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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市肆活动及微服出行的这几个君主，除了乾隆帝和明武宗之外，不是亡国之君，就是把国运推向灭亡边缘的人，而明武宗自己也很快丧生。他们搞这类活动，不过是作为一种游戏。他们是天下最有钱的人，把挥金如土视为正常的现象，可是他们倒想学小家子气，亲自做买卖，讨价还价，争斤较两，企图以此找点意外的快乐。富贵至极的人不知道贫穷是怎么回事，却想尝尝叫化子的生活滋味，然而他不是体验民间生活疾苦以改进政治，不过是心里空虚，百无聊赖，以此找乐。乾隆帝而外，这些人本身政治搞得一团糟，生活上腐化，犬马声色的游玩又劳民伤财，所以他们的这类行为是荒淫无耻的，是不正常的生活。古人记载这类事情的时候，都给以谴责，我们也是这个态度。人们需要适当的健康的娱乐，使生活丰富多彩，同时也调剂精神，增加活力，可以更好地去创造，这是正常娱乐。但是娱乐不应当是人生追求的目标，以玩乐作为生活的价值，并因此妨碍积极意义的追求，就是玩乐丧志。这种娱乐对于统治者，只能导致政事废弛，劳民伤财，败坏国事，当然应该严厉谴责它。
不过我们似乎还要透过事物的表象作深一层的考察。
首先我们要问皇室中的生活是那样美好吗？物质生活的享乐自然没有说的了，对于皇帝来讲，后宫女子不乏其人，他再要追求的也不在这里。就他的活动范围讲，宫城、园囿虽然不小，但再大也不过是那种围墙内的天地，在这一点上就不如老百姓活动地盘大了，因为百姓可以在一个城里转游，可以出城，甚至还可以到异乡去，皇帝就办不到。皇帝不能出宫，在一定意义上说皇宫也是皇帝的监狱，虽然他是那里的主人。皇帝所见的人，上朝时是文武百官，退朝后是后妃、太监、宫女，这些人有限，见面、交谈不过那些人。而臣民呢，可以走亲戚，访朋友，逛市场，与熟人、与陌生人都可以打交道。臣民生活的丰富多样，是宫中所没有的，皇帝也是人，也会向往民间丰富多样的生活。有自制力的，勤于政事的皇帝，就自守本分，安于宫中生活了。那些荒淫无道之君不守天子本分，偷偷到宫外走走，但商店总不能去，于是在宫内开店，也过过买卖生活的瘾。民间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吸引人的，向往这种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不是过分的、无理的。因此我们指责汉灵帝这一类君主的时候，还要看到那种封建的政治体制，也限制了皇帝个人的个性发展和生活情趣，他也成为被扭曲的人，他们希望在帝王生活之外还有普通人那样的一些生活内容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为帝王而规定的仪卫制度、生活方式制度，把他们限制在宫廷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想突破它，微行、宫中设市的现象的出现也有了它的必然性。因此，我们才认为封建帝王的政治制度是更应该诅咒的。
第五部分 文艺娱乐第七节 古人端午节的生活
在古代，五月被称为“恶月”、“毒月”、“修善月”，在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五月俗称恶月”的记载，可见这个观念至迟形成于南朝，实际上比这时要早，因为战国时代人们就认为五月初五日生育不吉利，若生男则克父，生女则克母，表明人们厌恶五月。因为是恶月，人们怕有触犯，禁忌就多，端午节的生活，就因恶月而产生它的一些内容和形式。
南齐人宗测，祖籍南阳，世居荆州，不乐功名，政府屡次征辟而不就，移居庐山，周游衡山等地，他的游历含有隐居性质，此外也是上山采药，自云到庐山的原因是：“少有狂疾，寻山采药，远来至此。”而在这里的衣食是，“量腹而进松术，度形而衣薜萝”（《梁书》卷五十四《宗测传》）。看来他是懂得中草药的人。据记载，他在五月初五日鸡还没有报晓的时候出发，采摘像人的形状的艾，回来治成艾绒，用以治病，很有疗效。宗测的用艾治病，反映当时人已认识到艾的药物性质。端午这一天，荆楚地方的人采艾，编织成人形，悬挂在家门口，祈祷消除毒灾（《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自此，形成人们于端午节在大门上挂艾人的风俗。