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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是今非昔比。推行市场经济仅仅十年,中国的城乡面貌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变,但决不可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之类的虚妄之说,对中国的家底我们时时要有清醒的认识。
肇始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新路,其重心限于经济领域。虽然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但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向上推进,那么现代化只化了“一半”,而且是非根本的“一半”。所以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所有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在于跨进现代民主国家的行列,因为经济的持久繁荣,国家的稳定康宁,人民的自由幸福,文化的推陈出新,都有赖于它。
当然,在政治领域,我们也有了不少的进步。如领导职务终身制业已废除,以法治国深入人心,选举制度在逐步推行,法律体系在快速完善,权力制约在不断加强;民主、法治、人权愈来愈成为普遍的要求,在提高物质生活的同时,人们迫切期待着提高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准。但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未有突破,还基本上在苏俄体制的惯性下运作。邓小平在1980年就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6〕时至今日,又过去二十二个年头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自然更不适应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了。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改革要有新突破。”突破什么呢?就政治改革而言,关键是要突破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是人民的意愿,历史的必然,虽然艰难,但必须去做。
如果从这样的背景来认识,《西方民主史》的出版和再版,可以说是中国二十世纪第二次历史选择的产物。本书为了解、研究西方民主提供了一个框架性的文本。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非但未能在中国扎根,而且曾遭遇了排斥的命运,只是在经受了浩劫和重挫之后,才又呼唤民主。民主,不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传统是悠久的专制主义文化。要实行民主,只能向西方国家学习。这并非说,人家的制度是尽善尽美的。邱吉尔说:“没有人以为民主是完美无瑕的。说实在的,倒是有人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只不过要除掉不断试验过的所有其他一切的政府形式。”(1947年11月11日在下议院讲话)此言的意思是,民主不是完美无瑕的政体,但同其他的政体相比,是最不坏的政体。学习,也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就美、英、法三国而言,也各不相同,怎么照搬?制度上各有特色,但制度中所体现的原则与价值观又是相通的。比如,都实行参与、竞争、制约、法治的原则,都信奉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的价值观。所以,建立民主制,必须与国情相结合,但必须改造国情中的种种非民主的因素(体制、观念、习惯等),才能吸纳先进文化——民主。对我们来说,确立正确的民主概念,建立与世界同轨的民主制度,一要清理传统的专制主义影响,二是清理支撑苏俄政治模式的理论体系。后者的任务,尤为艰巨。建设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是要落实民主制度;但人心中的民主意识、民主理念和把民主看成是每个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才能使民主制度如同万里长城屹立于中国。愿《西方民主史》为此而贡献一点绵力。
注释:
〔1〕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见《论人民民主专政》。
〔2〕关于“苏联体制”或“苏联模式”的弊端,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曾任苏共中央书记)作了经典的概括,他指出,苏共垮台是因为它长期坚持“三垄断”的制度: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利益的特权制度。
〔3〕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认为,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4〕陈乐民:《西方文化传统与世界历史》,《学术界》2002年第3期。
〔5〕康有为:《上皇帝书》,转引自《冷眼向洋》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2000年版,第371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制度是怎样建立的?
? 高志虎
前不久,郎先生一家三口开车到北京门头沟雁翅附近的河道游玩,因为上游的下马岭水电站开闸放水,致使波浪将他的妻子和女儿冲走,不幸遇难。相关各方互相推卸责任。有网友在讨论这件事时,举了一个例子,说几年前上海某房主收到外国某公司寄来的一封信,提醒他房子已经六十年了,哪里该整修了,哪里该加固了,原来该公司正是当时的建筑商。该网友认为这家外国公司的责任心不是光靠道德、良心等建立起来的,可能最主要是一种制度,有一个条条框框约束着责任心。
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同意这个网友的意见。是啊,如果像那家房产商一样,有一个制度约束着这家水电站每隔不远就树立一个警示牌,那么像郎先生家这样的悲剧也许就可以避免。不过,笔者想要问的是这种制度怎么才能建立呢?这种良好的制度的建立不正需要大家的责任心吗?我认为,制度和责任心并不是约束和被约束的关系,制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醒大家所肩负的责任,但是责任心更可以督促大家来发现工作中的缺陷和错误,不断完善现有的制度,二者更多的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很难期待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社会来建立起一套负责任的制度。
就拿这件事来说吧,其实也不能说没有制度。因为水电站认为自己是一个执行单位,是按照上级调度的指令行事,都50年了,几乎天天都开闸放水,每天开关闸的时间、长短、水量有严格的要求,在他们眼中这就是制度。他们认为自己兢兢业业执行了这个制度,所以不必为淹死人承担责任。问题出在哪呢?相关单位缺少的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正是责任心。相关报道告诉我们,以前这里也出现过多起淹死人的事件,并且有关单位是知道情况的,但是因为他们缺少认真对待工作的责任心,所以不能根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来不断完善有着诸多缺陷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开闸放水,看似敬业,其实是怠业。
大而言之,笔者认为,我们面临着几个困境,只有突破这些困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1)人人都寄希望于完善的制度,但完善的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外力强加的,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我们用负责任的行动去建立,否则,这种“完善的制度”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2)“唯制度论”的倾向弥漫社会,很多人认为制度是万能的,一旦有了一个好的制度,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忽视甚至是忽略了其他因素。(3)以虚无主义的方式看待现有的制度,认为当前的制度一无是处,应该另起炉灶创立全新的制度。其实很多情况下,制度只需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并不一定要推翻重建。(4)不完善的制度有时成了各种不良或不负责任行为的替罪羊,当事人很少或从不从自己方面找原因,比如思考一下自己的道德水平是不是有待提高。
如何面对大众政治热情
? 党国英
由多年的生活观察发现,国人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出奇地高,但同时又对现代政治科学出奇地无知。这里说的“国人”,当然是指相当一部分有文化水平的民众。对于产生这两种极端现象的原因,我在这里不想探究;但我肯定不认为产生这两种现象是不合理的。我想对这两种现象本身作一点评论。
抛开其他方面不说,国民普遍地表现出政治兴趣,恐怕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或者说,这种兴趣不能反映较高的社会发育程度。政治本来是解决公共物品供应与需求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社会发育程度越高,社会分工程度也越高,包括政治活动的职业化程度也越高。
民众关心政治必然具有盲目性。这不是贬低民众的心智,而是由政治活动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政治活动常常是少数人说了算(当然不是说民众的意志不起作用),古代“强人政治”是如此,现代“专家政治”或“民主政治”也是如此。所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熊比特把民主政治看作是“政治家的统治”。政治家也是一种专家。民众要从政治家这里获得充分的政治信息,是要支付高昂成本的;一般来说,这种成本足以把绝大多数民众排斥在政治信息的交换圈之外。政治家也往往利用这一点,要隐蔽政治信息,并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利益。这原本不奇怪。如果没有制度化的手段制约政治家隐蔽信息的冲动,一般民众也只能通过被过滤过一千遍的“小道消息”来窥视政治活动了。遗憾的是常常有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费尽心机要作一个“知情人”。
如果民众非常关心政治,但又并不真正懂一点政治科学,或者并不了解现代政治的游戏规则,尤其是一个社会的“知识界”不了解现代政治科学,恐怕难免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注意到,诸如“中国人可以说不”、“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这样的出版物受到大众喝采,并腐蚀大众心智之时,中国知识界在整体上作袖手旁观状。我还注意到,近年甚至又出现把“自治”等同于民主,把“选举”等同于民主的非科学的政治流行语。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