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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定都问题一直到1441年（正统六年）才最后解决。这年，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英宗）颁诏，定北京为都，复称京师。像贴饼子一样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北京的国都地位总算确立下来了，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对于明朝来说却并非一件好事。作为国都，北京实在过于接近边境（而且是最具威胁的边境），因为这点，一次又一次地给明朝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最后政权的覆灭也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就在朱祁镇定都北京之后八年（1449年），崛起的蒙古瓦剌大举入寇，直迫京畿，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撺掇皇帝御驾亲征，结果在怀柔土木堡一场大败，连朱祁镇本人也当了俘虏。皇帝被抓走了，怎么办？北京城里乱成一团，“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人主张迁都南京，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极力反对，他们担心，一旦迁都，就会像宋朝南渡一样，再也回不来了。为了保卫这座孤立在敌前的首都，于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朝廷可是受尽了惊吓。事实上，当时如果没有于谦领导下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蒙古军队定会把北京城烧杀掳掠一空，明朝的国都还能在此重建吗？难说！瓦剌未能在军事上进一步得手，便最终同意把英宗祁镇放回来，交换点实在的好处。可是北京城里早已经让祁镇的弟弟祁钰（景泰帝）即了皇位。朱祁镇大概自觉无颜，只好认命，去过所谓太上皇的日子，直到1457年，在石亨、徐有贞等政治野心家操纵下，利用朱祁钰病重之机，演出了一出夺门复辟的闹剧，改元天顺，又干了八年，成为明朝惟一拥有两个年号的皇帝。宫廷政变是封建皇权专制制度下一种屡见不鲜的政治现象，虽然十分丑恶，但惊险刺激，极富戏剧性。在紫禁城朱红色的大门后面演出过的无数幕这种丑剧，事后虽然只为市井小民提供了茶余饭后饶有兴味的谈资，当时却还是极大地影响到天下苍生的命运，许多人的生死贵贱、陟罚臧否往往就在一个晚上判若云泥。
当蒙古人的势力逐渐衰落下去时，女真在满洲却一天天强大起来。1616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国，此后不过几年工夫，“东事”便成了明朝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崇祯二年，皇太极带领人马从洪山口、大安口两处入关，破遵化、越蓟州、取顺义，直薄京城，先是屯兵德胜门，后来移营南苑，在芦沟桥大胜一阵后，进攻永定门，明军仓促应战，又是一场大败，兵部侍郎、总兵、副总兵等指挥官相继战死，这时的北京真可谓危如累卵。好在满人对这座围城并非志在必得，而明朝的各路援军也陆续赶到，便在第二年春天，取道通州，对迁安、滦州、昌黎、丰润等地大肆掳掠一番之后，退回关外去了。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又从喜峰口入关，直抵北京近郊昌平、顺义，所谓“蹂躏畿内，陵寝震惊”（昌平是明皇陵所在地），个多月后退走了。两年以后，清兵再次杀进关来，“下畿辅（北京周围）城四十有八”，“取山东州县十有六”，明督师卢象升战死，朝野上下一片惶怖。满洲人这次在华北地区闹腾了半年之久，抢够了，玩够了，再次退回关外。不能说他们当时没有进攻北京的能力，只是可能还缺少征服和统治中国的信心，他们还需要等待，等待双方力量进一步的消长变化。为了保住专制帝国的命根子——北京，明政府大力向京畿地区集中兵力，并且一再提升防务建制和驻屯将领的级别，除了山海关内外并建两个总督府外，又在昌平、保定各设一个总督府，其下有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照理说，就这么纵横不过数百里的地区，集中了那么多一二品的督抚大员，真所谓“以此致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可是事与愿违，因为官升得越多，官的素质越滥；官升得快，坏脾气也涨得快，骄横跋扈不说，还热中窝里斗，互相牵制摩擦，一遇敌情，则逗留观望，贻误军机。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清兵再度南下，从蓟州入关后，穿越明军防区，“连破畿南、山东州县”，“凡攻克八十八城”，直到第二年四月才大摇大摆地撤军，走到北京郊区，和明军在怀柔打了一仗，明军“皆溃”，两名总兵战死。就在这种已经尽知明军虚实的情况下，满洲人仍不急于向北京发起摧枯拉朽的一击，这似乎是服从于一个胸有成竹的战略意图，他们知道等待多年的时机已经近在眼前了。
