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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感内疚。
杨宇翔绘姜诗休妻图魏高贵乡公曹髦当政时，扬州都督毌丘俭起兵反对执政的司马氏，旋即失败。刘仲武是毌丘俭的女婿，毌丘氏生子刘正舒、正则。毌丘俭起兵，刘仲武怕受牵连，休弃妻子，令毌丘氏别宅居住，同时娶妻王氏，生子刘陶。后来毌丘氏亡故，刘正舒要求将他母亲与刘仲武合葬，刘陶不同意，刘正舒达不到目的不脱孝服，闹了几十年，直到他死，这问题也没有解决（《晋书·礼志》）。这是政治斗争带来的夫妻离散的悲剧。
南朝孙谦，青年时“躬耕以养弟妹”，后来历事宋齐梁三朝，在中央和各地做官。他有个叔伯哥哥孙灵庆，因病寄住孙谦家中。孙谦外任归来，问灵庆生活情形，灵庆就说饮食忽冷忽热，茶水亦不周全。孙谦认为这是妻子照顾不周到，委屈了堂兄，立即把妻子休出家门（《梁书·孙谦传》）。孙谦妻纵有对孙灵庆照顾不周的事，也不是应被休弃的大事呀！男子弃妇，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认为妻子犯了“七出”之条。这七出是：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许敬休妻即以其不生育；鲍永妻、姜诗妻庞氏、孙谦妻、邓元义妻之见弃，即为她们不孝敬公婆和尊亲；陈伯出妻，以她好口舌搬弄是非为由；王吉去妻，因其窃盗；王禁休李氏、冯衍休任氏，皆因她们妒忌。这些妇女之被逐出夫家，除了冯衍妻任氏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其他人或是无可指责的，或虽有不如人意处，但绝不是大过失。她们虽应了“七出”之条，却是真正无辜的。由此可见，“七出”之条在两汉至南北朝的实践是无理的，它是男子控制女子的伦理道德和手段，是压迫女子的工具。它的本质是这样的，但同时它也可以使感情破裂的夫妇离异，倒也有顺乎人情的一面，如冯衍所说：“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后汉书·冯衍传》）允许离婚，符合社会客观要求。但是应当充分注意到离异权只握在男子手中，他可以行施这种权力，而女子只有听从离异的义务，夫家要弃绝，她再要求也没有用，所以“七出”对于女子总是不利的。
出妻的原因，还有班超、刘仲武式的，为政治缘由而休妻。休妻者虽有感情上的不忍，但为保住自身政治地位，还是出妻了，所以受害最深的还是女子，最痛苦的也是女人。
至于黄允式的出妻，为图进身，趋炎附势，亡情绝义，此乃势利小人所为，为人所不齿。不过应当看到，黄允式的人物，历史上不绝如缕，不是个别现象。清朝乾隆时有一个姓朱的候补县丞，听说按察使有个外甥女要嫁人，就骗妻子，说岳母病了，令其回乡省视，又给了护送的仆人600两银子，暗示把老婆也给他。仆人把他妻子带走了，他就托人为媒，娶按察使外甥女为妻，又别事钻营，终于做到封疆大吏（朱克敬《暝庵杂识》）。
在古代社会，伴随着大量的弃妻现象，有七出休妻的制度；休夫的事也偶有发生，但绝没有休夫的制度。休妻制度表明家庭中夫妻各自地位的不同，即夫为主，妻为从，这是夫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还反映出社会上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即女卑男尊。总之，“七出”之条及其实践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是对女子的一种压迫，而不是解除婚姻关系的合理途径。
休妻虽是夫妻关系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父子关系的反映。“七出”的头一条是“无子”，意味着断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后对不起父亲，也得罪于祖先，为避免断根，就要与不生育的妻子分离；第二条“淫佚”，即妻子生育的男孩不一定是本家族血统，无异于是以外姓为后，也是对父祖有罪；第三条“不事舅姑”，是父母与儿媳直接冲突。这些内容，使我们知道家庭中的父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为协调父子关系，就必须要调整夫妻关系来与它相适应，父子关系决定夫妻关系，包括这种关系的解除。父子关系以孝道为准则，夫妻关系应当以情爱为基础，为了实现孝道而放弃爱情，这就是古人的孝大于情。
不管什么原因，“七出”是妇女的灾难。保护妇女正当的婚姻权利，保护女子的正常的婚后生活，这是由来已久的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事情，只要男女还没有达到各方面的真正的平等，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不存在。虽则随着时代的变化，妇女解放事业的前进，它的严重性会削弱，但总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部分 婚姻家庭（一）第4节 “糟糠之妻不下堂”
