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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父一死，鲁国自然也就没“难”了。但毕竟庆父是鲁庄公的哥们，鲁国出于一贯“仁义亲情”至上的原则，对庆父的儿子备加照顾，不但免死，还承袭了庆父的封地，称“孟孙氏”。庆父的三弟叔牙，作为庆父同伙，也被鸩酒处死。他儿子也受封，称为“叔孙氏”（以示对亲戚的体恤）。庆父的四弟，力挽狂澜的大功臣季友先生，儿子成为“季孙氏”。孟孙、季孙、叔孙三氏，后来发展为鲁国新兴家族，渐渐瓜分了国家权力，号称三桓，这是后话。
孔子在一百多年后，描述庆父弑君案，还在尽量使用中性字眼，所谓“讳莫如深”，这就是给庆父遮丑，也反映着鲁国人讲亲情、讲仁义、法外开情的老例。儒家的这种“亲情仁义”观虽然舒服，但不是好事——对亲戚亲，就会任人唯亲，提拔身边亲近的人而不是称职的人；对不同亲疏的人采取不同的两套惩罚标准，就会乱法，法治松弛；一意照顾亲近的人，让没有当官能力的凭着关系近、凭着与你是同一伙的，也就当了官，一旦犯了错误（如庆父这样）也只作薄惩，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强大起来。事实也确实如此，鲁国一直是不死不活的，守着周小公、孔子的“亲亲尊尊”的原则你好我好地鬼混，后来被楚国灭掉了了事。儒教误国啊。齐国不讲“亲亲尊尊”，而是从姜子牙起就“尚武重贤”，按照能力而不是家族亲疏来任用官员，所以才会有破格提拔管仲、宁戚之徒，宜其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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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弹压诸侯，是责怪他们不“尊王”，等诸侯各国都含着牛血发誓拥戴周天子了，齐桓公就开始“攘夷”了。
当时可以攘的夷合计四种：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异类民族，今天早已经融入汉人社会，不复存在了。而他们的基因，则隐藏在我们血脉，偶尔在你的额角或者我的下巴，出现返祖现象时，还暗示出一点当时的特色。然而，夷狄最火的时候，“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一度把我们华夏民族搞得亟亟可危。他们在诸侯边境，见缝插针，像螨虫和虱子，把周朝的子民们，搔扰得浑身痒痒。当初西周被咬得不行，就东迁四百公里，从陕西中部挪到河南中部，变成了东周。不料，西戎也像随身虱子一样，向东方浸润，追在文明的头上制造头皮屑。其中一部流窜到河北省的东部山区，成为山戎部落。
公元前七世纪（春秋初期），山戎民族发展到了顶峰，顶峰的标志，就是人口的繁多。人丁兴旺固然是好事，人多手多嘛，但粮食和肉供应就紧张了，特别是初春时节，青黄未接，旧的黄色的存储吃光了，而山野里还没有返青。山戎人饿着肚子，绿着眼睛，只好去打城里人的秋风。
离山戎最近的大城市，就属燕国了。燕国在商朝时候就有了，是商王的方国。到了大周朝初期，燕国成了周的诸侯。周武王把自己的哥们“召公”封到燕国当国君。召公是个仁义有能力的人，从前曾在陕西挂职锻炼，坐在一棵海棠树下接待群众告状。后来为了纪念他，老百姓不舍得砍这棵树，并且赋了《甘棠》一诗表彰他的政绩：“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你们不要砍这颗海棠啊，这是召公坐过的地方来的啊！
就像姜子牙去了齐国、周小公去了鲁国，召公去了燕国，担任第一任国君，地点在北京市西南郊外。但这时北京地区的燕国并不风光，地处偏北，经济落后，是可怜的弱国。传到了春秋时代，燕国国君燕庄公，照样每天不招谁不惹谁地过日子，很少能轮到去搀和中原事务。不料，不找麻烦，麻烦来找他。东边两百公里处的山戎，扶老携幼地来找麻烦了。
燕国人怕死了这些夕发朝至的山戎穷亲戚，干脆把自己锁在严丝合缝的城墙里躲着。当时城墙没有外包砖，是夯土的，如果用明朝的红夷大炮去轰，当然不堪一击，但是对付只有牙齿和爪子的山戎人，足可抵挡一气。唯一的弱点（什么东西都有弱点，大侠也有弱不禁风的死穴），是城墙必须有个城门，而城门不得不拿木头来做，即便铆了青铜钉做保护，仍然是怕火烧的。
所以，山戎人推着木头车，上边放干草，点着了推到城门下，想焚毁城门。城上守军乱箭齐发，不让放火的山戎人靠近。即便真的城门着火，上边还可以浇凉水。山戎人也学乖了，炼一些动物油，蒙在干草上。你用水浇，我这油就飘着烧你，烧得更厉害。
