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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妃传》）。这是孤儿寡母陷于卑贱生活，因偶然机会而得皇帝恩赏，生活从地下升到天上的。
王博文，曹州济阴人，祖父王谏曾任两京作坊副使。
他幼年丧父，母亲张氏改嫁韩姓。博文好学，中进士，历官地方上的知州、转运使和中央的殿中侍御史。他认为“子无绝母礼”，母亲虽改嫁离去，并不妨碍向朝廷给她请封号。母亲死时，他正在做开封府判官，认为应当像对待没有再嫁的母亲一样，给她服丧，于是向政府请求，解官持服，获准后守丧，除服了才又出来做官（《宋史·王博文传》）。
类似王博文为改嫁母守孝的还有一个郭稹。郭稹年幼丧父，母亲边氏改嫁王姓，生有儿子。郭稹中进士，“学问通博”，“文思敏赡”，官刑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母边氏死，要求解官服丧。礼官宋祁认为郭稹的服丧是过分行为，因为边氏到王家生有儿子，已有人给她戴孝，而郭稹没有叔伯兄弟，郭家靠他一人承祠，不应当为出嫁母守孝了。宋仁宗就此事令群臣议奏，侍御史刘夔认为若儿子不为出嫁母亲守丧，则是他们间的关系如同道路上不相认识的人，“则必亏损名教，上玷孝治”，因此应当同意他的要求。仁宗最后也准许郭稹解职，以实现他的守孝意愿（《宋史·礼志》、《宋史·郭稹传》）。
这些孤儿寡母间的相互关系和生活实践，使我们有一个鲜明的感觉，即儿女对寡母的改嫁，通情达理，毫无怨恨，爱护尊重，生养死葬，惟恐不得尽意，惟恐老人心情不舒畅。这些儿女，多是读书人，中进士，为官作宦，有的至参知政事，有的是贵妃。他们丝毫不以母亲改嫁为耻，却以迎养再嫁母为应尽的义务，为人子之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束缚寡妇的思想他们是没有的，事实上也是不承认的。母子、母女的关系，是天然的关系，是任何情况下也改不了的，也得承认的。刘湜、范仲淹、杜衍、张贵妃、王博文、郭稹等人对改嫁母的态度是合于人性的。他们体贴母亲的苦衷，谅解她不守寡的处境和原因，反而产生使她们晚年幸福的强烈愿望，在条件许可时加以实现。事实表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在北宋还没有什么市场，待到南宋逐渐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之后，社会对于寡妇的压迫更重了，实际上这对孤儿也不利，也是他们的灾难。
随着“失节事大”观念的流行，对于为再嫁母的守孝制度，朝廷和民间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民间尊重出嫁母的大有人在，元代池州人李鹏飞，生母姚氏是妾，受正妻欺凌，出嫁蕲州罗田朱姓。鹏飞长到19岁，知道生母情形，决心去寻找，找了三年才见到。这时朱家正患流行病，鹏飞把母亲接到家中，奉养一个时期又送回朱家，然后经常去探视，母亲死后，每年带领子孙去祭祀（《元史·李鹏飞传》）。政府的态度同民间不一样，变化了。明朝初年，进士王希曾再嫁的母亲任氏死了，他请求守三年的丧，明太祖令臣下讨论，礼部尚书李原名认为，“希曾之母既已失节”，不应当守制三年，只服一年就够了，明太祖同意了他的意见，王希曾的愿望没有实现（《续通典·礼典》、《明史·李原名传》）。为出嫁母守孝观念和制度的变化，显示道学家的伦理观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丧失人性，越来越不利于孤儿孀妇，说明封建制度更加反动。由于明清以来严重歧视再婚的妇女，子女不愿意寡母再嫁，而从行动上加以阻挠，及至母亲再婚了，觉得受人歧视，因而对母亲有看法，不亲近。这样轻视再嫁母亲的思想流传开来，很难消除，时至今日，不少青年反对父母再婚，手段恶劣，乃至迫使业已再婚的分离，造成老人晚年的不幸。从这个现实看，这些人的行为和思想远不及好几百年以前的范仲淹等人，不能不说其行为不当，思想陈腐。
一般来讲，男子对于妻子的前夫有一种本能的忌妒，而对妻子带来的前夫的子女则态度不一。有的像任布那样，视之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女，甚或因怜悯之心，超过对己子的待遇；但也有如杜衍继父钱某式的，视妻子前夫的儿子为累赘，拒不收留，或者加以虐待。任布类型的丈夫有男子汉的宽厚胸怀，尊重妻子，从而及于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把抚养和教育他们作为自己的责任。妻子见丈夫如此尊重自己和爱护孩子，必然增强对丈夫的敬爱，因此夫妻感情深厚，生活必定美满，会是一个幸福家庭。反之，虐待妻子的前夫子女，妻子心里痛苦，很难增进对后夫的感情，后夫的这种态度还会影响到他的子女与带来的子女的关系，这种家庭难于和睦。男子对于妻子前夫子女的态度，关系着全家生活状态，善于处理的人才会得到幸福生活。而善待妻子前夫的子女，承担抚养义务，是道德高尚的表现。任布类型的后夫对待妻子前夫儿子的热忱负责精神，虽然古往今来屡见不鲜，但是仍值得推崇，因为杜衍继父钱某那样的人也不少见，发扬前者，以杜绝后者，提高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
