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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在这时候，他写作了一首《猴王赞》，其中有这样两句，用来概括狱中诗篇中显示的他自己的性格与风骨，非常合适：
翻天无畏惧，系狱不凄惶。
注释：
〔1〕一般的记载都说胡风一开始就被关进秦城监狱，这一点不确切，因秦城监狱在1960年才建成。这一点承张晓风女士告知，特致谢意。
〔2〕这种“写作”从被关押不久就已经开始，因为无法以笔墨书之，他只好凭借顽强的记忆力默吟默记。最初十年间默吟的诗歌在1965年底监外服刑后开始抄录，在成都方始凭借记忆完全抄完，得几千首。在成都期间与聂绀弩、萧军等时有书信往来，以诗歌唱和。在1967年又被单独关押在成都看守所时，也默吟了一些诗篇，记录在报纸的空白处，被搜去后作为加刑的“罪证”。1976年9月后又写作了一组《〈石头记〉交响曲》。胡风的这些诗篇，数量庞大，但现在的《胡风诗全编》中成都看守所期间的诗作一首未录，大约被抄去后已经完全亡佚，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胡风狱中诗作仅仅是其他三部分内容的选录。本章所引用胡风狱中诗篇均依据绿原、牛汉编《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引用时仅在正文或括号内注明篇名，不再一一注释。
〔3〕《〈胡风评论集〉后记》，引自《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629页。
〔4〕〔5〕绿原、牛汉编：《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332页。
〔6〕李辉：《太阳下的蜡烛》，引文见《李辉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7〕〔8〕〔10〕何言宏：《胡风的牢狱写作及晚年心态》，《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
〔9〕本段上引文均见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11〕〔13〕〔17〕张新颖：《鲁迅现代思想的内部线索》，《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2〕张新颖特别强调了对章太炎的这一理解：“章太炎张扬国粹论，是与个人的主体性觉醒和主体性建设密切相联的，是要把国粹作为个人的自觉意识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14〕《亚洲的“近代”与“现代”》，伊藤虎丸著：《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此处转引自张新颖《鲁迅现代思想的内部线索》，《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5〕〔16〕〔18〕胡风：《致梅志》，收入《胡风遗稿》，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7—9、7—9、11—12页。
〔19〕胡风：《读〈红楼梦〉随想》，收入《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53页。
〔20〕陈思和：《胡风对现实主义理论建设的贡献》，收入其论文集《笔走龙蛇》，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疯狂天才”？作秀大师？
——读《达利谈话录》
？ 朱亚宁
一、萨尔瓦多·达利是谁
萨尔瓦多·达利是谁？或者说，谁是萨尔瓦多·达利？
这样的发问看似荒诞无稽，可加之于萨尔瓦多·达利其人，却实实在在成了一个问题——
萨尔瓦多·达利是谁？或者说，谁是萨尔瓦多·达利？
凭藉五花八门的传记、西方现代艺术史、研究介绍文字类资料，我们可以这样界定：萨尔瓦多·菲利普·伽辛托·达利·多曼尼奇（如果写出他冗长的全名），西班牙人，1904年5月11日出生于西班牙东北部赫罗纳市附近的菲格拉斯镇（那儿离法国只有大约十六英里路程），公证人萨尔瓦多·达利·卡西和菲利帕·多曼尼奇之子，二十世纪西方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艺术大师（？）、富翁（有文称达利全部资产加起来逾万亿比塞塔，约合360亿美元——此数据疑有误）之一，其尝试过的艺术体裁、门类有油画、拼贴画、版画、蚀刻版画、全息画、雕塑、时装与日用品设计、电影的创作拍摄（二十年代末同西班牙电影导演L·布努埃尔一道制作超现实主义影片《安达鲁的狗》和《黄金时代》）、文字写作（小说、剧本、诗歌、评论、自传、日记）、甚至舞蹈（包括一出献给他妻子卡拉的芭蕾舞）、珠宝收藏等诸多方面（他自称“绘画只是我天赋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用珠宝、花圃、性欲和神秘主义来表达自己”）。