山戎人是如何前仆后继、如蚁附膳地往城墙上爬，如何扛着参天古树的粗干去撞燕国城门，我们不得而知，能够知道的是燕庄公铁青着脸地对城下说：“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穷亲戚来了，迎接他们的有板砖。”燕国干部群众在燕庄公动员下，纷纷走上城头，积极组织防守，一切可以往下砸的东西，全部砸向山戎脑袋。很多老太太把她们的石枕头也搬了上来乐，以至后来山戎撤退以后，老百姓出城就能捡到居家生活各种什物。
山戎人在周边的农村、坟场、粮库、炼陶场、制铜场大肆掠夺一通，丢下一批老弱同胞的尸体，拉着战利品和粮食凯旋东去了。燕庄公一边出榜安民，一边向齐国求助。齐国以前也饱受山戎之苦，现在齐国强大了，致富不忘支边，遂于公元前663年，高举尊王攘夷大旗，齐桓公亲领兵车三百乘，唱着满江红，沿渤海湾向北蜿蜒一千里路，进剿山戎来了。
山戎的大本营，在北京东南150公里，河北省迁安、卢龙一带。非常不好意思的是，这一地带就是我出生的故乡，说得雅一点，少时游钓之地，盛产优质板栗。想不到两千多年前，我老家还是风光过的，把老北京折磨得寝食不安，以至于齐桓公大驾亲征，真给面子啊。在我老家这片山区，只最中间有一小片平野，就是如今的县城，一条破破烂烂布满“陨石坑”的入县公路，通到这里，也许就是古代的战场。
平地战场充分发挥了齐桓公战车的优势。战车车身有青铜，是装甲车，马匹身上也加附青铜甲，坚不可透。山戎却不行了，青铜是奢侈品，他们装不起，就算装上，身上背着铜，太沉，跑不动。齐国战车兵却可以装铜（在皮甲上加上青铜泡，头戴青铜盔），因为他们站在战车上，不用跑路。三名披挂整齐的战车勇士，武装到了牙齿，驾御着同样装铜的木质战车，以及马胄护头、马甲护身的四匹战马，烟尘滚滚，整体冲击力十分可观。
面对这样的“马车坦克”，山戎人几乎是蛤蟆咬天，无处下嘴。山戎如果想杀死一个齐国战车兵，意味着先得努力爬上穿梭行驶的高高车子（即使上了车，我估计这些人也会晕车。头晕脑晃地，就被打下来了。）而双轮战车为了增加威力，车轴左右向外，还令人惊诧地安装了一尺长的扁剑，随着车子飞速驶过，把试图靠近的人拦腰割断，就像一把飞快的镰刀割倒一棵小草，鲜血扑地就蹿出来了。所以车下的山戎人不易靠近，而战车上的齐国人就非常占便宜，一伸三米长的大戈，去啄山戎人的脑袋，仿佛耪一亩地那么轻松写意。当然，山戎人也可以去砍马脚，一旦砍翻哪匹马，整车就得肚子朝天。但当时的矛啊、戈啊这类武器，只能扎，不能砍，因为它们是青铜质地，性脆，一砍就会自己断了。砍劈类兵器，比如大刀，是随着冶铁业的发展，到汉朝以后才流行的。
排山倒海之势的凛凛战车相对于步兵的绝对优势使齐桓公对山戎人实施了外科手术式的致死性打击。齐车像一柄在热火上烧得发烫的刀子，纵横往复于长矛、竹箭武装起来的山戎队里，就像切割一盘奶油蛋糕。山戎人这回惨了，地面上一对对倒伏的死尸整齐地描述出齐国战车开过的辙迹。
山戎大败溃散，回去开会，中间有人献出一条毒计：假意投降，把齐军带入迷谷死海。那是一片渺无人烟的所在，一片砂碛地，野鸟不下蛋，野猪不拉屎，动不动就刮北京目前那种沙尘暴。
这个非同凡响的计策得逞了，一些假意投降的山戎人，把齐军车马渐渐带入旱海腹地。外面的精彩世界抛在脑后，天昏地惨，鬼影憧憧。好像氧气也缺，打火做饭，火蛋只有拳头那么大，蓝幽幽的。最糟糕的是齐桓公迷了路。你知道吗？在广阔的荒漠上行走，人很容易迷路，因为人脚一般很难走成直线，左脚迈步一般会比右脚稍大0。2毫米，不知不觉就会偏右。于是人通常以3至5公里的直径走圆圈。齐桓公在野兽骷髅和迷天黄土之中转悠了三天三夜，画了好多圈，反复回到起点，终于没有耐性了。它在毛骨悚然的大风里喊管仲：“仲父——，仲父，你让大伙整天跑，干吗呐——”
“找敌人啊——端他们的老窝去！”
“敌人在哪儿啊——，他们怎么会住这里呢？咱们可以往回撤了吗？我小蜜的防晒霜——雪花膏都用光啦。”
管仲也害怕了：“我听说老马识途，解开几匹拉车的老马，让它们领着部队，往回找路吧。”
齐桓公大喜，让几匹光着身子的老马走在队伍前面。还真灵，老马们慢慢把这一条人困马乏的军队，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就是“老马识途”的成语。老马又不是骆驼，两只大马眼珠子真有穿透风沙的感应力吗？我知道蜜蜂、候鸟可以借助太阳磁场在恶劣天气里导航，因为它们脑子里有某些特殊的东西，但老马脑子里可没什么天线。
也许是老马闻着所留下的马粪味儿，像摸着石头过河，顺原路返回。总之，从旱海死里逃生的齐国大军找到了毫无防备的山戎余帮，狠狠地胖揍一顿。山戎元气大伤。这场战争和杀戮，终于为山戎人民减轻了人口膨胀带来的压力。经过战争减员，山戎人少了，粮食又够吃了，又过上“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了。同时，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比如雪花膏的使用）也传到了山戎地区。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