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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的事托付给。遇上意外，他得帮忙。）
公子元（2号），公子潘（4号）和公子商人（5号）一看宋襄公摆着除恶务尽的架势再次回来了，赶紧组织一批离心离德的人马出城迎击，却大败而回。三个公子受不了命运的捶楚，终于泄气，公子元（2号）逃奔卫国。另外两号开城迎降，得到赦免。齐孝公（公子昭3号）终于进城归位，大赦政治犯，算是闹剧结束。整个夺位闹剧中，只有6号公子雍没有参与，这倒不是因为他乖，而是他岁数还小，尚在吃奶中。
齐桓公主持国际霸业三十余年，威风不可一世，死后诸子争位，不到半年，霸业就被这帮不肖儿子败光了——齐国这个熟透的瓜随着齐桓公的惨死而开始腐烂。虽然齐孝公很快继位，但并没有彻底扭转颓势。混乱在继续蔓延，齐桓公的各号儿子们在瓜瓤里翻进卷出地咬啃，暗杀、争位，混乱一直拖延了五十多年，直到齐桓公的孙子辈也登上舞台，并在互相残杀中死光为止。
齐国为自己的政治动荡付出了巨大代价，南方狂楚接踵入侵。我们先回顾一下齐、楚两国关系。楚和齐的崛起几乎是同时的，齐在山东兼并诸侯，楚则在湖北开拓疆土，灭国都以几十数，而且楚国拓疆的加速度更快，尽占老窝湖北省以后，又北进河南，东略江淮，其战力的强悍有目共睹：齐桓公的八国联军跑到河南召陵，并不敢与楚成王动手，不敢把老楚怎么样，只是取盟而归。到了齐桓公晚期，由于楚人的扩张已直接威胁山东，齐桓公无奈，组织第二次八国联军与楚国真正交锋了一次，八国联军的兵马居然被楚成王冲得七零八乱，大败而返。等齐桓公一死，国内诸子争斗，咄咄逼人的楚成王怎能坐失良机，立刻把战火燃到了齐国本土：他策动齐公子雍（6号）在齐国建立“反齐孝公政府武装”，以逃亡的易牙为辅导，并且联合了与齐国一贯相仇的南邻鲁国，三股力量合在一起，并力伐齐，打得齐国直吐血，折了七根肋条：齐桓公的七个二等儿子（妾生的）被掳入楚国。齐国的霸业，彻底土崩瓦解了。
楚国为什么这么强悍呢，能打的齐国吐血折肋？齐国为什么霸权突然失落了呢？打仗也变得窝囊了呢？潇水曰：这不光是齐氏诸子争位的恶果，更要归罪于从前管仲改革的不彻底。管仲把很多城邑分给各姓卿大夫家族作私人封邑，这些城邑里征的兵都供卿大夫私人驱遣，国家的兵源因此虚空了。粮食等财富也是如此，大半把持在卿大夫私人家族手中。当一个国家的军队和粮食都分散在不同姓氏手里，国君只居其中一部分，整个国家对外的战斗力削弱了。这是商周以来一直流行的分封制的最大弊端。为什么分散就会削弱呢？当然啊，国君一族掌握的军队有限，无法威慑卿大夫家族，卿大夫家族的军队就不听他的，他也没办法，于是国君一族的军队（可以叫中央军）与卿大夫家族军队（地方军）配合失措，总战力下降。这跟国民党军队内派系林立，各将领都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根本舍不得拿出来救助别家，于是每次打仗，即使占人数、装备优势，还是必败。蒋介石调动不了地方军阀白崇喜、阎西山，甚至他嫡系的将领也往往阳奉阴违，导致整个国民党军整体战力下降。所以“党指挥枪”，对军队的直接集中领导是战力提升的保障。
分封制的第二个弊端，是制造内乱。你必须手里直接管着一片土地，才能从那上边去征粮、征马、征车、征人——按照户数或者每户土地面积征。但是齐国国君直接管理的土地少，土地都分封给别的家族了。被分封的卿大夫家族掌握着大片的世袭封地，以及封地上的兵员、粮食，俨然国中之国，常常可以对抗国君一族。而国君一族只从自己直接控制的有限的几个大城邑等地征发粮食和兵源，兵源不够充足，国君就孱弱了，就容易被下边人饿死。齐桓公死后的内乱，表面上是诸子争位，其实是易牙、竖刁这些颇有实力的被分封的家族在兴风作浪。易牙、竖刁凭借自己的私家武装，以及私人封邑作为根据地，所以敢于以下犯上，敢于造反，敢于推翻齐桓公生前指定的继承人，甚至干脆敢于饿毙齐桓公。为了达到他们的干政目的，他们还利用本家族势力各自扶植诸子，燃起一场齐桓公死后的争权内讧。表面是诸子争权，实际是这些家族在争夺对齐国的控制权，这就是事情的全过程。除了易牙、竖刁家族，其它管、鲍、国、高等齐国大家族也一样有私人武装和封邑，在诸公子的内战中也都抄家伙上了，各行其政，各逞其意。他们没把齐国搞得四分五裂就不错了。之所以没有四分五裂，是因为宋襄公大兵及时从外面干涉，硬扶立了齐孝公，避免事态进一步失控。多亏了宋襄公了。
我们由此推论：齐桓公在晚年必然已陷入君权虚弱的状态，易牙、竖刁等家族的实力（封地、兵源、粮食）凌驾于国君之上，所以敢于造反。齐桓公被饿死，传统的理解是儿孙不孝。其实这个理解比较浮浅。他的死是分封制的弊端导致的。
