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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周震炎从而失去了做驸马的机会。理宗是宋理宗画像宁宗杨皇后所立，为酬恩，选定杨后侄孙杨镇做驸马，对这桩婚事公主再没有异议。婚后，理宗为有天伦之乐，在大内附近为公主建造宅第，时常到公主府欢聚。但是好景不长，公主活到22岁就病死了（《宋史·公主传》）。
上述女子选婚的方式和结果有所不同，但又有相同之处。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荀阐之女儿的完全自主婚姻。荀女反对家长的包办婚，有自己的恋人，一点不征求家长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愿望办，在家庭不可能支持的情况下，以出逃实践婚姻自主的追求。婚配是自家的事，配偶要自己来选择，她追求的是恋爱自由。这种要求，在儿女作为父母附属物的时代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女子，要遵行三从四德的伦理，哪能容你自由恋爱！凡是追求这种自由的，其婚姻和婚后生活多半是不理想的。即以荀女而言，出逃本身就是不幸的，离家后必然遇到许多困难，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到寺院当了尼姑。是情人抛弃了她，还是情人死了，史无记载。不过在南北朝时期并不以再嫁为耻，不管哪种情形，她都可以再婚，她没有这样做，万念俱灰地遁入空门，不能不说与出逃有关。她为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付出了血泪的代价。自行婚配，还不符合封建的婚姻礼仪的要求。古代议亲，根据礼法要经过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首先要有男方请的媒人到女方家问可不可以议亲，同意了，女方报告女子姓名，男方回去占卜，得到吉兆，告知女家，并送聘金，约定日期，新郎迎娶新娘过门。只有经过这些步骤，做到“明媒正娶”，婚姻才是合法的。若是恋爱结亲，就没有纳采、问名、纳吉等步骤，就不用请媒人，即使请了，也是事后补救，算不得数。不请媒人，不按婚仪程序走，就为礼法和舆论所不容。《礼记·曲礼》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凡是没有保媒的女子的结亲，被叫作“私奔”。《诗经·卫风·氓》里的那个自由结婚的女子也深知这一点，要求对方拖延婚期，以便请媒人——“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荀氏女出逃，当然没有媒人，不行六礼，被正统派歧视，说荀家“出失行女子”（《南史·荀伯玉传》）。不仅舆论蔑视，女子在夫家的地位也低，《礼记·内则》讲：“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把自由结婚的女子当作妾来对待，将良人降为贱人，对于自由成亲的女子的迫害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另一种类型是在家长主持下的局部内容的自主婚姻。
像徐吾氏在公孙楚、公孙黑二人中择其一，徐邈女在家长的属员中选择，郑畋女和周、汉国公主对特定的专人发表意见，可供她们挑选的对象有限，而且平素没有交往，谈不上有什么爱情，往往以一眼定终身。这一眼主要是看对方的相貌和作风，她们是千金小姐，要求夫婿的长相和风度也是很自然的，有合理性。她们的择偶还不是恋爱婚姻，但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些女子的家长在女儿的婚事上是比较开明的，他们征求婚姻当事人的意见，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令她们选择，一旦她们表示了态度，家长是尊重她们的，按她们的心意去办。尊重当事人，不搞父母之命神圣不可变动的信条，有一点民主的作风。像徐邈那类的家长是难得的，他们的女儿应该说是幸福的了。这些人的开明举动，与他们为人有关，如郑畋是“器量弘恕”的人，对他人尚能“以德报怨”（《旧唐书·郑畋传》），对子女也不那么刻板，而较宽容。徐吾犯听从子产的意见，才令其妹自择夫婿，子产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出了这个好主意。如此看来，徐吾氏等是碰到了较开明的人，是幸运儿。
第三种类型是家长承认女儿选择对象的既成事实，如贾充同意贾午与韩寿的婚事。贾午的行为在当时认为是丑事，贾充发觉后，不愿张扬，乃使他们结合。这种家长面对现实，不去制造恋爱悲剧，也有开明的地方。这种人在封建时代受到一些歧视，那是以封建礼法要求他们，说他们家教不严。那个时代确实如此，但家教严，就是女子信守三从四德，有何好处！所以今天我们倒可别作分析，摒弃传统观念，对贾充辈无需作过苛的评论。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青年男女的婚姻，早在三代就出现了，但是从上述青年男女，特别是女子自选配偶，或在父母家长主持下发表一定的意见的事实，我们知道当时青年选择配偶的权力比后来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婚姻不自主（即包办婚姻）有个发展过程，在古代是越往后越严重，从而愈加引起强烈的反抗。