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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戴盈之曰”至“何待来年”。○正义曰：此章指言从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为之，罪重於故，譬犹攘（又鸟），多少同盗，变恶自新，速然後可也。“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戴盈之即戴不胜，字盈之也，为宋国之大夫，问於孟子曰：欲使宋君去关市之征税，今年未能尽去，且使轻取之，以待来年然後尽去之，如之何？“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又鸟）”至“何待来年”，孟子以此比喻之，以答盈之之言非也。言今有人日口攘取其邻家之（又鸟）者，或有人告之曰：此攘（又鸟）乃小人盗贼之道，非君子大公至正之道也。乃曰：请损之，但月攘一（又鸟），以待来年，然後止而勿攘。今子如知宋君取关市之税为非义，若此攘（又鸟）之非道，斯可速而止之耳，何可待来年然後已乎？此孟子所以告之是耳。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他人论议者也。好辩，言孟子好与杨、墨之徒辩争。）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惧为邪说所乱，故辩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於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天下之生，生民以来也，迭有治乱，非一世。水生蛇龙，水盛则蛇龙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无定居。埤下者於树上为巢，犹鸟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凿岸而营度之，以为窟穴而处之。）《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尚书》逸篇也。水逆行，洚洞无涯，故曰洚水也。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尧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泽生草者也，今青州谓泽有草为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人下、高就平土，故远险阻也，水去，故鸟兽害人者消尽也。）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暴，乱也。乱君更兴，残坏民室屋，以其处为污池；弃五之田，以为园囿长逸游而弃本业，使民不得衣食，有饥寒并至之厄；其小人则放辟邪侈，故作邪伪之说，为奸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泽，水也。至，众也。田畴不垦，故禽兽众多。谓羿、桀之时也。）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奄，东方无道国。武王伐纣，至于孟津还归，二年复伐，前後三年也。飞廉，纣谀臣，驱之海隅而戮之，犹舜放四罪也。灭与纣共为乱政者五十国也。奄，大国，故特伐之。《尚书·多方》曰：“王来自奄。”）《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後人，咸以正无缺。’（《书》，《尚书》逸篇也。丕，大。显，明。承，缵。烈，光也。言文王大显明王道，武王大缵承天光烈，佑开後人，谓成康皆行正道无亏缺也，此周公辅相以拨乱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周衰之时也。孔子惧正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谓我正纲纪也，罪我者谓时人见弹贬者。言孔子以《春秋》拨乱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言孔子之後，圣王之道不兴，战国纵横，布衣处士游说以干诸侯，若杨墨之徒，无尊异君父之义，而以攒议於世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公明仪，鲁贤人。言人君但崇庖厨，养犬马，不恤民，是为率禽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言仁义塞则邪说行，兽食人则人相食，此乱之甚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闲，习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惧圣人之道不著，为邪说所乘，故习圣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说与上篇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抑，治也。周公兼怀夷狄之人，驱害人之猛兽也。言乱臣贼子惧，《春秋》之贬责也。）《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此诗已见上篇说。）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是周公所欲伐击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讠皮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讠皮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与人辩耳，岂好之哉？）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自谓能距杨、墨也。徒，党也。可以继圣人之道，谓名世者也，故曰圣人之徒也。）
＇疏＇“孟子曰：予岂好辩哉”至“圣人之徒也”。○正义曰：此章指言忧世拨乱，勤以济之，义以匡之，是故禹、稷骈踬，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污，圣贤若此，岂不得辩也。公都子问孟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与杨、墨之徒争辩，敢问是何如？“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答之曰：我岂好与彼争辩之哉，但欲正人心，不得已而用辩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至“上者为营窟”，孟子言天下之生民以来，至于今以久矣，其间一治一乱甚多。当尧之时，水逆势而流行，泛滥浊於中国，蛇龙由是居处於其间，民亦无所安其居处，以至居於埤下者，乃於树上为巢，如鸟之居於巢也；居於高原之上者，乃凿为穴窟而处之。“《书》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至“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尚书》逸篇之文。云洚水警惧我，此盖舜言，故称余。余，我也。孟子引之，故自解之洚水，言洚水则洪大之水也。故舜使禹治其洪水，禹乃掘也，因其势顺而流注之海；又驱遣蛇龙而放之菹。菹，泽生草之所也。於是水从地中流行，故不泛逆，所谓导江导淮导河导入汉之水，是禹之治也。危险艰阻既以远去，而无泛滥之患，鸟兽之害於人者遂消灭，然後人皆得平坦之地而居之。所谓水逆行，泛滥於中国，蛇龙居之，为巢、营窟之难，於是免矣。“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至“及纣之身”，又至“咸以正无缺”者，孟子言自尧舜既没之後，圣人所行之道衰微，暴虐之君更兴，乃毁坏民之宫室以为之污池，而民皆无所安居休息；又弃五之田以为之园囿，而恣游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民有饥寒。其小人皆放辟邪侈，作邪伪之说，为奸寇之行。又作园囿污池，於是草木沛泽茂盛，而禽兽至众。及纣之世，又为大乱，周公乃辅相武王，诛伐其纣，又伐奄国，终始三年，讨戮残贼之君，乃驱逐飞廉谀臣於海隅之地而戮杀之，遂灭与纣共为乱之国者有五十国，然後驱遣其虎豹犀象之野兽而远去之。天下之人，已皆大悦，而归武王。《书》所谓“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後人，咸以正无缺”，是斯之谓欤。盖言大明文王创始之谋谟，大缵集武王之功烈，佑开後人皆以正道行之，故无亏缺也。後人是谓成王、康王在後者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至“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於是微灭，邪说暴行之人又有起作，於是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惟孔子於此时乃恐惧正道遂灭，而害人正心，故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之经。盖《春秋》者，乃设素王之道，皆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正王纲者，其惟以《春秋》知我矣；罪我以谓迷乱天下者，其亦惟以《春秋》罪我矣。“圣王不作，诸侯放恣”至“是禽兽也”，孟子又言自孔子之後，圣王无有兴作於其间，诸侯乃放恣为乱，布衣之处士乃横议而游说於诸侯，於是杨朱、墨翟偏蔽之言盈满於天下。天下之言者，不归从杨朱之为己，则归从墨翟之兼爱。以其为己之言行，是使天下无其君也；兼爱之言行，是使天下无其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之类也，非人也。“公明仪曰”至“率兽而食人也”。孟子又引昔公明仪有云：君之庖厨乃多有其肥肉，栈厩之中多养其肥马，而下民以有饥饿之颜色，郊野之间以有饿死之莩者，如此是国君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至“吾为此惧”，又至“吾言矣”，孟子又言杨、墨自为、兼爱之道不熄灭，则孔子之正道不著明，是邪说欺诬其民，而充溢掩其仁义之道也。仁义既以邪说充塞而掩之，则不特率兽食人，而人亦将自相食也。孟子故言我为此恐惧，乃欲防闲，卫其先圣之正道，而排斥拒其杨、模放逐其淫辞，使邪说者不得兴作於其间。所谓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此盖说在上篇，此更不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此皆孟子言至於此，又复自尧至於孔子再详总说之也。言往者自舜使禹抑治其水，而天下於是乎得平安；至周公相武王，兼征夷狄，驱逐暴兽，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