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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命岳不甘心辅导学童一职，在教书、自学之外，日夜给人家抄写，一天可以得七八分银子钱，和母亲的女红钱合在一起，家中勉强度日。
王命岳在东家用膳，吃的不会坏，想到老人吃不饱的情景心里就难受。有朋友同情他家穷，给他送好吃的，或者送好饭，他就借故将送饭人支开，把肉和饭送回家里给老人吃，要支开送饭的人，是怕人家知道了笑话他。有时和东家一块吃，饭菜好，他没法省下来往家里送，想到祖父、父母吃的糠秕之食，就难于下咽，索性装病，连饭也不吃了。
所以他在东家尽管饭食好，但心情不舒畅。
王命岳在贫困的煎熬下，仍尽可能地学习，在教书、抄写的同时，提高自身文化水平，一旦有机会参加科举，就有可能成功。他于23岁上死了父亲，守丧不能参加考试，27岁成为廪生，次年母亲故世，接着祖父亡故，如此两次服丧，又不能进考场，丧服完毕，31岁就中了举人。家里奇穷，又连遭大故，王命岳若没有坚强的毅力，根本不可能坚持学习。贫寒人家的子弟，要改变家庭和自身的面貌，往往能够立志，肯于吃大苦耐大劳，有不少人获得成功，相比之下，富贵之家常常出浪荡子弟，败家毁身。可见对清贫寒素者不可轻视，不可侮辱。一个社会能允许这些人奋斗，就有它好的因素，就值得肯定，可惜古代允许人们为改变自身地位而奋斗的社会条件太少了。
王家10口人，能有收入的是王命岳母子，命岳在其开始养家时祖父年已70，显然这位老人不能从事什么劳动了，而命岳母子的精力还不能全部投入创收劳动中——一个管家务，一个兼顾学习，这样的家庭，真是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又怎么能不穷困呢？今天看来，他们的饥寒交迫生活令人同情，但不能节制人口生育，那么多的人不能创造生业，谁又能养活他们呢？这倒是在社会制度问题之外，人们应当总结的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规律问题。明末时期的王家，一点点收入全用于购买粮食，王命岳母子勤劳的目的似乎就在于把全家人的肚子填饱，此外别无他求，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需求。什么穿暖衣裳，什么文化娱乐，什么人际礼尚往来的交往，一概不能奢想。人只为取得一点粮食而活着，与动物觅食虽然有本质的区别，但又太相似了。人若贫穷到那个份上，生活就太没有意思了。人不能像动物只要填饱肚皮。人要过人的生活，看来首先得搞好生产，用物质产品丰富生活，进而谋求精神生活的充实、高尚。
王命岳的经历，使我们知道一些读书人的生活很悲惨。试想，王命岳中秀才是有功名的人，属于社会上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一族，但是给人家教育学童，一个月仅有几斗米的报酬，还不能保障，是多么难得的收入呀！在这种情形下，他只好一文钱一文钱地计算着开支，一文钱竟是三天的菜金，一天的烧柴是一文钱，可这一文钱摊作三天的菜钱，哪里还有菜吃！知识人士的生活惨到这步田地，还要怎么悲惨呢！中国古今的知识人士大概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清贫，“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社会之不公平，假如还有正义感的话，大约是不会不愤慨的！铲除这种不公平，社会才能进步。
古代贫苦人士把出路寄托在科举上。的确，有的人从中走出来了，王命岳家庭后来的变化就是一例，但能由这条道路上升的人毕竟太少了，广大的士人只能对举业向隅而泣，所以科举又是他们的囹圄，使他们永远摆不脱贫穷的困境。在古代，特别是清代，现实一点的读书人，在科举路上走不通时，改而经商、务农，一样可以发家，还可以用钱去捐官，得到功名品级，真正是名利双收。这大约是聪明人的做法，比那些古稀童生、耄耋秀才进考场的人应当有更好的生活。那些死守着科举之路不放的老秀才可能看不惯他们，那也只是瞎生气，不过是自己气自己，气坏了活该！谁叫你死守一条道，抱着贫穷舍不得放呢！如若还以贫寒为光彩，为清高，为守正，如此穷酸，更是可怜，令人不屑论道了。
第三部分 民俗世风（一）第一节 古代的人口与婚龄
古代的人口增殖，与赋役政策、婚姻政策关系极大，尤其和前者。比如人头税、徭役税的征收轻重，人丁、次丁、老、黄小年岁的规则，孕妇及其丈夫免役与否的临时规定，都影响着人口的出生率和成长率。本文不接触这么多问题，专谈人口与婚姻法定年龄的关系。
历朝政府关于婚龄的法规，有两种类型。一是常规的，确定法定婚龄，即规定男女到多少岁才可以结婚；一是临时性的，视当时社会情况而制定，这种法规就一个朝代讲是偶见的，把许多朝代的串在一起，也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性：是为解决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制定的。
