办，打下遵义是确定的，到底怎么打法，总得有人拿主意呀。在人们的心目中，遵义是相当于吉安、赣州一类的中等城市；而在江西，红军对这类城市是不随便问津的。周恩来是很守纪律的，在组织问题没有“明确”之前，在军事指挥上，他还是要走走李德的“过场”。他问李德打遵义有什么想法，李德闭口不言。问急了，他说：“问毛泽东吧，你们现在都听他的了！”周恩来乐得他有这么一句话，便转身找毛泽东。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征询遵义的打法，同时说了说李德的情绪，毛泽东好久没吭声，他想起了３位老者的那一席话，令人费解地笑了笑。周恩来说：“当然，我也只是征求征求他的意见，并不就是要按他的办。我估计了，拿下遵义这样的城市，他也许又要搬出他的堡垒战法了。泽东同志，我想了一下，遵义城里只有侯之担３个团，战斗力也不怎么样，但终究是个不小的城市，是不是把１、３军团都用上去，围而歼之。”毛泽东说：“不妥不妥，遵义的敌人不能就地围而歼之。”周恩来敏捷地反映过来，问道：“挪个地方打这一仗？”毛泽东说：“对头！我们不是说要以遵义为中心搞块根据地吗？即使长久不了，停一段时间总是有可能的，把个城市打烂了不好。此事是不是找朱德、伯承同志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样既把遵义拿下来，又能把侯之担的３个团赶出来，挪个地方消灭它。”周恩来说：“好，好，我马上找他们谈。”
其实，在周恩来找到朱德和刘伯承之前，毛泽东已经同他们谈过一次。朱德正在草拟作战文书，准备送周恩来签字发出。听周恩来说起打遵义的方针，朱德和刘伯承当即表示同意。周恩来说：“如果一个团的兵力实在单薄了，４团是不是作为第２梯队，在６团后面跟一下，看时机再加入下一步的行动。”朱德和刘伯承表示赞同。
就在周恩来和朱德、刘伯承最后敲定第一次遵义战役的作战方针时，兵分两路的中央红军已经离遵义不远了。右路１军团的先头团已经到达了团溪镇。这里，距遵义只有９０里。１军团在向遵义的前进途中，考虑到１团和４团在乌江边已经辛苦了几天，便调整了行军序列，以红６团为先头团。红６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他们在向团溪的疾进中，眼见其他部队走着走着改变了方向，朝正北方向去了，意识到自己的团有可能要担当打遵义的任务，心里又高兴又着急。团长朱水秋参加过北伐战争，又同林彪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又参加丁湘南暴动，在同级指挥员中是个老资格，胆子大，也是湖南蛮子，平时也是个“娘”字号。此刻他正在发牢骚：“他娘的，怎么就叫我们一个团在这个方向上啊？城里头有侯之担的３个团哩！这冒险的事莫非冒不完了？”王集成说：“别急啊伙计，作战命令还没有下来呢。”朱水秋说：“还等什么作战命令呀，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别的部队都不往这边来了，总不会不打遵义了吧？”王集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