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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读出的不仅是乡音和乡情这些世俗的情感，还有对于某些作家来说写作与故乡之间必然的互动关系。对故乡，劳伦斯有着他自己“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他憧憬与追求的是一个他永远也没能看到的山清水秀、人与自然和谐相伴的故乡。这种伴随他终生的乡恋，是他创作的底色，是他创作中时隐时现的背景音乐，一直在顽强地奏响着。如果听者有心，你会为此感动。我曾分析过劳伦斯创作的这一特色，写下了这样的心得：“这里真的成了他心中永久的乡恋了。一个人一生都心藏着一幅风景并在这风景上描绘人的生命故事，那该是一种怎样的爱，怎样的情？劳伦斯应该感到莫大的幸福，他从来没有走出自己的‘初恋’，一直在更新着这种恋情。”
二、走进心灵的山水
劳伦斯1926年那封信中称之为“心灵的故乡”的地方，是与伊斯特伍德镇一水之隔的镇北面那一片乡村。他的父兄在那里的井下挖煤挣生活，他的初恋情人杰茜一家住在山后风光旖旎的海格斯农场，那里还有矿主巴伯家的花园别墅，有烟波浩淼的莫格林水库，墨绿的安斯里山林。这一切成为小伯特（劳伦斯的昵称）的另一个广阔世界，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背景空间：《白孔雀》的故事全部发生在这山林湖畔；《儿子与情人》伤感的爱情故事在这里的乡村和城镇之间穿梭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劳伦斯和杰茜初恋时来往的记录；《恋爱中的女人》则几乎囊括了这里的一切风物并向伦敦和欧洲辐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里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在这片森林里上演，还有不少不朽的中短篇故事和话剧以此为背景展开，早期的诗歌更是对这里田园风光的礼赞。没有这一片风景，没有杰茜，劳伦斯的创作就会是另一番情形，甚至他能不能在写作上成功都会成为疑问，尽管他是个文学天才。而镇东南三英里处的考索村，是长篇佳构《虹》的背景地，是劳伦斯与德国女人弗里达私奔前的未婚妻露易·布罗斯的家乡，那里也早已成为“劳伦斯故乡”的一部分。劳伦斯私奔前与家乡的三个女人过从甚密，与其中两个即杰茜和爱丽丝有染，和露易订了婚后断情。这三个女人分别是他小说的原型，前两个在《儿子与情人》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后者则成为《虹》中的女主角。这是一片滋润了劳伦斯文学的土地。
这里一座低矮的村舍因为劳伦斯的一部不朽的中篇小说而不朽，这就是《牧师的女儿们》，被理论大师利维斯列入“劳伦斯与阶级”的题目下专门进行研究，被认为是劳伦斯最优秀的中篇小说。一个中产阶级的女儿爱上了一个矿工，劳伦斯极富质感的语言编织出一个实在而超凡脱俗的爱情传奇，其夯实的生活细节是只有劳伦斯这样的矿工之子才能从“内部”道出的；而其浪漫美丽的意境却也是只有劳伦斯的笔才能勾勒出的。劳伦斯作品在他青年时代就开始显露出现实主义的实力与现代心理小说的端倪。现在看来，这个故事和《白孔雀》一样，也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雏形了。
不远处有一座小白楼，那正是劳伦斯的成名作《菊香》的背景。劳伦斯在小说发表之后又将它改编为话剧剧本《寡妇霍罗伊德》。这是《儿子与情人》出版之前劳伦斯描述矿工生活和劳动阶级心理最为振聋发聩的小说了。由于他对这篇小说偏爱有加，日后又将其改编成话剧《寡妇霍罗伊德》，突出了其对话语言的生动鲜活。这个话剧以后又被拍成电影，那些演员全讲一口道地的方言，将二十世纪初矿区工人的生活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劳伦斯去世前的1926年最后一次返乡，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是拖着羸弱的病体最后一次亲近自己心中的故土的。那一次他遇上了著名的全国大罢工运动。他看到了更加恶劣的环境破坏，看到了那些本该生机勃勃的同龄人的精神萎靡，当年的小学同学，不过才40来岁，可他们就那么萎顿下去了。在散文《还乡》中他写道：“我既感到归乡的迫切，又感到十足的厌恶……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会感到人类的肮脏。”环境在恶化，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个背景上在恶化，人的心灵与肮脏的环境互为表里，这是一个怎样堕落的年代。劳伦斯只能伤感地转回身，厌恶地最后一次离开故乡。“人们被迫回头搜寻自己的灵魂，寻找一条新的生命之路。”是的，这心灵的故土，这让劳伦斯朝思暮想的故乡，彻底让他伤心了，在他眼里所有的堕落都是生命的堕落。于是他回意大利去，在那里书写了一部惊世骇俗的生命之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在这部成人的童话中，生命终于在丑陋的“人造的英格兰”大地上复苏、张扬，而那个真实的背景正是他的家乡矿区，劳伦斯至死都将家乡紧紧地揣在怀里焐着！这就是劳伦斯与左派作家们在对待大罢工问题上的本质区别。他并不对此发出廉价的欢呼，并不借机鼓动仇恨，而是感到哀凉，为自己的“老英格兰”而悲哀，他不愿看到美丽的乡村故土上发生人类关系的恶化，他站在人类文明遭到破坏的角度看待这一切变态和丑陋，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只能发出一个小人物的悲鸣。
