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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之担撇下他在遵义、娄山关的５个团，连怎么防、怎么守、怎么逃都没有交待，便私自连夜逃往桐梓。到桐梓的第二天，便得悉遵义失守的消息。“看来，桐梓也不保险了……”他再次同他的亲信随从密商“怎么办”的问题。他说：“两个办法：一个是绕道去贵阳，阶前请罪；一个是去四川，避过风头，来日再起。去四川是不是为时尚早呀？”还是那个较为明智的副官，说：“去贵阳已经不是办法了。王军长能饶过我们吗？即使他一个军长不能对副军座‘军法从事’，可中央军薛岳在贵阳，他能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再说，王家烈多年就是想吃掉我们的。这次堵剿共匪，从乌江到遵义，他按兵不动，追兵都不见一个，这是为什么？他是要借共党之手搞掉我们！总之，去贵阳，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有我们的出头之日。”正说着，又有人报告：“共匪正向娄山关前进，我两个团已被包围……”侯之担两眼直了，一会说：“看，看来，只有去重庆了……”另一个副官说：“司令好主意！王家烈一再电请中央军入黔，还不是要投靠老蒋？他投得，我们为什么投不得？他在贵阳投，我们到重庆投。重庆有老蒋的一个参谋团。副军座，本省局势已经明摆着，没有靠山，靠山不硬，往后是很难对付王家烈的。”候之担频频点头，说：“对，就这么定了。不过，我们总不能这么一付落荒而逃的样子跑到重庆去吧？我们也是辛辛苦苦地打了些仗的，也得有个说法，有个交待。对，秦副官，起草一个电报，通电式的，布告各方军界，我侯之担也是浴血奋战，积极剿共的！”
于是，经一番斟酌，便有侯之担的如下一篇奇文：
共匪朱、毛西窜，自上月由湘入黔，此剿彼窜，狼奔豕突，直趋乌江。担奉命总领后备军，率教导师全部沿乌江３００余里扼防，构筑堰固工事，严阵以待。匪于一日抵江来犯，担部沉着应战，防制该匪于南岸，俾追剿各部易于成功，该匪竟猛攻３昼夜，片刻未断，各渡均以机炮集中轰击，强渡数十次，均经击退，毙匪、溺匪约三四千名，浮溺满江。
冬午，匪忽增至二三万之众，拼命强渡。担仰体钧座埋头苦干之训诲，督各部死力抵抗，务祁追剿各
军一致备击。无如众寡不敌，我林旅守老渡口、岩门之１５团，被该匪机炮灭净。匪于冬日午后５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退守湄谭龙岩一带，死
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担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虞晚，匪以大部攻城，卒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北进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线待援。现
匪之主力在遵、湄等处。担部正整顿补充中。查共匪为全国公敌，此间军民等早已具杀敌决心，山河
可残，壮志不磨。谨电告明，伏乞睿察，并请中央早颁圈剿明令，期于一致进行，以达早日歼灭之效。
果然通电一般，侯之担把这份颠倒黑白、假报军情、邀功委过的电报，加急发给了南京的林森、汪精卫、蒋介石、何应钦，以及各地军事首要张学良、何成浚、何键、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龙云、王家烈等，其中“特急”的一份是拍发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的。电报发出的第二天，侯之担便带随从奔了重庆。
侯之担到重庆一见贺国光，便照“通电”的调子诉说了一番。贺国光说：“老兄既然来了，也就不必走了。”侯之担开初还以为是对他的宽慰和关照，待到把他送进一家独门独院，并有一个班在门口看守，第二天又看到了贺国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说：“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该部善后事宜，已由刘总司令湘负责处理。”侯之担才知道自己已经入了牢笼。
消息传到桐梓，桐梓便有民谣说：
侯之担，侯之担，
飞了鸡，打了蛋。
第九回 王稼祥力促遵义会 周恩来举荐成大功
话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区以后，全军上下，欢欢腾腾。红军从诞生的那天起，还不曾在遵义这样的中等城市落过脚。战士们纷纷走上街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红军总部还在城南广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朱德、毛泽东亲自到会讲了话。连日里，成立了遵义革命委员会，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工人武装纠察队也组织起来了。遵义城里，一派“瑞金景象”。
其时，敌情也有了很大的缓和。驻湖南邵阳的何键，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２０个团到常德地区同２、６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在川南长江一线，一时搞不清虚实，不敢轻易入黔。广西的桂军调了一个师进驻黔南都匀地区，不再北进。白崇禧在桂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舞会上，私下里对人说：“有薛兵团１０万大军入黔对付共匪３万之众，料必足矣，桂军只须敲敲边鼓可也。”就是这个薛兵团，红军当面主要之敌，此时也驻扎贵阳地区，不敢轻进。１月５日，薛岳致电蒋介石，请求在贵阳整饬军备，说是“共匪窜集黔北，即就桐梓、遵义地区暂事喘息，抑或转窜川南，尚须待证。谨就管见所及，窃为嗣后进剿策划，有待川、滇、黔军协力之需求，尤以重庆、桐梓、遵义、贵阳交通之掌握，与本路军所依托贵阳策源地之整备实力为急务；否则大军再事远涉，后方联络线日益伸展，恐功亏一篑，遗无穷忧虑……”云云。
由于敌情的缓和，又有前几次会议（通道、黎平、猴场）的基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审查黎平会议决议是否有当，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议案一提出，便有着开与不开的斗争。开会的议案最早是王稼祥提出来的。他首先找到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一些看法，说：“该开会解决问题了，不能再拖了。”张闻天满口赞成，说：“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是个时机。”王稼祥回头又找毛泽东，说：“既然要开会，你就得把你的主张都端出来啊？”毛泽东说：
“我嘛，老一套而已。不过，讲还是要讲一讲的。”
王稼祥虽说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党内军内都是有说话的地位和条件的。他把问题提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连说“好，好，好”。周恩来是“三人团”成员，实际上他比谁都深刻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央“三人团”，无论在理论修养上，策略水平上，领导能力上，还是在组成方式上，都不足以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的彼岸；宁都会议以后，完全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此，尽快召开一个有规模的会议，充分深入地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及早克服当前中央领导的某种怪异状态，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赞同尽快开会，也还有他个人的一个直接因素：他这个“三人团”成员，目前处境艰难，博古、李德不吭声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又不能最后决策，他唱了个什么角色？说不清楚，也很不是滋味。
要开会，还得征得博古的同意。周恩来估计，博古是不一定赞成开这个会的。他找到博古说：“博古同志，根据黎平会议决议，我们还要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现在有时间了，其他同志也有这个要求，你看是不是就抓紧开了，再拖下去不好，于今后的事情不好办。”果然，博古说：“还要开什么会呀，不是接连开了好几个会，问题都解决了么？列宁同志是反对‘开会迷’的。”周恩来再次斡旋，说：“会是开过几次了，但都比较零碎，是不是更集中一点，充分地总结一下，求得认识上更加明晰一些。”博古说：“什么零碎呀，一桩桩，一件件，不是都照他们说的办了么？他们说不去湘鄂西，我们就不去湘鄂西；他们说要过乌江，我们就过乌江；他们说到黔北来搞根据地，我们也就到这边来了。很好了嘛。”周恩来说：“像你这样的说法，正好说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并没有真正解决。分歧始于江西呀，博古同志，我们需要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这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周恩来的后一句话比较重了。他本来还想重一点的，他怕博古受不了，又变了变口气说：“当然，我说的负责，指的是我们‘三人团’。”博古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