异父母的兄弟姊妹如何相处，这也是处理好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张皇妃在得到宋仁宗宠幸后，有条件照顾家人，对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同母异父的弟弟一样给予恩惠，不歧视异父兄弟，把他们看作一家人，实属难得，也是好品质。
处理好妻子前夫子女的关系，处理好异父兄弟姊妹关系，要有一个思想前提，就是承认妇女再婚的正当性，对她们的再婚给予同情、支持，至少要谅解，克服烈女不嫁二夫的腐朽思想。把妇女二次婚姻看成是正常现象，对她的前夫子女就不会另眼看待了，“拖油瓶”之类的观念就不会存在了，家庭关系就会处理好了。
总括全篇所要说的意思：子女尊重再嫁母亲，异父的兄弟姊妹相互爱护，丈夫抚养妻子的前夫子女，是处理家庭人际关系的正确态度，反映道德品质的高尚，是我们民族的一种良好文化传统，需要今人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第一部分 婚姻家庭（一）第10节 秦汉以降的家庭结构
历史上家庭结构和家内人际关系是个大题目，作一部有相当分量的专书也不一定说得清楚。讲家庭结构更需要统计资料，梁方仲据二十四史等载籍整理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对它的研究很有用，但也很不够用。这篇小文只是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
家庭结构的内容，包含家庭规模、成员和主体。孟子讲“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是说一般人的家庭是八口人。同时期李悝在计算普通人家庭经济时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又是说一家是五口人。秦汉以后，人们讲到家庭人口，或说“八口之家”，或说“五口之家”，大体上可以这样说：秦汉以来家庭人口在八口左右，或五口上下，换句话说，一般家庭是五至八个人。
商鞅变法，强令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家庭分居，故秦汉以后，大量出现五口左右的家庭。贾谊说：秦朝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有谇语”（《汉书·贾谊传》）。这是说有家产的父子分开过，各自组织家庭，没有家产的，儿子离开家庭，剩下父母。父子分家，相当彻底，从财产的严格所有权上分辨最清楚，儿子不愿意向父亲借农具，害怕父亲表现出施恩的脸色，而使自己处于难堪的地位。同样，母亲到儿子家拿笤帚畚箕一用，竟会遭到责嚷。这些做法和心理无不表明父子是分得一清二楚的两家人。晁错讲到汉朝农民的痛苦，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汉书·食货志》）以五口之家举例，理应表明当时五口人家的普遍性。两汉政府实行举孝廉政策，要把地方上著名的“孝悌、有行义”的人吸收到政府中来（《汉书·宣帝纪》）。被举的孝廉既是实行孝道的模范，与父母同居应是当然的前提，但是东汉产生“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孝廉尚且同父母分居，其他的可想而知了。社会的现实是成亲的儿子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不多。而在一起的家庭，有时会受到社会的敬重，如西汉末年刘秀舅氏樊重、樊宏家庭“三世共财”，被视为“礼仪恩德行于乡里”之家（《后汉书·樊宏传》）。此种礼敬恰说明这类家庭的稀少。
南北朝以后父子分家的现象也很普遍。刘宋时周朗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民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宋书·周朗传》）无论是士大夫、平民，多达百分之六七十的家庭是父子析居的，正因此聚居成为可贵的事，刘宋酉阳县人董阳“三世同居，外无异门，内无异烟”，被政府表彰为“笃行董氏之闾”，蠲免赋役（《南史·孝义传》）。隋代，四川、陕西南部的庶民之家，“父子率多异居”（《隋书·地理志》）。江南民间大体也是父子分开过。而在岭南，父子不但析居，如果父亲贫穷，还有卖身于儿子的现象（《隋书·地理志》）。四川、陕南子孙与父祖别籍异财的现象继续到宋代。可能是异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北宋政府加以干预，宋太祖开宝元年（968）令地方官劝谕父子共居，否则治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条）。次年更下令，有违犯的处以死刑（同上，二年八月丁亥条）。政府的决心正说明析居问题的严重。
五口之家应是父子分离后的家庭，其成员为丈夫、妻子和他们的未成年的儿女，间有未成年的弟或妹，基本上是两代人，其中以夫妻为家庭的主体，丈夫是家庭的主宰。这类家庭也可能有鳏父，或寡母，从而组成三代家庭，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