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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布囊盛起来安葬（庄绰《鸡肋编》）。这是民间宗教的薄葬，反映了不少群众反对厚葬的态度。
总的看来，薄葬者在实践之外还有理论，就是反对厚葬的浪费财物，主张让尸体速朽，返回自然界。
有的人在理论上并不反对厚葬，甚或还是它的主张者，但是在行动上却不实践。他们把死者简单装殓，放在家中，或者寄存在寺庙等公共场所，不行入土安葬，等几年以至一二十年后始行掩埋，这就是停丧不葬。这是一种习俗，至迟在北宋年间已经形成。司马光在《家范》中指出，当时人相信阴阳家的风水说，要选择上好的吉壤做坟地，还要挑选黄道吉日作为下葬的时间，如此要求不免一时难于达到，因此“久而不葬”，还有的人因为“贫无以办具”，即没有钱备置安葬的各种物品，也不能使先人入土。两宋之际的庄绰也说当时人对于安葬，“信时日，卜葬尝远，且惜殡攒之费，另停柩其家，亦不设涂甓，至顿置百物于棺上，如几案焉”（《鸡肋编》）。他们共同说明两宋时代人们停丧不葬的风俗，究其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迷信风水，希冀葬事吉利，给生人带来富贵兴旺；二是想厚葬，但目下经济力量不足，寄希望于日后发达了阔绰地打发先人。停丧不葬，两宋以后愈演愈烈，至清代而极盛。
因为宋人的那两个原因始终存在着，所以就只能延续下来了。
薄葬、停丧不葬皆由厚葬而起，而厚葬是主流，形成古人丧葬的特点。那么古人何以非要厚葬呢？原因说来也简单，就是古人迷信，以为还有一个阴间，要使死人在阴间过得好，就要风风光光地发送到阴间去，因此按照阳间的社会生活模式，安排葬仪、葬物，好使死者到阴间享受在阳间的待遇，或者还要超过阳间。古人讲“事死如事生”，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不过这样说太笼统了，具体说厚葬先人是行孝，厚葬皇帝是尽忠。前述原涉帮人募捐葬亲，他自己对丧事也大有讲究。他的父亲是南阳太守，死在任上，按照当时的习惯，属吏要给他敛钱千万以上，以便他安葬父亲及其家属置买产业，原涉在乃父死时，不要南阳郡的馈赠，得到义行的美名，过后觉得自己是得到好名声了，可是因为没有要赠遗而缺乏钱财，对先人的安葬简单些了，是不孝的表现——“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为弥补这一缺憾，于是给父坟大搞地上建筑，盖祠堂，修围墙，立墓表，上题“南阳仟”字样，竟以其父代表南阳郡（《汉书》）。
厚葬是行孝的观念一经形成，厚葬就等于是尽孝尽忠，那么不厚葬就是不孝不忠，反定理一成立，人们为了表示忠孝，更以厚葬为不可移易的准则。而且不厚葬，还会被人视为小气，舍不得给先人花钱，舍不得宴请吊唁亲友。姚崇就道出了厚葬实行者的这种心理：“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旧唐书·姚崇传》）小气是社会舆论所蔑视的，人也不敢犯，为与其绝缘，就要在治葬中大手大脚，尽可能丰厚地办丧事了。
考察古人的厚葬，我们感慨良多。
第一，厚葬是一种恶劣的风俗，应当大力摒绝。厚葬把人间有用的资财埋于地下，有的化为灰烬，有的腐朽而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有的是为埋葬用的，即是明器，这种生产浪费了人力物力，却毫无实用价值。这样糟蹋社会财富，不利于生人的生活，不利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再生产。
因此毁坏物质文明的厚葬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犯罪，作为一种社会风尚，则是极其丑陋的弊俗。
在这里我们要和今天把古人随葬品当作出土文物区别开来。古人把珠宝器物埋葬掉是毁弃社会财富，今人将出土物妥善保管，供人们欣赏，是变废为宝，是另一回事。这正是今人的高明处，从而也纠正了古人厚葬的弊病。
第二，厚葬表现出古人严格的等级观念，应当进一步批判。我们从前述秦始皇陵及霍光等人的丧葬可知，墓穴和地上建筑、死者穿着和随葬品，以至人殉，无不标志着死者及其子孙的社会身份。本来，在等级社会丧葬制度就是等级制度的一项内容，一种标志，厚葬是全面地依照丧葬制度实行的，是丧制的体现，也是等级制的体现。等级制是历史上的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制度，其恶劣作用毋庸赘言，那种厚葬制度及习俗自然应在清除之列。今日有人不明究竟，意欲效法，经营商业赚了钱，早早地给自己修坟墓，并在坟地按照辈分给子孙规划墓穴，搞以祖宗为中心的坟山，这是家族等级制的反映，是父家长制残余在丧葬制度上的表现。今日预造坟墓已是荒唐之举，再搞家内等级的区别，更是谬上加谬。又据报载，昆明郊区石城山、鸡旦山由西南仪器厂承包绿化，山上原来就柏树、柳树成荫，一些职工认为这是风水宝地，因而在此营造生圹，墓用石块和水泥修建，有的从外地运来黑色大理石，有的在碑上雕刻龙凤戏珠，并饰以金粉、银粉，坟墓占地颇多，大的达18。5平方米。还有128名职工自造的棺材，在这些人中有12名宣誓与迷信开战的共产党员，有中层领导干部，还有属于知识分子的工程技术人员。当我们获知此事，欲笑笑不出来，心中感慨，不可名状。