笔者手中有几则关于丈夫出卖妻子的历史资料，卖妻的丈夫与妻子如何对待夫妻生活，各怀什么感情，各以什么态度对待夫妻的分离，其情状较为复杂，非一言所能道尽。
徐孝克，祖父是南齐太守，父亲是萧梁戎昭将军、太子右卫率，长兄徐陵官尚书右仆射、建昌县侯、安右将军。孝克本人“遍通五经，博览史籍”，出仕为太学博士。当侯景之乱时，京城大饥，十人中有八九个饿死，作为官僚的徐孝克家里没有米，连稀粥都喝不上，可是孝克想让生母陈氏活下去，就打了妻子臧氏的主意。臧氏是领军将军臧盾的女儿，长得俊美。孝克向妻子说：现在遇到战争灾难，连母亲也养不活，不如把你嫁给富人，对我家对你都有好处，不知你的意思如何？臧氏不同意。孝克秘密与侯景的将领孔景行商量好，强迫臧氏出嫁给孔，臧氏不得已哭泣离去。孝克将卖妻所得，供养母亲。臧氏仍然怀念徐家，几次偷着送东西给他们，保证陈氏没有断顿。
孝克为养母，出家当了和尚，要饭兼带养活母亲。次后孔景行打仗死了，臧氏在街头寻找孝克，等了好多天终于见到了，对他说：当初你卖我，并不是我对不起你。今日我可以离开孔家了，该回去侍候你母亲，不知你答应不答应？孝克同意了，自己也还了俗，与臧氏重为夫妇。孝克官至散骑常侍，家里仍然很穷，母亲想吃粳米粥，也不能经常办到，母亲死后，只吃麦饭，不忍再吃粳米（《陈书·徐孝克传》）。孝克对母亲感情很深，是孝子，但对妻子薄情，对不住妻子而毫无歉意，臧氏却对他一往情深，是多情的妻子。臧氏的父亲臧盾是“有孝性”的人，居父丧，五年不出庐门，形骸枯悴，连本家都认不出他来（《梁书·臧盾传》）。臧氏可能从父亲那里知道孝子的心情，原谅了孝克的寡情。
酷吏来俊臣是有名的告密专家，他的父亲来操是个赌徒，与同乡蔡本是好友，并与蔡妻私通。来、蔡二人赌博；来操赢钱数十万，蔡本没有钱还，就把妻子赔给来操（《旧唐书·来俊臣传》）。这是两个无赖，拿妻子当金钱财物，随便交易。蔡本夫妇没有感情，蔡把赌博看得比妻子还重；妻子也不讲道德，不以丈夫为意；来操乘人之危夺人妻子，事实上也不尊重蔡妻。
明朝万历年间，甘凉地区大旱，许多人家没有吃食，丈夫就把妻子卖了。有对夫妻在分别时，妻子频频回头相看，不忍离去，丈夫也舍不得妻子，于是上前相对痛哭，难舍难分，最后一横心，一齐投到河中淹死（吕坤《实政录·救命会劝语》）。这对夫妻感情很融洽，分离不是自愿的，是天灾人祸逼迫的结果。
明末高淳县有个游姓佃农，欠地主租子还不起，不得已把妻子卖了30两银子，准备还租。大概是卖妻伤心过度的缘故，不留心把银子丢了，他越想越难过：老婆卖了，银子丢了，租还不了，该到死的时候了。
所幸拾主何调元在那里等候失主，才使汤某得以活下去（光绪《高淳县志·好义》）。
《点石斋画报·当妻谈新》清康熙年间，安徽芜湖受灾，大量的居民缺食，城北有一个男人要卖妻子，一个买主出了12两银子，已经商定成交了，但是妻子伤感地大哭，不愿离开丈夫。这生离死别的场面引起路过的邓光远的同情，立即回家筹措了银子，交给那个卖妻者，使得将要分离的夫妇得以完聚（嘉庆《芜湖县志·孝义》）。
嘉庆时，福建长汀人兰贵陇，娶妻吴氏。吴氏结婚时17岁，与兰贵陇堂兄兰应陇通奸，被丈夫发现，就以贫穷为名，托媒婆邓秋妈出卖吴氏。媒婆找到王恩封，王出财礼番银50元，兰贵陇写立婚书，收清财礼，这时吴氏20岁。但是兰应陇从中作梗，杀死王恩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婚姻类，嘉庆四年第105包）。
嘉庆三年（1798），四川德阳人黄透元26岁，其父黄同兰52岁，他们原籍汉川，在老家无法生活，迁移到德阳，没有田地，租种地主的土地。黄透元娶江子陇的女儿为妻，夫妻感情不好，经常吵闹，黄同兰感到这样的局面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征得亲家江子陇的同意，把江氏卖给曾宣做妾，收取财礼17千文。到过门的时候，黄家又向曾宣要酒水钱，曾宣不答应，双方争执起来，以致黄透元误将来抬人的轿夫打死。卖妻违犯清朝法令，四川总督勒保在审理这个命案时，提出如下的处理意见，供皇帝审批：黄透元拟绞监候；黄同兰、曾宣、江子陇均合依买休卖休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媒人减一等折责三十五板；财礼钱文照追入官；江氏由官府另行择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三年第73包）。黄透元的婚姻实由其父作主，江氏的命运决定于夫家和娘家父亲，当事人都没有多少发言权，江氏的被卖，包含着被休弃和被出卖的双重内容。
看到这些事实，令人气愤的是夫权的罪恶。丈夫不顾妻子的感情、愿望，说卖就卖，把妻子推给另一个“主”人，而妻子没有任何人身权利，没有人格。所以卖妻的现象是女子社会地位之低最真实的反映之一，是女子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