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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阿兰·鲍斯克特的对谈中，达利其人兴致勃勃，唾沫横飞，满口奇谈怪论：比如称斯大林“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当代真正伟大的奸夫”，“他正在锻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从未有过的意识形态盾牌。斯大林用最精良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捍卫近四五年来正在欧洲复辟的君主政治。他所做的正是威尔荷门二世曾想做的”，而毛泽东“是个少有的敏感的人，他能充分了解玩笑，因为他处于最优越的现实中。他了解蒋介石、了解艺术、了解属于过去范围的中国古代诗歌的标准”。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错误的——“由于有了控制论和现代技术，我们现在正亲眼目睹阶级斗争正逐渐消亡，无产者本身正在减少。……我们将很快达到一个没有无产者的时期”。
（写到此，我脑海里无来由地出现了黑人拳王泰森筋肉发达的臂膀上的文身图案：毛泽东的头像）
至于艺术，达利狂妄自负的同时又认为自己是个“十分平庸的画家”，“我只是相信我比我同时代的画家要好”。他对几位古典画家（拉菲尔、委拉斯开兹和维米尔）五体投地的推崇近乎做戏：
我是个伟大的谄媚者、一个侍从。我像所有的名妓一样，吻所有的大人物和所有的皇帝，包括拉菲尔和委拉斯开兹的屁股。
“有一幅最无异议的画是委拉斯开兹的纺织女，它给我提供了大量的令人震惊的知识。至于这幅画的精神，它准确地再生了一个新的时代……委拉斯开兹也教了我关于光线、反射和镜子的作用——他教给我的要比整个科学选集都要多。”
但在达利天马行空颠覆性的即兴妄言与无厘头“大话”里，确实又有不少如电光石火般碰撞出来的有关艺术的真知灼见、异端邪说、奇思谬想：
他（委拉斯开兹）同他的父亲一样，喜爱潮湿的地方，喜爱森林……（他的作品）弥补了西班牙绘画中被指责为过于严谨的干燥的风格……傲慢的方面同易变的方面突然结合在一起，形成法国印象派的一个遥远渊源。
（维米尔的画）笼罩着极端的愤怒和完善的痛苦以及某些臻于成熟的完善。他始终反反复复地修改他的油画……最终获得用语言难以表达的奇迹。
在圣母的婚礼画中，拉菲尔受到培鲁基诺的激励……这种最低限度的改变和仔细抄袭使他发明了一种忧郁症，给他的油画笼罩了闪闪发光的色调。他就这样设法加入了不朽的行列……抄袭和权威的润色比彻底的改变要好，那些提倡彻底革命的人……仅仅是些糟透了的奸夫……毕加索置身于一系列成功的、矛盾的剽窃，而没有投身于古典剽窃，这种古典剽窃可能会导致他成为真正的自己。
传统带来了创举……传统也带来了许多尘土……在这点上，摆脱是健康的……（但）当每一件东西都清除干净，你会认识到只有在恢复传统时，摆脱才具有价值。
梅索里埃（法国十九世纪学院派沙龙画家）是把分离粒子概念引入风俗画和风景画中处理的第一个艺术家……他的任何一幅油画的总体效果都是与当代物理学的最新发现相一致的。梅索里埃与爱因斯坦正相反并在他之前就认为时间和空间都不能作为独立的概念而存在。”“梅索里埃没有必要变形，或是使视觉的真实受到损害……他的逼真的描绘没有粗俗的抽象概念，他没有僭取权力来创造艺术和增加没有必要的灵魂……梅索里埃是个伟大的天才，法国神秘主义绘画的伟大酿造者。
四、达利与性与婚姻
迪斯查勒斯在《萨尔瓦多·达利》一文中说，一个加泰罗尼亚人仅仅把他的存在和他所吃的、看的、摸的或闻的相一致。作为加泰罗尼亚人的达利的身上也鲜明地凸现出这种感性因素：即对物质世界（食色）的依恋。按常规想当然地推导，“魔鬼”加“疯子”的达利似乎应该是一个五迷三道、放浪形骸、甚而是畸恋癖、性倒错、性虐待、色情狂之类的角色才说得上正常（有一幅照片：小胡子达利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地站在一辆敞篷汽车旁，车上立了一位风情万种的裸体女郎。使两者发生联系的是达利的手杖——杖把握于达利手中，另一端则直接点在女郎的阴部），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外表言行予人以怪诞癫狂、精力过剩且蔑视一切现存礼俗的达利在性这个问题上却显得谨慎小心克制或者说相当传统。
1926年，在马德里的圣·弗南多学院美术系读书的达利被永久开除（此前他已经被开除过一次）。次年，23岁的达利第一次去巴黎。1928年，达利第二次去巴黎，收获是结识了一帮超现实主义者朋友并逛了那里最著名的一些妓院，但他特别害怕染上疾病：“我被迫处于离电话应召妓女两码远的距离来表示有礼貌的爱。从那时起，我总是保持同样的距离，总是赞美有礼貌的爱。”（有研究者认为，达利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对性、恋爱的幻想。或者如他自己所言：“每个有创造力的人，任何具有震撼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能力的人、每个艺术家、每个政治首脑基本上都经历过某种程度的禁欲。”“对我来说，性欲肯定总是丑恶的，美学总是神圣的，而死亡是美好的。”）