《儿子与情人》这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有一大部分发生在这广阔的乡间，劳伦斯与初恋女友杰茜居然来往了十年，相依相伴，经常形影不离，但一直授受不亲，相敬如宾。直到劳伦斯到伦敦当了小学教师，在孤寂的异乡生活中陷入性爱的意乱迷狂中难以自持时，才与杰茜发生了性爱，但也从此分手。这个奇特的爱情故事扑朔迷离，这片乡村竟成了一部现代主义小说的背景。
尽管人们都把以海格斯农场为主要背景的《儿子与情人》看做是劳伦斯的代表作，事实上这片山水首先孕育出的是劳伦斯的长篇处女作《白孔雀》。其真实背景是与海格斯农场毗邻的费里农场及其磨坊池塘。仅小说中对自然界的花鸟草木栩栩如生的描写，就足以令大作家福斯特发出赞美和惊叹，称之为风景描写的杰作。对这片山水和林中万物，劳伦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信手拈来，皆成美文。从中可以看出他敏锐细微的观察力和对自然生灵的似水柔情。《白孔雀》一书虽嫌稚嫩，描写略嫌矫揉造作，但它奠定了劳伦斯全部文学的基调，以后的创作事实上是不断修改《白孔雀》的过程，逐步强化有教养的自然人的形象和主题。多少年后，劳伦斯重读这小说，承认感到陌生了，但他仍然感到：“我在风格和形式上虽然变了，但我从根本上说绝没有变。”
特别是书中短暂出现的猎场看守安纳贝的形象，简直就是20多年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猎场看守麦勒斯的雏形。历经“文明”的教化和荼毒后看破红尘，重返自然，“做个好动物”，以自然人的身份挑战“文明”这把双刃剑，这是自《白孔雀》开始传达的重要理念，到《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麦勒斯，这个人物简直就成了这种理念的活生生符号。麦勒斯代表着劳伦斯的最高理想。这真应了著名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的一句话：“一个作家早期作品中的‘道具’往往转变成他后期作品中的象征。”
从海格斯农场的山坡上能看到烟波浩淼的莫格林水库。那是劳伦斯的大作《恋爱中的女人》的重要原型地。这部小说凝聚了劳伦斯太多的情结，蕴含着劳伦斯太多的哲学思想，写实与思辨并重，表现时代与心理探索并行，是一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手法相得益彰的先锋小说。这样重要的小说，相当一部分以故乡的水库一带为原型背景展开，与沉重阴郁的伦敦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幅山水画至今依然如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完全可以用一句中国古诗来描绘：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如果从“阶级”的角度出发，劳伦斯似乎应该以巴伯家为原型，写出一部资本家残酷剥削煤矿工人、后者奋起反抗的血泪斗争史来才是。但矿工的儿子劳伦斯让所有人失望了，特别是让伦敦的小资产阶级“左派”文学家们（如《英国评论》的主编福德等人）失望了。他们厌恶了中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希望有来自草根的旺盛生命力的文学给这个血脉枯竭的高雅文学界注入新鲜的活力。但劳伦斯没有这样写，他的笔下没有出现人们盼望的那种阶级斗争的故事。从一开始写作他关注的就是人本身，特别是自然环境的恶化与人的心灵异化堕落的主题，而这种堕落在任何阶级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文字如果与整个小说割裂开来，足以说明劳伦斯“背叛”了他的阶级。但我宁可说劳伦斯超越了阶级的偏见，完全从人的完整性高度上把握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因此就写出了新意：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左派”战斗文学，也不是脱离生活的纯艺术小说。他的作品有来自草根的良心与生命力，又有深厚的哲学底蕴与审美价值。
我在落叶时节来到考索村，来到了运河畔，来寻找《虹》的原型。这部被认为是戏剧诗和具有后现代主义意义的宏篇巨构竟是以这样秀丽的小山村为背景展开的。那是工业革命开始后，新的一代人经历着痛苦的社会动荡与理想破灭的打击。在这个大背景下，新一代的男女开始寻求灵与肉的平衡，放荡的美好与精神的独立并行不悖。其中两性间的搏斗与依恋处处体现着现代人为实现个体生命价值与自身解放所付出的代价。男权在渐渐瓦解，女权在不可抑制地崛起。尤其到了第三代人，那个倔强的农家女儿厄秀拉进了城，读了大学，开阔了视野，成长为具有独立思想与人格的新女性，表现出较之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更为成熟的头脑和决然现代的性观念，据说是英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女权主义者形象。如此轰动性的小说，竟有这么实在朴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