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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人史彦琼被庄宗用为武德使，官于邺都，邺都留守王正言是懦弱的人，无能任事，邺都官员遂秉命于史彦琼。唐庄宗杀朱友谦，又命史彦琼去杀澶州刺史朱廷徽，史彦琼于夜间秘密出发，众人不知其事加以猜测，以为是郭崇韬谋反，刘皇后乘机杀害了庄宗，如今是紧急征召史彦琼去议事。此话传到贝州军中，戍卒皇甫晖劫持效节指挥使赵在礼造反，兵进邺都，邺都巡检使孙铎要求史彦琼发兵拒战，史彦琼不以为意，及至赵军到了城下，仓皇弃城逃回洛阳。赵在礼之乱，使庄宗陷于绝境，卒至死亡（《新五代史》）。
优人郭从谦，艺名“门高”，拜郭崇韬为叔父，又认李存为义父，他被庄宗任用为从马直指挥使。“从马直”是亲军，由这个官职可知唐庄宗对他非常信任。当郭崇韬、李存被害后，郭门高为二人鸣冤，恰巧从马直军士王温谋反被诛，庄宗向郭门高开玩笑地说，你党同郭崇韬、李存背叛我，又教王温造反，你还打算干什么？庄宗原来和郭门高嬉戏惯了，拿这等大事当笑料，不以为失言。可是郭门高把这话当真了，以为庄宗要治罪于己，于是策动军士作乱，射伤庄宗。庄宗要喝水，刘皇后也不管，丢下他和诸王、左右逃走了，庄宗随即死亡，五坊人善友找来宫中乐器作燃料，把庄宗焚化。
古代帝王喜好音乐、歌舞、戏剧者代不乏人，今日北京故宫的畅音阁、颐和园中的德和园均是这种爱好的物质见证。如果对这些娱乐没有兴趣倒成为怪现象。但是在这些喜好者中，唐庄宗却是突出的，他不仅欣赏优伶的表演，同他们寻欢作乐，而且信任他们，任用他们为官员处理军民事务，用他们作耳目，刺探军民隐事。这一点是别的帝王所不为的，或者是有所警惕的，即使偶而听从他们的谏诤之言，也不把他们任用于政权机构中。唐庄宗如此宠待优伶，乃至死于他们之手，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
帝王与伶人关系密切，不是判断他为人品德与政事好坏的标准，重要的是他的所作所为的社会效果。唐庄宗用歌声指挥战斗，听从敬新磨谏诤不杀中牟县令，这是嗜好音乐对他的事业的好处。但是对唐庄宗讲，这种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太少，相反，优伶败坏政事，以至招来了杀身之祸，害处极大。利弊相权，宠信优伶对于唐庄宗是一大坏事，错误还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喜好声乐不是人的过失，执政者适当地用声乐调剂生活，解除从政的紧张与疲劳，以便理好政事，这种喜好音乐就是正当的，有益的；但是如果喜好过分，耽于歌舞声色，不理政事，甚至听任伶人乱政，这样的喜好就是不正常的，无益而有害的。关键不在喜好与否，而在于把它摆在什么位置上，以及如何喜爱法。任何事情都有个量度，超过一定的限度，好事也会变为坏事，唐庄宗耽于音乐太过分了，事情就走向反面，且使自身成为失败的昏君。
优伶地位卑贱，智慧不因此而少减，这一点我们在《古代宫廷谏诤戏》篇已说过了。但是还应当注意到，一种职业的人有一种素质，因他从事这一职业，受职业的影响，他的接受知识的能力和思维方式往往受职业的限制。
一个艺人，可能善于歌舞做戏，别的事情不一定办得好，对政治尤其不一定在行。其他行业的人也是如此。一个教员，教学在行，也许还善于写文章，但若让他从政可能就搞得一塌糊涂。古代科举制下的科甲人员，其中有一部分决意去任教职，当个府州县学的教谕、教授、训导，这些名号在当时也不清贵，又没有油水，为什么他们放着行政官职不做呢？原因是他们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干不好，不如做个清闲的教官。对于古代的优伶整体来讲，他们的素质不适合从政，唐庄宗却用他们做官，他们除了不能把政事办好以外，大约也只会教给庄宗搜刮美女，向皇帝告密，向官员索取贿赂，遇到灾祸一跑了之。唐庄宗任用非人，也是自取其败。所谓善于用人，知人善任，就是要用人得当，用其才能和特长，发挥其最大的积极性，而绝不是弃其所长用其所短。唐庄宗用优伶的教训，在任何时代都有借鉴的价值。
第五部分 文艺娱乐第三节 明代宫廷戏剧和太监讽谏戏
明代宫廷戏剧由宦官衙门钟鼓司管理，宫内演出有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种形式。内乐应是雅乐；传奇是演出金元以来的院本；过锦，是何种形式，说法不一，有说是影戏，有说是木偶戏，演法是雕刻木人，浮在水上，旁边有人代为唱歌讲说（震钧《天咫偶闻》卷七），对木人的装饰非常讲究，所谓“浓淡相间，雅俗并陈”（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禁中演戏》），大约因装扮讲究，色彩鲜艳，才叫作“过锦”。
