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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称为男人，也进入仕途，摄理司户参军，办事明快而有条理，又能作诗，受蜀相周庠的赏识，要把女儿嫁给她，她才暴露身份，被迫离开政府，回到临邛。
黄崇嘏男妆出仕女子领兵和出仕的事实，向人们表明：
第一，女子不甘心做家庭和丈夫的奴仆、生孩子的工具，要求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打入仕途，管理国家大事，施展才能，实现抱负。但是封建时代别内外的原则，不许“牝鸡司晨”的教条，把女子禁锢在家庭中、闺阁内，不许她们步入社会，进入官场。这就迫使一些有强烈斗争心并有才华的女子想方设法走向社会，女扮男妆的怪现象就是这样出现的。而她们的这一行动，竟被视为“人妖”，是不祥的兆头（《南史》）。那些女将军的出现，是在战争的特殊年代，男子被迫不得不允许，是例外，战争一结束就没有这种现象了。从平阳公主的葬仪之争上看，男子歧视女子，不承认她们的功绩。
清金古良《无双谱》中木兰从军图第二，女将军的战绩表明，女子聪明才智不让于男人，即使需要大智大勇的战争场合的要求，女子也完全能够胜任。洗夫人、平阳公主、秦良玉的才智，读者必会早有印象：绝不下于她们的丈夫。其实柴绍也是能人，《旧唐书》说他“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他去太原找李渊，路遇李建成，分析形势，急往太原，后在统一战争中立功，表现得很有智能，由此更可知平阳公主的能耐之大了。秦良玉敢于蔑视那些无能的明军将领，就在于她有勇有谋，智能在须眉之上。
第三，少数民族中出现的女将领多，说明那时这些少数民族对妇女的压抑相对汉族少一些，尚能部分地允许女子表现自己才能。
封建时代歧视妇女的才能，认为她们愚昧，见识少，所谓“长头发，短见识”。上述事实，驳斥了这种观点。
女子的智慧、才能和男子是一样的，其实，根本的问题倒是社会对待男女不一样。由于男尊女卑，不允许女子发挥才能，说她们智能低下，不过是为说明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人的才能不是天生的，是通过受教育得来的，进行社会实践提高的。但是女子普遍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从事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权利，以至处理家庭外部事务的权利，因而聪明才智得不到提高，在一些方面笨拙无力，这不能责怪女性自身，它应当由压抑女性的社会制度来负责。不明究竟，反而倒果为因，污蔑女子低能，更加说明那种社会制度要不得，应当彻底改造，使女子的创造力得以发挥，从而促进社会发展。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十节 女扮男妆的风尚
前面写过女扮男妆出仕者的生活，对女性男妆的现象仍有兴趣，因作续篇。
记载中最早好穿男服的女子是夏桀的宠妃末喜。末喜，不同记载或叫“妺嬉”、“末嬉”、“妹喜”、“未喜”。《晋书·五行志》说：“末喜冠男子之冠。”明确说明末喜戴男人的官帽。《汉书·外戚传》师古注说末喜“美于色，薄于德，女儿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于是汤伐之，遂放桀，与末喜死于南巢。”古人把桀、纣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坏皇帝的典型，他们之所以无道和亡国，是由于末喜和妲己，这两人又是坏女人的代表。从师古的话可知，末喜像男子一样，愿意过问政治，夏桀还听了她的话。她应该是一个政治人物了，尽管是失败者。为此她不安心于后宫生活，既要从事政治活动，就要像男人一样装束。应该说她是女子男妆的先行者。
春秋时齐灵公喜见身边的妇女作男子妆扮，于是媵妾侍婢穿男人服装，戴男人装饰。国中妇女纷纷效法，都城满目皆是男装女子，于是他又看不顺眼，下令禁止民间女子穿着男服，惟独宫女照常是男子打扮。民间女子对灵公的做法不满，仍然喜穿男装，灵公生气，下令凡见男装女子就撕裂她的衣服，剪断衣带，给人难堪。但是还有少数女子不怕凌侮，照旧穿男装。晏婴深知强迫改装行不通，向灵公建议：若要禁令通行，最好先从宫内做起，如果宫中妇人都穿女子的服装，民间女子的男子打扮会不禁自绝了。灵公照晏婴的主意办，女子爱好男子装束的风潮就过去了（《晏子春秋》卷六）。