1929年夏天，包括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和他的俄国妻子卡拉在内的一批客人造访了达利的寓所。在有着橄榄色肌肤、优美身材和一双迷人眼睛的卡拉身上，达利发现了童年时幻想的女性伴侣的形象，他立刻疯狂地爱上了这位有夫之妇、朋友之妻，对艺术有着异乎寻常天赋的卡拉也对这个比自己小8岁的年轻人产生了强烈好感。就在当年秋天，两人幽会巴黎，随后跑到利加港的一个小渔村，在一间四平方米的小屋里过起了同居生活。达利之父得知儿子跟别人的妻子搅和在一块，一怒之下宣布断绝父子关系。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卡拉不仅成为使达利在成功道路上走得更远的不知疲倦的助手，而且也是他终身不可或缺的情感寄托。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出版的自传《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中，有着对卡拉的解剖式描写：“她的身体优美得宛如孩童的身体，她的肩胛骨和腰肌多少带些少女般的紧张。此外，她背部的凹陷，女性味十足，将那精力充沛的骄傲的躯干和优雅的臀部相连，而细腰就更为称心如意了。”“她是一个罕见的生命，一颗超级明星，无论拉·加拉斯还是格丽达·嘉宝都不能和她相比。”此后，卡拉成为达利绘画、文字创作中不断出现的惟一女性（甚至作品的署名也改成了“达利－卡拉”），而现实生活中的精明能干，又使她充任着“掌握我们生活之船的应该警醒的舵手”的角色（有人释义：Gala，达利的圣母，老婆，精神设计师，经纪人，婚外恋情人——可称见道之言）。可以说，卡拉是上帝给达利的一次最重要的赐予，他们的婚姻尤其是达利对妻子的终生迷恋，给艺术家以绵延不绝的创造灵感。
1982年6月，卡拉病逝，这打击对达利而言差不多是致命的（从次年起，达利就再没有拿起过画笔，其健康也由此每况愈下）。他离开与卡拉共同生活多年的“波尔托·伊卡尔”寓所，住进菲格拉斯剧院－博物馆附近的普博尔古堡，在这里度过了最后几年时光。1989年1月23日，达利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于菲格拉斯一家医院，享年84岁。他的尸体被涂以防腐香料，安葬在达利剧院－博物馆地下。
五、达利（及类达利）成功的理由
1927年，首次赴巴黎旅行的达利在那儿拜访了毕加索。次年，他的画第一次在西班牙之外展出，与超现实主义发生联系，跟画商签下第一个合同。1933年冬第一次在纽约举办个人展览后，达利意识到，“在他第一次旅居美国之后，他的名声和未来关键就在美国和纽约了”。因为“比起巴黎，它容纳了更多的当代绘画”。自1940年始，达利侨居美国整整八年，其后仍不间断地来往于欧洲与美国之间直到七八十年代。可以说，除去自身诡奇的思维、创造力，达利的火爆、飞黄腾达（名声大噪且远远超出绘画、艺术领域，巨量财富的积累）在更大程度上是获赐于时代：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以及现代艺术裂变繁殖泛滥的大背景。其间，达利的天才与机巧、前卫与媚俗、特立独行与趋时识势、根于直觉的奇思怪想与实用功利的市场行为得到了有效率的融合，这从不同角度推动、造就了他的成功。从“在某种意义上我是打定主意要搞出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流行的画”、“我根本不在乎他们（看不懂达利绘画的年轻一代）把我看做是画家、电视明星还是作家。即使达利神话不被人理解，或是完全错误的，重要的是达利神话还在流行”的自供里，我们很容易判定外表疯癫的达利眼光的锋锐、头脑的清醒、目的的明确——“流行”，抓住这两个字就是抓住了在现时代生存走红发迹的关键症结。他标新立异，他追新逐异，他以新为是——从早年受印象派、野兽派影响，加入超现实主义团体，在美国同时尚杂志合作，设计服装、舞台背景，到从事所谓的核神秘绘画、蚀刻画、雕塑，关注照相现实主义、波普艺术、光效应艺术等新兴的现代艺术潮流，其行藏无不是基于此。“他的一生犹如一连串不断喷发的烟火，自始至终庆贺哄骗自己又迷惑别人。他是永恒运动的体现”（迪斯查勒斯《萨尔瓦多·达利》），因此他的作品无法同他的行为分割开来评价。真相仿佛是，达利有意无意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乃至一生都演绎成了一场马拉松型的行为艺术。
这册《谈话录》跟当今多如牛毛或庸俗无聊或虚饰作态的“对话”相比堪称“精彩”。从中可以见出达利的聪明诡辩、灵敏才情、巧舌如簧还有厚颜无耻装疯卖傻浑不吝，他时而举重若轻时而机关算尽地为自己的种种言行（极端的、出轨的、悖离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