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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谢族人能歌善舞，首先在于他们懂得和爱好音乐。司徒谢安“性好音乐”，弟弟谢万死了，应守丧礼，十年不听音乐，但到晚年，虽同样有期亲之丧，照常令家伎演唱，好友中书令王坦之不以为然，写信要他遵守亲亲之道，不要听音乐了，谢安回信，说他听乐是“自娱”，对于“崇世教”，是不屑去做的（《晋书·王坦之传》）。由于谢安的带头，“衣冠效之”（《晋书·谢安传》），丧中听乐就成了社会风俗。
王、谢家族文艺修养的形成，有其社会和自身的原因。
第一，王、谢二族重视文化教育。在朝廷，于战乱频仍之时提倡教育，培养贵胄子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东晋创建之时，晋元帝尚未正式即位，录尚书事王导就因军旅不息，学校停办，上书要求遵循西晋的典制，选择教师，恢复学校教育，令朝臣子弟入学就读（《晋书·王导传》）。
当淝水之战前后，尚书令谢石也因学校遭破坏，“上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同时要求在州郡普遍兴建学校（《晋书·谢石传》）。在家族，强调文化传家，抓紧子弟的文化教育，重文轻武。刘宋时王僧虔写诫子书，说有的人贵为三公，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相反布衣寒素之人，卿相倒很尊敬他。有的父子贵贱悬殊，兄弟名声大相径庭。何以会贵而不闻，贫而名显呢？何以父子兄弟地位迥异呢？原因就在读不读书（《南齐书·王僧虔传》）。王僧虔是令儿子读书的，诸子王慈、王泰、王志各有所长。他的诫子书，比较系统地说明读书的作用和王氏的治学传统。王筠认为有文化，代代有文章传世，是王氏的家风，故而要求子弟“仰观堂搆，思各努力”（《南史·王筠传》）。只有认识到家庭传统，加以继承，才是合格的王氏家族成员。王导的长子王悦，“弱冠有高名”，青年时就侍讲东宫，可见有学问，王导很喜欢他（《晋书》卷六十五）。王导次子王恬，“少好武”，不受王氏家族的重视，王导更是见他“便有怒色”，而见他哥哥“辄喜”。家庭与社会环境逼着王恬改变习性，晚年好交结士人，“多技艺，善奕棋，为中兴第一”。
第二，社会上层和王、谢二族均重视文学艺术。宋齐梁陈的皇帝和帝胄，相当一部分人文化水平很高，而且颇具有文学艺术细胞，富有这方面的成果。前述宋孝武帝、齐高祖善书法不必说了，梁昭明太子编辑《文选》，传诸后世，影响深远，由此可见帝胄文学才能之一斑。皇家的志趣，极大地影响着臣下，吸引人去学习文艺，如《南史》所说：“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王俭传》）萧梁时也是“膏腴贵游，咸以文采相尚”（《南史·王承传》）。王、谢二族也很自然地以文艺要求子弟。王羲之教子学书是传家学，王僧虔也要求子侄学书法，其子王慈与堂弟王俭练书法时，来了客人也不停下笔来接待，可见在严格的家教下学书的专心致志。
第三，维护世族的必要条件。王、谢是大官僚、大庄园主世族，维持这样的世家，要有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所以掌握文化是世族的基本的必要的条件。同时由于它的官僚地主地位，有物质基础，能保证它的成员从事文学艺术训练和活动。世族因为已具有文艺传统，子弟对先辈的文艺才能和实践耳濡目染，也易于接受和把握。
文学艺术是一种文化，是人类财富，是丰富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有文化艺术修养的人，表明他文化程度高，生活丰富，创造力强，是好的事情。王、谢家族倘若诗歌一点不能写，看书画不知精妙之所在，见了跳舞就羞答答，对各种文艺表演都看不出名堂，则是缺乏文化修养的表现，愚昧的表现，那么也就未必能如此长盛不衰。这是我们研究王、谢二族的文学艺术生活所得到的最一般的启示，想来也是有益的。
第五部分 文艺娱乐第六节 皇家“买卖街”游戏
有的皇帝觉得宫中生活无趣味，不如民间的丰富吸引人，于是挖空心思想出玩的点子，以改变惯常的生活面貌。有的直接到民间活动，有的则把民间生活移植到宫内，尝一尝其中的滋味，有的则是别出心裁，超出了民间生活范畴。请看几件事情。