唐朝前期是妇女着男装的盛行时代。一次唐高宗和武则天举行家宴，他们的爱女太平公主一身男性装束，身穿紫衫，腰围玉带，头戴皂罗折上巾，身上佩戴着边官和五品以上武官的七件饰物，有纷（拭器之巾）、帨（拭手之巾）、砺石（磨石）、佩刀、刀子、火石等，以赳赳男子的仪态歌舞到高宗面前，高宗、武后笑着对她说：女子不能做武官，你为什么作这样的打扮（《新唐书·五行志》）？太平公主男妆，就其个人来讲也不是偶然的，她是一个“多权略”的女子，是唐初在武后、韦后之下的第三个有权干预政治的女人，而韦后自知智谋不及她，因而对她有所畏惧。她参预武则天的谋议，武则天也最喜欢她。武则天末年，她与唐中宗、张柬之诛杀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等，使中宗继位，以后又与唐玄宗清除韦后势力。玄宗初年有七个宰相，其中五位是她的人，因此“军国大事，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这种情况为玄宗所不能容忍，乃诛其党，赐死公主（《旧唐书·太平公主传》）。太平公主的男妆，一是她的性格像男人，故喜着男服；一是干预政治，不愿脂粉气太重，以男妆具其威仪，助其施展政治才能。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玄宗时宫中妇人，“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即宫内宫外，贵族民间，多有女子身穿男式衣衫，足蹬男人皮靴，女子服装男性化了。唐武宗时也有女子身着男装。武宗妃子王氏，善于歌舞，又曾帮助武宗获得帝位，是以深得君王的宠爱。王妃体长纤瘦，与武宗的身段很相似，当武宗畋猎时，她穿着男子的袍服陪同，并骑而行，她与武宗的形象差不多，人们分不出来哪个是皇帝，哪个是妃子。武宗还想把王妃立为皇后，宰相李德裕以妃子娘家寒素和本人无子为理由，反对册立，遂使王妃失去执掌后宫的机会（《新唐书·后妃传》）。王妃的男装显然是武宗所欣赏的，至少是被武宗接受的。
元人绘女性化男子像男人女人生理不同，服饰式样有差别也是自然的事情。但古人的传统观念，把男女服装绝对分开，不得掺杂、逾越，否则将要遭到谴责。如男子穿妇人服，三国时以清谈著名的思想家何晏“好服妇人之衣”，被另一思想家傅玄指斥为穿“妖服”。女子穿的男装，也被视为妖服，所以正史《五行志》里往往设有“服妖”一目，责备女子的男装，如《新唐书·五行志·服妖》在写出太平公主男装事实后，接着说“近服妖也”，加以贬责。
男女装混穿，在正统的观念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生活小事，更不是个人兴趣的事情。傅玄说：“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原来统治者认为男子主于外，女子主于内，故有男女的服饰制度，使男女各守本分，不得僭越，若女子男装，会出现牝鸡司晨的事，是家庭的不幸，国家的不幸。傅玄还举例子，说夏桀因宠末喜戴男子冠亡国，又说何晏本身遭到杀身之祸，而且三族皆被夷灭（《晋书》）。所以封建时代，男女服制的不同，是男尊女卑的反映，不许女子着男装是统治女子的一种手段。因此那些敢于男装的女子，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反抗的行动，绝不能以“服妖”视之。指责人家装束“男不男，女不女”的传统观念，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的，那种服制上的尊卑贵贱男女的等级制度和观念应当彻底清除。再从审美角度观察，巾帼而着男装有的颇有须眉之气，有何不好！为何要搞服装的一统天下，清一色岂不令人厌烦！再说禁止女子男装，也是徒劳之举，且看历史上舆论反对，朝廷禁止，到头来还是不时出现，禁又何益？何必去办这种蠢事，还是听从民便为好。
第五部分 文艺娱乐第一节 古代宫廷谏诤戏
古代一些名臣，敢于披君主之逆鳞，当面或上书论述时政的弊端，指责皇帝的失德，为此不顾皇帝的恼怒，不惜俸禄爵秩，甚至不惜身家性命。有的人遇到了明君，政见被采纳，并且付诸实行，此所谓君臣际会，双双成为历史上的圣君贤臣；有的人碰上昏君，不仅意见被君王拒绝，还招来诛戮、囚禁之祸，双方一为昏君一为忠臣。贤臣、忠臣的谏诤，自来青史垂名，后人称颂不绝。像邹忌、魏征、海瑞、杨继盛等人，即以谏议而为后人所熟知，他们的事迹演为戏剧，为后人钦敬。他们是达官贵人，不是宰执，也是御史。他们固然以敢于进谏而富有人生的价值，同时他们的出名也同高贵的社会地位有关。
我们这里所要说的也是向君上进谏的人，不过地位卑微，只是宫廷演员。他们谏议的方式也与大臣的面奏和上书不同，他们是以演出的形式，通过其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给君主以富有政治内容的暗示，希望被君主领会和接受。他们人微言轻，知名度比上述谏诤之臣小得多，发幽阐微，我们不惜费点笔墨予以绍述。
楚庄王（公元前612～前591年在位）原是好淫乐的人，伍举规劝他不听，苏从继伍举之后进谏，楚庄王说你讲什么，难道不怕死？苏从回答说：“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史记·楚世家》）就是说，如果以我的死亡使君主醒悟，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庄王终于觉醒，内用孙叔敖为相，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外而出兵与晋国争霸，兵至黄河，问鼎于周，成为春秋五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