与此现象相反，青年婚姻自主权的恢复也必然有个过程，而且是相当长的，在古代不可能完结，在中国近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要想完全实现还需当代人的继续努力。现代人需要有支持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强烈意识，要明辨是非，彻底清除包办婚姻的思想残余。婚姻自主，是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子应有的权利，封建时代他们得不到，去争取的妇女备遭迫害，被歧视为“失行女子”，然而后人从她们身上看到争自由、争人权的精神，争取美满幸福生活的精神，实在是可敬的。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女子婚姻节烈观不批判，不清除，就是对包办婚姻残余势力的宽容，这怎么能使婚姻自主彻底实现？如果不表彰古代争取婚姻自主权利的女子，听任古代宣扬三从四德典范的传记充斥文献，我们于心何安！荀氏女这类女子的历史，实在应该重写啊！
第一部分 婚姻家庭（一）第2节 汉家童养皇后
童养媳，亦称“待年媳”，古时民间多有这种人。她们大抵是贫穷家庭的幼女嫁到也是寒微的婆家，等到成年，才同丈夫正式成亲。这样女家先减轻人口负担，由男家代为抚养，同时男女双方家庭都可以减少婚礼中的开支，这是穷苦人家采取的一种婚姻形式。待年媳在公婆家劳动，多遭虐待，苦不堪言。俟成婚后，亦多有不幸的事情降临她的身上。童养媳过的是多灾多难的生活，是不幸的人。然而在汉朝皇家却也出现童养媳，她虽则贵为皇后，但生活遭遇的不幸，有与民间相同的地方。
汉昭帝画像汉昭帝上官皇后原是待年皇后。上官后祖父是左将军上官桀，父亲上官安，外祖父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汉武帝死时，以八岁的儿子昭帝继承皇位，令霍光、上官桀、车骑将军金日等辅政。霍光与上官桀是儿女亲家，同金日也是这种关系，他实际执掌着政权。昭帝因年幼无母，由大姊鄂邑盖长公主居住宫中照料。这时上官后才几岁，其父要把她送进宫中做皇后，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霍光认为她年龄太小，不同意。盖长公主有姘夫丁外人，想把他按照尚公主的制度封为列侯，上官安表示通过岳父、父亲帮盖长公主和丁外人的忙，致使盖长公主同意上官安女儿入宫，先为，一个多月后立为皇后。这是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的事，昭帝11岁，上官后6岁，都不能成亲，所以上官后是在宫中童养，等待年长才能真正结婚。因她被立为皇后，朝廷大赦天下。她去拜谒高祖庙，赏赐宗亲、贵族及高级官员钱帛。上官安被封为骠骑将军、桑乐侯，初步满足了权势欲。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上官安父子谋反，欲自立为帝，失败被杀，上官后才9岁，年幼没有参预，未被株连，继续当皇后。大约她外公霍光当政，也保护了她。在上官安谋反时，他的党羽中有人说反叛可能会影响到皇后安全，上官安却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反对汉家是主要的。出事后，上官后还是为祖父、父亲立冢，用个人霍光画像的奴婢去守坟。昭帝17岁行加元礼，才算正式成人，这时上官后12岁，估计她开始管理宫中事务了。霍光希望昭帝与上官后有个儿子，便制造障碍，不使昭帝接近其他宫女，以便只与皇后有夫妻生活。但是，他们没有生育。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21岁的昭帝死去，15岁的上官后成为寡妇。霍光等以上官后的名义迎立汉武帝孙子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刘贺尊奉叔母上官后为皇太后。刘贺淫乱无道，霍光等商议废掉他，启奏上官后，上官后到未央宫承明殿，身穿珠玉装饰的短袄，端坐在武帐中，侍御数百人手执武器，召见刘贺，听尚书令代表群臣宣读刘贺的罪状，上官后指责刘贺“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耶”；于是将他废黜（《汉书·霍光传》）。在霍光等安排下，上官后同意册立武帝曾孙刘询为皇帝，即汉宣帝，宣帝尊叔祖母上官后为太皇太后。宣帝亲理政务，上官后不会有什么政事可干，但是宫中出现了使她想不到的事情。
霍光妻子东闾显，爱小女儿成君，想把她纳入宫中为皇后。宣帝在入宫前已娶许氏，生有元帝，宣帝即位封许氏为，不久册立为皇后。霍光妻没有达到目的，恰巧许后怀孕生病，遂乘机买通女医毒死皇后，把成君送进宫掖，立为皇后。这霍皇后在娘家是上官后的姨母，到刘家却成了侄孙媳妇，这种辈分颠倒及姻亲关系，请看下面图表。
许后在世时，五天进长乐宫一次，朝见上官后，亲自递送食品，表现出晚辈对长辈的尊敬。霍成君为后，遵照许后的成例，按时去侍候做了祖婆婆的姨侄女儿上官后。
上官后因双重关系，对霍后也表示出应有的礼节。上官后活到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死年52岁，在宫中47年，当寡妇却长达32年。
上官后成为待年媳并不是由于娘家的贫寒，恰恰相反，却是有大富贵作基础。她的父亲上官安与昭帝姐姐盖长公主为自身的利益捏合了这门亲事，其性质虽与民间的童养婚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