明人演戏图这几种形式是皇帝和后妃通常欣赏的，他们看腻烦了，就把民间的文艺引进宫中。明武宗扩大乐工名额，令各省选送至京，来的人多了，各种民间的文艺形式也带进来，所谓“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廷”（《明史·乐志》）。武宗又宠幸伶人臧贤，用为教坊司奉銮，臧贤与锦衣卫钱宁建议武宗设立豹房，“恣声伎为乐”（《明史·钱宁传》）。明神宗为使嫡母仁圣太后、生母慈圣太后高兴，添设两宫百戏，把民间的戏曲都搬到宫中（毛奇龄《彤史拾遗记·庄烈周后传》）。神宗本人爱听歌曲，有一次宴会上酒喝多了，令乐人唱新的歌曲，乐人以不会而拒绝演唱，神宗生气，顺手拿宝剑打他，在场的人赶快劝解，但他还是割了那人的头发作为惩治。第二天慈圣皇太后听说了这件事，把神宗召去，数说他的无理，神宗跪着听训，流泪表示改过。太后还不算完，又叫人告诉大学士张居正，要他上疏劝谏皇帝不要再犯过失，同时又让他替神宗代草罪己诏，表示皇帝的悔过，至此神宗的优人闹剧才告结束（《明史·孝定李太后传》）。民间戏曲传到崇祯帝时，下令裁革，于是宫中只剩传统的旧戏。
明代宫中演戏，常有类似后世活报剧的演出，内容都是结合时事，给以形象的表现，令皇帝看了有所警省。演这类戏最出名的是明宪宗时的太监阿丑。下面我们根据文林的《琅玡漫钞》、傅维麟的《明书·宦官传·阿丑传》及《明史·宦官传·汪直传》等记载，将阿丑的演出和宪宗的观感作些介绍。
阿丑，显然不是姓氏，他的姓名没有留下来，大概专门扮演滑稽角色，因而被称为“阿丑”。有一天他和伙伴突然在宪宗面前做起戏来。阿丑装作豪饮滥喝进入醉乡的样子，一人骗他说某某官来了，意思是让他有所畏惧而不得放肆，哪知阿丑如同没有听见，继续作狂饮姿态。那人又吓唬说，皇帝驾到！阿丑仍无顾忌，照旧装作大口喝酒状。
那人出其不意地说汪直太监来了，阿丑乃作惊醒状，停止喝酒，毕恭毕敬地准备迎接汪直。另一个人似乎不解，在旁问道：皇帝来了都不害怕，为何一听汪太监就吓得老实了？阿丑以醉汉的口吻说：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道有皇帝。
明宪宗画像汪直在明宪宗时提督西厂，对公卿、平民任意迫害，闹得百官“不安于位”，“商贾不安于市，行游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大学士商辂等上疏，希望皇帝罢撤西厂，宪宗拒不受谏，且怒不可遏地说：“朝廷用汪直缉访奸弊，有何坏法？”定要找出首倡谏诤的人，予以惩处。阿丑作为一个卑贱的阉优，无权向皇帝陈述忠言，但又骨鲠在喉，为了揭露汪直的煊赫权势，警告宪宗有大权旁落的危险，只好装出惧怕汪直的醉汉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希图唤醒昏庸的皇帝。阿丑的谏喻戏与大学士的上谏，实系异曲同工，亦可见阿丑是具有政治头脑的人物，比宪宗皇帝高明。
汪直作恶，得到都御史王越、副都御史陈钺的支持。
陈钺为人尤其卑劣，他初任辽东巡抚时，适逢汪直因处置边务至辽，遂穿着便服，厕身于仆役之中侍奉汪直，取得汪直的好感。有王越、陈钺作为羽翼，汪直便以监督身份，出师辽东、延绥、大同等地，巩固他的地位。阿丑要揭露汪直的弄权，充分注意到这一事实。一天，在宪宗面前，他手执双钺，蹒跚而行，有人问他为什么拿两把斧钺，回答说我领兵，就靠的这两钺啊！又问他两钺有名字吗？答复是一个叫“王越”，另一个叫“陈钺”。阿丑就这样形象而又一针见血地向宪宗揭发了汪直等结伙作恶的行径。宪宗看到阿丑的两次表演，知道他是在劝喻自己勿用匪人，加之朝臣的谏议，终于将汪直贬斥到南京，为朝廷去了一害。
明《宪宗行乐图》（局部）“四面楚歌”离散楚霸王八千子弟兵，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也被阿丑巧妙地用作讽谏宪宗的材料。一天，阿丑装作儒生高声吟诵，“六千兵散楚歌声”，旁一人纠正他说，“楚霸王是八千子弟兵，不是六千”，阿丑故作无知，坚持说是六千，不是八千。如此一来一往，争论不休。一会儿，阿丑慢条斯理地说：你不知道，那两千人去保国公朱永家盖房子了。原来贵胄朱永曾任总兵官，与汪直共同出征，又掌管京军团营，却私役兵士，为自己建造府第。宪宗看到阿丑的这番表演，遂派太监秘密调查，朱永听到消息，忙把兵丁撤回。阿丑向皇帝揭露贵族私役军士并希望加以制止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汪直擅权，正是宪宗无能的表现。宪宗患有口吃病，对于朝臣的奏议，每每回答得不利索，鸿胪寺卿施纯便建议皇帝只说“照例”两个字作为答复，宪宗觉得方便，非常高兴，就把施纯越格提拔为礼部尚书，因此众人就讥讪施纯为“两字尚书”，传为笑柄。由此一例，可知宪宗用人不当和朝政的败坏了。阿丑厌恶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