政府强迫人民到一定年岁必须结婚，否则给以制裁。我们所见记载，此说提得最早的是墨子所说的圣王时代，也即古人所说的三代以上吧。墨子讲：“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墨子·节用上》）墨子认为上古男子20岁、女子15岁必须结婚，这是法令规定，不敢不遵行。墨子说的是那一个时期的事实，有没有这一事实，很难确证。我们确知政府实行这一政策最早的是春秋时代的越国。越王勾践被吴国战败回到会稽，卧薪尝胆，准备力量进行复仇，实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方针。“生聚”的内容之一就是为增殖人口，因而宣布：
“女子十七岁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国语·越语上》）这是把男20岁、女17岁定为最迟结婚年龄，即必须结婚的年岁，而不是可以婚配的岁数。
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惠帝纪》）汉代人口税中有一种算赋，是15岁至56岁的男女成年人交纳的，每人一算，120钱，但是商人和奴婢要交二算。惠帝这个法令使15岁至30岁的未婚女子多交算赋，且达常人的5倍，商人交二算是为实行重本抑末政策。这一婚龄规定对未婚女子的处罚比商人重得多，简直是把她们当作罪人对待了。
正式建立西晋的晋武帝在泰始九年（273）下令：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武帝纪》）女儿到了17岁父母还不把她嫁出去，政府就要强行把她匹配了，要那样，还不如父母赶在17岁以前让她结了婚。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诏令：“自今以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周书·武帝纪》）女子13岁就要成亲，是我们所知的法令中年岁最小的。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诏书讲：“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怎样以礼婚嫁呢，诏令解释道：“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劳抑以嫁娶。”（《通典·礼·男女婚嫁年纪议》）中央要求州县官督促15岁女子、20岁男子的婚配，必须进行完毕，但在执行中要注意政策，不给民人硬性分配配偶。
我们把历次强制结婚年龄的法令，列成下表，读者可能了解得更清楚：
朝代年号、公元男年女年春秋越王勾践，前5世纪2017西汉惠帝六年，前189年15～30西晋泰始九年，273年17北周建德三年，574年1513唐贞观元年，627年2015这些法令告诉我们，男女到一定年龄必须结婚，否则由政府加以处罚和强行婚配，而规定的年岁又很小，甚至小到女子还处于少年阶段，这是政府实行强迫早婚政策。
此类法则都是在特定情况下制定的。
通常的婚龄，同男子的冠礼、女子的笄礼年龄相一致，因为原则上说冠、笄礼之后，男女可以成亲了。冠、笄礼的年龄各个时期的说法也不一致，大体上说是男子20岁，女子15岁。这只是一种说法，冠、笄礼本身就没有怎么实行。政府听民众自行婚姻的年龄，自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的诏令起，有了明确的说法，即是“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唐会要·婚嫁》）。北宋初年实行开元法。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下令，民间婚娶，依《朱子家礼》进行，即男16岁、女14岁，听其婚配。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立法。明朝政府还就宗室子女的婚姻，议定15岁以上可以婚配（王圻《通考》）。历朝政府的听婚年龄，并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到年龄的结婚与否固然不管，没有达到婚龄的结亲，政府也不过问，童养媳制度存在就是明证。从这里看来强制婚龄的法令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有的王朝要在一个时期内强迫人民结婚呢？我们看制定那项政策的社会状况就可以明白了。越王勾践的法令出现在春秋五霸争雄、吴越战争以越国惨败而结束的时候，北周武帝处在南北朝长期混战的年头，汉惠帝、晋武帝、唐太宗则在大规模的长期战争之后，即都是长期战争或刚刚结束的时候，战祸使很多人死亡，造成人口锐减。
以国家掌握的人口数字来说，东汉人口达到5600多万，经汉末三国大乱之后，西晋只有1600多万，仅及东汉的2／7。隋代人口4600万，在南北朝长期战争之后，未恢复到东汉水平。隋末农民战争后，贞观时人口虽比武德间有所增加，也只有1200多万，不过是隋朝的1／4。人口少，劳动力不足，因而影响赋役的征收和兵力来源，为解决这个问题，统治者希望通过强迫早婚，达到增殖人口的目的。关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