艾，成为端午“五瑞”之一，大约同宗测悬艾人的活动分不开。用艾，历代相沿，如北宋汴梁人“钉艾人于门上”（《东京梦华录》卷八《端午》）。到南宋，人们用菖蒲做成张天师驭虎的形象，与艾人一同悬挂在门上（《西湖老人繁胜录》卷三《五月》）。自此菖蒲与艾并用，如明朝宫中门两旁安放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面画的是张天师或仙子、仙女仗剑降五毒的故事（刘若愚《明宫史·火集·五月》）。形式比民间复杂，内容则是一致的。到清代，用菖蒲、艾制成蒲龙、文虎，插于门上（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五月·端阳》）。艾不仅挂在门上，南宋人又兴起戴艾花的风习（《武林旧事》卷三《端午》）。明人继承下来，由妇女专簪艾花（《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清代女子戴艾叶，也是“端五景”之一（顾禄《清嘉录·五月·端五》）。
南朝时端午日，人们竞相采集各种草药，南宋人也是“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西湖老人繁胜录》卷三）。自采草药，到明清时代在大城市发展为药铺施药，即在端午日，居民到药店要应节的消毒药品，如雄黄、芷术等。顺便说一句，直到20世纪上半叶有的城镇的药店仍在端午节施舍雄黄荷包。因为城居之人采药不便，故有这种变相的形式。采药是为应用，端午就喝菖蒲、雄黄泡的酒，并把这种酒涂在儿童脸上，划上王字，以求辟毒、辟邪。
观竞渡南朝人过五月节，要在手臂上系着五色丝织物，叫做“辟兵”，大约是祈求不发生战争，从而不产生瘟疫，以免病害。这是当时南北朝混战时期人们极易产生的精神寄托。到宋代出现各种百索，有彩线的，有珠子的，给儿童系在头上。明清时衍化为香袋，内装香料，做成各种形状，年青的妇女和小孩佩戴，既有药用价值，又有美观作用。
包粽子南朝人要搞划船竞赛，这个风气历代延续不辍。越到后世，龙舟竞赛更成为节日的大项目，节日的标志。在明代，南京竞渡搞得最热闹，福建规模也大。这些地方的大江大河中竞技，一船可坐十人，大的到二十人，击鼓划船，一会儿几里地下去了（张瀚《松窗梦语》卷七）。
吃粽子，在南朝是夏至日的食品，很快也成为端午的食物，到北宋，人们当日吃粽子，五色水团，粽子成为主要食物之一，并且把它堆摆成楼阁、亭子、车子等的形象。后来人们又把它作为节日的礼物，互相馈赠。粽子终于同龙舟竞渡一样成为过端午的标志，而且它比竞渡还要普及，因为这是家家可以做到的，不像龙舟要在有水的地方才能实行起来。
南朝人过端午还有郊野踏青和做斗草游戏的内容，这是同采艾、采草药相结合的，不过后来踏青、斗草各成为单独的形式。踏青后世演变为城中达官贵人和文士的郊游，如明代北京士人相约到天坛松林、高梁桥柳林、德胜门内水关、安定门满井等地，带着酒果，作竟日之游，女子亦有前往的。南京的文人到雨花台游憩。这天之后，天气日益炎热，这些人就不到烈日下活动了，这也是端午日出游的原因吧。斗百草主要是儿童的娱乐，清代宫廷画家金廷标的《群婴斗草图》，绘画一群男孩在野外斗草嬉戏，有的拔草，有的身边放着草兰，面对面用力拉草斗胜负，有的旁观助兴。乾隆帝为此画题诗，有“赤子之心爱生意“句。画和诗反映清时儿童斗草的快乐生活，并引起成年人的兴趣（画藏故宫博物院，《文史知识》1986年第12期刊载）。
端午节和其他节日一样，也是个交际的时日，节间亲友互送礼物，皇家也不例外。贞观十八年（644）五月初四日，唐太宗用飞白体书写骛凤烟龙等字，写好后对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等说：明天是端午节，风俗是用衣服玩物相互祝贺，我今天送你们飞白扇两柄，供你们扇风纳凉（《册府元龟》卷四十三《帝王·多能》，493页）。这是帝王以雅物赠大臣。宋朝皇帝给亲王、宰相及学士送的东西更多，有亲自书写的葵、榴画扇，艾虎，纱匹（《梦粱录》卷三《五月》）。
端午节的产生，传统的说法是纪念屈原，这自然是不能被排除的原因，但是从节日生活内容看，它和季节关系极为密切。我国一年四季分明，而酷暑、寒冬界限较之春秋两季更明显。五月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