一言而蔽之，分封制下卿大夫家族家伙自有封地，自有军队，导致国家战力削弱，这些家族同时上凌国君，导致国内政局不稳，动荡频仍，出现了齐桓公之死这样的内乱。而楚国比齐国厉害，它没有尽走分封制的路子，而是强化君权。楚国从楚武王起就尽可能手里直接抓着国内大片土地而不是分封出去，大臣们没有过强的经济基础，因而无力造反，政治趋于稳定。不搞分封制楚王怎么管理自己的土地呢，他在这些土地上大力推行行政县制度，县归楚王直接委派官吏治理，县的土地和兵源最终听命于楚王一人，楚王直接管控的土地扩大了，这些土地成为国家（也就是楚王，在他那个层面，国家和楚王概念等同）征兵征粮的重要基地，极大强化了楚王（也就是所谓国家）手中的军力。王族手中的军队强大了，卿大夫手中少量的军队自然不敢像传统分封制下各行其事，而必须配合王族军队（也就是国家军队）。于是整个国家兵力调度统一，拳头捏的紧紧的，去中原打架，打谁谁疼，成为中原人的心病。
春秋时代的主旋律，就变成南北之间的百年争霸战：中原诸侯为了保家卫国，与雄起的南方楚国之间打。中原一直打不过楚国，作战地区总是在中原，呈守势，从来没有推进到楚国本土上。这正是由于中原的分封制弊端，导致战场上的被动。
到了战国以后，中原列国意识到了自身问题所在，纷纷用“法家”以变法，改走楚国的路子：抑制卿大夫封地，改行郡县制，从而达到强化君权、稳定政治、凝结战斗力、提升对外总战力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从此彻底解决了南边楚人的威胁。
晋文践土三
春秋第一号霸王龙齐桓公一死，黄河流域从此无主，新一代的诸侯伯长，再次成为众位高人梦寐以求、争来夺去的热山芋了。伯长，就是霸主的意思。但是我想，不会有很多人愿意抢这个荆冠，因为长江流域楚国地广兵强，那毁灭性的坚甲利兵和令人窒息的攻击速度，东杀北捣，齐国尚且为之折肋呕血，中原诸侯何以能当其锋，一旦狂楚扫空中原，华夏亡种之日立待。所以，新的中原霸主不单要勇作齐桓公第二，甚至还要卓越在齐桓公之上：力能扼南蛮之喉，克强楚之兵，免中原于沦陷，系中原文明于不绝。但是，谁能有这个能力呢？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原大地的东部，河南商丘的宋国吧。宋国的国君宋襄公，是个志大才疏又死爱出风头的人（类似群英会里的蒋干），他对齐桓公从前当世界宪兵非常眼红，就对臣僚说：“十年前我刚即位时，一再让位给我哥哥，因此我的仁义美名远播诸侯。齐桓公对我都欣佩不已，还把世子昭的未来托付在寡人身上。如今齐桓公死掉，齐国大乱，寡人力挽狂澜，不负桓公嘱托，击破四公子，纳入世子昭，扶为齐孝公，拨乱反正，定立齐国社稷，功莫大焉。寡人理应做天下盟主，光宗耀祖。大家说怎么样？”
他的哥哥子鱼（老国君的妾生的）不同意，说：“谢谢您曾让位给我，但是我还要说，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现在南方楚国方兴未艾，威逼北方，齐国都不是他的对手，我看形势十分难测。咱们小国争当盟主，依我看，必然引祸上身。”
想当第一的宋襄公不听劝，执意牛刀小试，联络一统中原大业。大国诸侯暂时不好搞定，他就邀请滕、曹、邹、甑这些不入流的小国聚会，推举自己当盟主。其中滕国国君迟到了，宋襄公非常光火，把滕侯关到小黑屋里，不许他会盟。甑国人（今河南密县）来得更晚，足足迟了两天。宋襄公手下有个整人专家说：“我建议，您把这个迟到的甑君（东夷人）杀了祭河，其它东夷人看了，一定屁滚尿流地佩服您。以后您指挥东夷人去征伐天下，霸业可成啊。”
宋襄公听了很满意，就以迟到两天的罪名，杀了甑君祭河，并邀请东夷诸侯们一同观看祭河仪式。不料傻瓜东夷人不知好歹，有热闹不看，一个都没来。把宋襄公气得够戗，说：“等我忙完了别的再收拾你们。”
其实，宋国国力并不强大，地方也不算大，在巴尔干东端，河南、山东交界，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立国，收容了以微子启为（商纣王的庶兄）首的商朝遗民，护奉商朝祖先香火，算是给商王族留了个后。因为是前朝遗民的聚栖地，而遗民又是一类顶可笑的人：从前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新的时代又不能适应，所以活得像做梦一样。鲁迅、老舍描写的前清遗老遗少，不是行为可笑吗。韩非子、庄子、孟子什么的，也常拿宋国人开涮，比如守株待兔，拔苗助长，这些可笑的寓言故事都编排在了宋国人头上，突出他们的迂腐可笑。
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