可以说，在满洲人眼里，多年以来，李自成就是在扮演一个“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的角色。李自成本人可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相反，崇祯十五六年正是他自我感觉最好的时候，他屡扑屡起，终于率百万之众，横扫晋、陕、鄂、豫诸省，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身登九五了，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黄雀在后的危机感。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由大同、宣化、居庸关，势如破竹般地进了北京。可是他在北京只呆了可怜的四十三天！“十八子，主神器”，多么诱人的歌谣啊，谁料到“主神器”的时间会如此之短！他和他的同伙已经排开阵势要在紫禁城里尽情享受打下江山的快乐，完全没有想到多尔衮的大军就在数百里外枕戈以待，只等吴三桂一声邀请，便名正言顺地杀进关来。李自成当然不甘心放弃武英殿上的宝座，何况他现在在兵员数量上还居于绝对的优势，然而这支在京城里被腐蚀了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原先的战斗力，一片石两军对垒，刚一交手便全军溃败。李自成在北京呆不住了，一把火烧掉所有宫殿（只留下一座武英殿，不知道是舍不得还是没点着），大伙各自收拾细软（宫廷和官员富户家中的财宝）匆匆南奔。
满人进了北京以后，围绕着是不是在北京建都的问题发生过争论。保守的满洲贵族们（以摄政王之一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代表）心系关外的故土，留恋旧有的生活方式，主张“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独揽大权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野心大，眼光也远，他说先帝（皇太极）说过“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必须按既定的方针办。在多尔衮的坚持下，北京被再次定为帝都。如果单纯从“图进取”的角度看，多尔衮未必不会考虑到都城进一步靠南会更有利一些，但当务之急却是先进关站稳脚跟再说。北京是大明京师，让顺治帝在这里登基，就意味着满人正式入主了中国，时不我待，越快越好。况且这也是当时自己占领下的惟一一座旧都，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想在中国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必须取得广大汉人在政治上的认同感，即承认新朝是传统皇权的合理继承者。围绕这一点，多尔衮一伙花费了不少心思和气力，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策略，如：一再宣称“天下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把自己的南侵说成是为汉人“复君父仇”的义举；优待明朝宗室，大批起用汉官（甚至连原来投靠魏忠贤的“阉党余孽”冯铨也保住了大学士的头衔并得到重用）；沿用明朝的政治机构、官员服饰、礼仪制度（这些后来虽然都作了修改，但更证明当初确实是笼络人心之必需）等等。顺治帝登基大典，一应程序和明朝皇帝的做派毫无二致，在天坛祭天时发表文告，说自己“承祖宗功德，倚任贤亲”，“救民水火，扫除暴虐，抚辑黎元”，于是才“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俨然一个顺天应人的中国皇帝，虽然其时他不过六岁。既然想通过表现对前朝的同情和模仿，来从情感和法理的角度取得稳固政权的效果，当初定都北京也就势在必然。至于此后是否还有必要南迁，却不容多尔衮多作考虑了，他在此后五六年的时间里必须集中精力对付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制定治国方略，指挥未了的战事，所有这一切尚未完全就绪，他就死了。这以后，都城南迁再没有提起过，绝大多数满洲亲贵想必和蒙古人一样，也“怕热”。
有清一代的二百七十年间，北京作为国都，享受到了优先而系统的建设和发展的机会，这方面的成就，当然反过来使其国都地位被进一步确认。但由于华北地区的经济当时已经远远落后于江南，北京大规模、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其员属的奢靡生活，费用是要靠南方百姓的钱粮赋税来支付的。这情况不能说很正常，但好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矛盾也就不太突出。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沿海一带工商经济逐渐繁荣，思想观念也日新月异，京师远离发达地区必然引起有识之士的疑虑，于是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提出了迁都上海的建议。后来，这个建议和“百日维新”一起夭折了。“康圣人”定都于上海的宏图无疑是受了彼得大帝的启发，但却有生搬硬套之嫌。时代不同了，国情也大不一样，1860年北京的部分沦陷于英法联军就是吃了离海口太近的亏，如果当时（1898年）真的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两年之后北京再度沦陷的惨剧就会落在上海头上。当然，实行了“新政”的清政府或许不会酿成庚子之乱那样一场大祸，而且，也无法想像上海城里会出现蝗群一样的拳民在十里洋场横行无忌的情景。江浙一带闹不起义和团，没有那个社会环境，只有在相对更为贫穷和愚昧的直隶、山东，才会有那么多饥民、流民被蛊惑、被网罗到“队伍上去”，也只有保守和愚昧相去无几的北京才会把他们接进城去，好吃好喝地当大爷供着，并且听任他们肆无忌惮地在城里杀人越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