第三，厚葬还表现出古人的愚昧迷信，今人对死亡应有科学的认识。古人处在缺乏科学知识的时代，以为死人真有灵魂存在，以为他还能够像在世时那样给生人的生活以影响，以为能够保佑家小，带来人丁兴旺，财产丰盈，消灾去难，而祖宗神灵不保佑，就会灾祸来临。这种祖先崇拜和对亡灵的恐惧，使人心甘情愿地或虽不情愿但又因惧怕而不得不厚葬先人。先人在世留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后人伤感他的故去，用应有的丧仪表示哀悼是必要的，正常的，但是祖先崇拜是不科学的，为此而搞厚葬就没有道理了。古人利用所生活时代的生活用品或其模型，作为随葬物和祭奠焚化物，在那个时代就是迷信的表现。现代物质文明变化很大，古代所没有的现代家用电器，如电视机、电冰箱等普及了，有人制作它们的模型，用以焚化祭奠亡人，死人的“享受”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升级了，做今日的死鬼也比古代的死者“幸福”！人类进入了电子时代，而有些人对死亡的认识以及对亡灵的追悼还停留在古代，可是偏偏又要用现代的文明来装点，实在令人悲叹不已！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二节 宋元明时期的火葬
火葬作为一种葬法，在历史上争论颇多，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火葬在五代两宋流行开前，从人们对火葬的恐惧和对于土葬的虔诚，可知它产生的不易，所以我们不妨从唐以前的两个孝子葬亲的事实谈起。
廉范，东汉京兆杜陵人，官至太守。他父亲在两汉之际的大乱中客死四川，廉范15岁辞别母亲，赴川给父亲收尸。蜀郡太守张穆是乃父的属吏，要资助他，他不接受，与雇的人背着尸首步行返里，途中乘船，船触石沉没，廉范抱着棺材不放，众人为他的孝行所感动，设法把他救上来，他终于将乃父埋在家乡的土壤里（《后汉书·廉范传》）。他不顾生命危险迎还父尸埋葬，除了孝顺思想，还受安葬故土和完尸观念的支配。
会稽诸暨人贾恩，刘宋元嘉三年（426）母亲故世，还没有安葬，忽然邻居家着火，延及贾家，贾恩和妻子桓氏怕把母尸烧化，一边哭泣，一边抢救，邻人也赶来帮助，遂使母亲的尸体棺椁完整保存，但是贾恩夫妇却烧死了。地方官把这件事报告中央，皇帝下令将贾恩的乡里改名孝义里，免除他家三代的赋税，追赠贾恩天水郡显亲县左尉，以示表彰（《宋书·贾恩传》）。贾恩夫妇以死保护母亲尸体，是怕母尸火化，邻人那样救助也是怕火化，政府给贾恩的恩荣是旌其孝义，是赞扬他保护母尸。这件事情充分表明南北朝时汉人是多么惧怕火化。
然而后世发生了变化。建隆三年（962）三月，宋太祖下令禁止火葬：“近代以来，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续通典·礼典》）这一年是北宋建国的第三年，宋太祖就说民间火葬现象很普遍，说明火葬至迟在五代时期就流行开来了，北宋初年的火葬应是这种风俗的沿袭，不过政府持反对的态度。开宝三年（970）宋太祖诏令开封府，“禁丧葬之家不得用道、释威仪及装束异色人物前引”（《宋史·礼志》）。佛教上层人士中流行火化，建舍利塔，宋太祖禁效释家的诏书，应当包含反对民间火葬的内容。北宋政府禁止火化，有些地方官建立义冢，令人土葬。但火葬仍旧流行，如山西人普遍实行火葬，有的地方人把尸体火化后，将骨灰撒于水中，毫不保存。到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监登闻鼓院范同上奏，说“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建议地方官设立义地令贫民葬亲，宋高宗批准了他的请求。次年（1158）户部侍郎荣儗上言，置义冢确为善政，但仍有穷人葬不起，客死他乡者的后人也难于尽使亲尸返里，因而建议“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宋高宗考虑到实际情况，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在部分人中禁止火葬，而对另一部分人就听其自便（《宋史·礼志》）。有些地区，富人、贫人都不遵守政府禁令，实行火葬，在吴县，有个通济寺，内设焚化亭，供民间火化亲人，骨骸烧不成灰的，投入深渊，绝不埋葬。景定二年（1216），亭子为风雨摧毁，寺僧要求官府重修，引起吴县尉黄震的反对，写出《乞免再起化人亭状》，给我们留下关于该地火葬流行的情况（顾炎武《日知录·火葬》）。
元代北京路百姓父母身亡，往往置于柴薪之上以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