顺便收集一批他蓄意惊世骇俗哗众取宠的语言与行为表演及其朋友、敌人、同行、艺术评论家、媒体记者对他的评价（包括攻讦、批判、谩骂）作一个粗略打量，就会发现披挂在达利身上的头衔、符号、装束是惊人的五花八门、杂乱无章：譬如怪物、骗子、大师、魔鬼、野心家、反动派、花花公子、可怕的人、施虐－受虐狂、“伟大的谄媚者”、“伪君子”、“内奸”、“神圣达利”、“大蠢猪”（达利自况。他说猪这个象征是完美的）、“绝对的君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达利自称）、“超现实主义者”（被超现实主义团体驱逐并开除的）等等——这一系列称谓的意义显然是模糊含混、相互矛盾、抵牾、无法兼容并且相当情绪化的，然而它们从不同角度透射出的或许恰恰是一个真伪并存、复杂多义、立体完整的达利。
二、矛盾的达利
即便是在枭杰异类辈出、奇行魔障迭现的光怪陆离的西方现代艺术界，达利也算得上是一个极端罕见的矛盾体：他的傲慢自负，他的偏执，他对个人天赋、智力的蓄意扩张、夸大，他乐于、惯于、善于表现、表演、作秀的癖好，他蓄意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各色言谈与行为（其用以吸引耳朵眼球的恶作剧总是成为媒体的新闻：将自己为纽约最大的邦维特·特勒百货公司设计的橱窗打碎，而后坐等警察拘捕；身穿潜水衣出席在伦敦的讲演，听众瞠目结舌，他自己也差一点被闷死；拽着两头驯养的猎豹去游泳池游泳，让其他客人心惊胆战；其作秀和出风头的嗜好甚至保持到最后死神叩门的一刻：生命垂危之际让电视台在病房用摄像机向公众直播他走向死亡的实况），他涉足不同领域并折腾出一番动静来的恶德异能，他发迹后奢华另类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乃至成为他个人标志的夸张的小胡子、手杖、奇装异服，都难免让人惊诧侧目抵触生疑。“他为自己和别人提供的双重表演，使他显得不可捉摸，而这种不可捉摸使他的日常生活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度”。“他的前所未有的运气成为一种迷信。他的智慧是以爆发方式混合的良好感觉和谬论。他思想的敏捷使最聪明的人也望尘莫及。”（均见迪斯查勒斯《萨尔瓦多·达利》）。
“对于当代画家，最重要的两件事是：一、成为西班牙人；二、被叫做卡拉·萨尔瓦多·达利。”——这是典型的达利式的妄自尊大（包括表述方式）。“我本人确信，要保持我个性的绝对自由，就必须拥有巨大的财富。我坚持要拥有这些钱，是因为我也许不得不用它们来让我这头蠢猪获得冬眠。”“我的特殊伦理是毫无过错的，我总是生活在最有钱的地方。……因为我总是处于像腹泻一样不断而来的支票之中。”——这是达利金钱观以及对自己“能干”、“能挣”的自期自许自卖及自夸。“我不仅是个内奸，也是个伪君子。……我可能嘲弄地谈论某件事，正是为了表现我的智慧，使别人目瞪口呆……不管什么事发生，我的听众都没有必要知道我是戏弄性的还是严肃的，同样我自己也没有必要知道。我一直在疑惑：那深深的富于哲理性的达利从何处开始和那愚蠢的十分荒谬的达利从何结束？”——这是达利对矛盾的自我的评判与描述：自嘲之下充满了自炫，貌似的坦率后面隐含着表演与虚饰。
也许正如他自己叙说的那样：“我从来不清楚我什么时候开始伪装，什么时候会说真话。”可能这恰恰是达利偶或吐露的真言之一。因为从一开始便刻意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随着时间推移，到后来隐然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现实、一种本能或条件反射、一种不再（想不到）去上心考虑的东西。
达利擅长折腾的天赋体现在广大的领域，你可以说他多才多艺无所不能，也可以说他炒作媚俗趟浑水，却不能不承认其超人的想像力、精确的细节记忆和直追古典的坚实技术。在一个秩序森严繁文缛节野性退化的时代，他的智力、言行、作品既是对摩登时代僵化的官僚体制的公然挑战（“妩媚的斗士，战争的画家，激战的艺术家，达利无情地砍杀他的所崇尚的绘画以外，即我们这个世界的习俗以内的一切事物。”），同时也招致诸种物议，乃至被许多正人君子目为疯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达利自身的矛盾性或多面性。
三、政治与艺术的达利
以达利的傲慢自大、狂妄偏执特别是有意制造噱头的嗜好，不消说他是不屑也不会去在乎是否“政治正确”的（更何况他还有假痴佯癫耸动公众视听不间断地制造新闻的需要）——他自称反对任何一种党派形式，标榜自己是“惟一拒绝任何组织的超现实主义者”、“绝对的君主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他对现实政治正邪是非的全然无视让许多人心惊肉跳大跌眼镜难以容忍。比如将希特勒性格说成是一个典型的超现实主义者症候（此类胡言乱语是阿拉贡、布列东跟他分手的主要原由），肆无忌惮地接受独裁者佛朗哥将军的奖赏（天主教的伊莎贝拉十字勋章）等等（“我从佛朗哥手中接受天主教的伊莎贝拉勋章，只不过苏联从未给我颁发列宁勋章。我会接受列宁勋章的。我甚至会接受来自毛泽东的勋章。”）。
在跟阿兰·鲍斯克特的对谈中，达利其人兴致勃勃，唾沫横飞，满口奇谈怪论：比如称斯大林“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