西汉成帝（公元前32～前17年在位）喜好微服出行。他从宫中后门出走，跟随的只有五六个人或十几个人，他们穿白色衣服，戴平民帻巾，有时骑马，有时乘小车，侍从和成帝同坐在一个车子上，因为不让人知道他的身份，不要仪仗，也不搞警跸。为了瞒人，成帝改易自己的姓名。他去向不定，有时逛市区，有时游郊野。远近也没有谱，走远了就出长安境界，到了旁的县。吃住就在民家，与下人们坐在一起谈笑饮食。时间也不顾长短，有时几天，害得大臣们不知道皇帝到哪里去了。车骑将军王音、刘向等劝阻他的微行，好几年过后他才不私自出去了（《汉书·五行志》、《汉书·成帝纪》）。《汉书》称赞成帝“善修容仪”，“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又说他“博览古今，容受直辞”。这样素质好、注意风度的皇帝，好到市井中游玩，且与修明政治毫无关系，所以成帝是两面人。
京剧《梅龙镇》是演明武宗朱厚照出游塞外的事，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武宗于正德九年（1514）开始微行，但只在京城近郊活动，到十二年（1517）去宣府，宠臣江彬在这儿给他营建镇国公府，武宗自称镇国公朱能，江彬将京城的珍玩女御送来，并进奉民间女子。武宗又游历大同，乐不愿返，典膳李恭请回京，被拷打死。他把宣府住宅称为“家里”（《明史纪事本末·江彬奸佞》），将京城大内置于脑后。明武宗微行与汉成帝有所不同，他是大队人马，规模大，时间长，公开进行，这是帝王微行生活的发展吧。
明《帝鉴图说》中汉灵帝列肆后宫图第一个在宫中做“买卖”的大约是东汉灵帝（168～188年在位），这里说的买卖指其开商店以为玩乐，其实他真有一桩买卖，就是卖官鬻爵。他在西园卖官，规定中央三公九卿、地方守令等官职的价格，如三公售价1000万钱，关内侯500万，没钱可以先赊欠，到任后再还。崔烈通过贿赂灵帝乳母以一半价钱买官司徒，灵帝到授官时颇为后悔，说可惜1000万没有到手（《后汉书·崔烈传》）。这位君主玩乐的招数颇多，其一是耍狗，在宫内给狗用冠带打扮起来，好像它们也做官，又让狗与人交配，看着取笑。有一天一只狗突然跑出宫门，到了一个司徒的府里，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在灵帝卖官与戏狗的政治下，买官的司徒与冠带的狗，无不表明政治的黑暗与污浊。灵帝还好驾驴，在西园驾四匹白驴，亲自执辔头，让驴在园内来回跑，于是高兴得不得了。他这玩法，公卿贵族竞相学习，争着买驴，使驴价涨到同马价一样高。灵帝再一个玩法就是开旅馆。他在西园里，令宫女扮作客店主人，他穿着商人服装来投店，住下后，由宫女送来酒食，于是一块吃喝，心里特别痛快（《后汉书·五行志》）。
北齐后主（565～577年在位）在宫中设贫儿市场，游乐其中，是继承灵帝的玩法。后主8岁被立为皇太子，10岁其父武成帝称太上皇，他即帝位，13岁父死亲政。他性喜奢侈，造宫苑，修寺院，宫女一裙值万匹，镜台值千金。他和汉灵帝一样有犬马之好，给御马用毡罽，为看马交配，特设专庐，用十几种食物饲养，又给马、犬、斗鸡封号，什么开府、仪同、郡君，不一而足。他与灵帝一样以犬马拟人，真是无独有偶。他喜好非时之物，而且说要就得办到，如一天晚上要蝎子，第二天早上就收了三斗。
自以为一生都是喜事，作“无愁曲”，自弹琵琶自唱歌，因此人称“无愁天子”。当北周在晋阳击败他的军队，他以重加官赏来募人抵敌，但又不出一物，到正经用场上竟吝啬得很。他去劳军，有人教他要慷慨流涕以激励人心，但届时他却哈哈大笑，使将士不能奋发而解体，终于被北周俘虏，赐死，哪里是“无愁天子”呢！最奇的是他在邺城华林园中设立一个贫穷村舍，自己穿着破衣烂衫，装成乞丐，向人讨饭；又设了一个贫穷市场，亲自来交易，讨价还价，以为乐趣（《北齐书·后主纪》）。
南齐东昏侯萧宝卷（499～501年在位），16岁继位，19岁被废，也是一个喜犬马之乐的君主。他日夜在后宫戏马，与宦官、倡伎打鼓，喊叫不停。他为捕捉老鼠玩，有时通宵不眠。夜间玩乐到五更才睡，中午起床，接见官员只好放到午后，有时就不接见。他也爱出游，但同汉成帝、明武宗又有所不同。他逛街市，要到三四更出发，敲击大鼓，排列仪仗，点明火把，让宠幸的潘贵妃乘卧舆，自己骑马相随。所去的方向没有一定，奇寒酷暑，落雨下雪，照常进行。又用黄门几十人为骑客，善走者几百人为逐马，招摇过市，百姓跟着看热闹。他游郊区，将所经过的几十里内居民都赶出去。他建造芳乐苑，山石楼阁，好树美竹，应有尽有，又在里面设立市场，太监每天早晨送进酒肉及各种食品，他令宫人充当卖酒妇，让潘妃当市令（管理人），自己当市魁（首领）。买卖时，如有价格、斤两等等争执，双方找市令潘贵妃评判解决。他以为这种生活很有意思而乐此不疲（《南齐书·东昏侯纪》）。
宫中设市场，可能以清朝乾隆年间圆明园内的买卖街规模最大，使汉灵帝、东昏侯等人相形见绌。买卖街设在圆明园福海的东边，有各种各样的大小商店。据徐珂编的《清稗类钞·圆明园有商店》记载，大小商店莫不具备，有茶馆，有饭肆，有估衣店，甚至还有用小筐卖瓜子的小摊。店主人都是太监。店内的营业和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