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像书名一样保持不变。
为增补本撰写的三十七个条目，基本上都具有不得不增补的理由：一、虽然有些重要的或有影响的作品在撰写《齐人物论》初稿前已经出版，但没被笔者读到——这要感谢许多热心读者的提醒和指点。二、为了于2000年底在《书屋》杂志连载完，《齐人物论》初稿不得不提前半年左右完成，因此二十世纪最后半年以及完成于二十世纪但滞后到2001年、2002年出版和传布的重要作品就掉进了《齐人物论》初稿的时间死角，这既是对作家的不公，也是对读者的误导。增补若干条目，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弥补上述缺憾。
许多读者读了《齐人物论》初版后非常泄气，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怎么会如此不济？这个问题不是容易回答的。除了《齐人物论·余话》中提到的诸多原因，我想还可以补充一点。
从我幼年起，就不断听到那些有执照的著名作家诲（毁）人不倦地谈成长经历：写完一篇习作，投稿某某文学期刊，当然石沉大海，但别灰心，再写，再投稿，投了几十次终于有了回音，编辑指出其习作有很多低级错误，还有不少错别字，要求“我”修改。“我”那个激动啊！于是修改后再投，编辑再指导，再修改……投稿投到上百次（似乎次数越多越光荣，因为这样可以用做“有志者事竟成”的生动教材），终于处女作发表了，于是一条“金光大道”展现在眼前。
这些“佳话”（依我看不过是丑闻）广泛传播的结果是，许多有志于成为作家的文学爱好者都把文学期刊当做了练笔之地乃至废品回收站，什么破烂都敢往那里送。其实练笔是投稿之前的事，你在投稿前应该先达到及格线。读者不是你的文学奶妈，不需要看着你长大，更不应该为你支付牛奶钱，一如正式演出前的彩排不应该售票。浪费读者用于购买的金钱和用于阅读的时间，是标准的谋财害命。福楼拜指导莫泊桑写作时，决不允许后者把练笔公开发表，莫泊桑练笔的习作从地上一直堆到齐桌高，才写出了《羊脂球》——这是福楼拜眼里的及格线，相当于《齐人物论》反复提及的“世界级艺术度量衡”。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许多“有志者”（其实只是“承志者”）却没到及格线就申请到了公开售票登台演出的营业执照，而且浪费了无数读者的“牛奶钱”也没能发育成熟，直到其写作生涯的终点，也没能达到莫泊桑的起点。诸多缺乏自知之明的“有志者”和“承志者”也许感动了编辑和执照审批部门，但他们生产的垃圾却从未感动过读者。他们虽然“有志者事竟成”、“承志者文先登”地成了有执照的作家，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却被他们毁掉了。写作从来不是一项群众性娱乐活动——阅读才是。你首先必须是合格的读者（包括正确判断自己作品的质量），然而才有可能成为合格的作家。
《齐人物论》不过是我们想努力先做一个合格读者的读书笔记而已。只有当合格的读者足够多时，中国文学才会真正有望。而每一位合格的读者（衷心希望你也是），必然会蔑视和拒绝那些不合格的冒牌作家——即便他们持有营业执照，也无论他们在独家垄断的媒体鼓吹下暂时有多么著名。
这
叫“审读”吗？
？ 朱 正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一部《新版鲁迅杂文集》，将鲁迅的全部杂文作品分订为七册。每册前面的“出版说明”中，在说明本册系由谁“校注”之后，都有一句“全书经朱正审读”。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我并没有“审读”其中任何一册的“全书”。如果当真经我“审读”过“全书”，这书的缺憾应该会少一点吧。比方说，有一本，封面和书背上印的都是《华盖集 而已集》，按说，其内容应该只包括这两本杂文集吧。可是实际上它相当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第三卷，除了这两本之外，还有《华盖集续编》，这在封面上印的书名却没有反映出来。大概是认为《华盖集》这书名可以包括它的续编在内吧。我们都知道，《资治通鉴》不包括《续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不包括《续文献通考》，这是目录学的常识。我好歹也吃了几十年的编辑饭，这一点经验还是有的，如果这一本“全书”当真拿给我“审读”了，我不会不把《华盖集续编》这书名添上去的吧。
既然我并不曾“审读”其中任何一本的“全书”，为什么“出版说明”中又要给我加上“全书经朱正审读”这样的荣誉呢？这就得讲一讲我和这一部书的关系了。
好几年以前，一天，王得后兄对我说，浙江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新的《鲁迅全集》，邀我参加。得后兄来邀的大面子是不能推辞的，再说，我一直赞成多出几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好让读者比较选购，就答应了。不久即应邀到了杭州，住在之江度假村。这可说是一次盛会。我记得葛兆光先生、陈平原先生和后来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钱谷融先生、钱理群先生等等都到会了。出版社的负责人黄育海先生（副社长或副总编辑）主持，谈了他策划这一部书的意图、已进行的前期工作等等。会上还讨论了分工、进度、体例之类。这期间，黄育海先生和得后兄都同我谈过，要我担任主编。我立刻推辞了，只答应承担一卷，即《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全集》第六卷的责任编辑，对做这两本比较有把握。
我推辞当主编，并不是出于谦逊，认为自己没有这本事，而是因为深知这主编有多大的工作量。当时我还有别的书要写，不愿把太多的时间精力花在这上面。给编一本，也对得起朋友了。再说，我也明白，我即使想要过当主编的瘾，这主编也是不好当的。当导演的都是自己选用演员，当主编的也得自己组织队伍。我在到达之江度假村之前，除了同机飞来的王得后、陈琼芝等几位老友之外，完全不知道他们找来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些什么人。在会议室坐定一看，熟面孔少，生面孔多。我在“鲁研界”的熟人不少，可是这次见到的有几位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同他们没有共事的经历，无法预料他们工作的情况将会是怎样，关系的亲疏都还是次要的。总之，这主编说什么也不能当。因为我的坚辞，主编这话就不再提了。
虽不当主编，在讨论中，我还是把自己对新版《鲁迅全集》的种种考虑贡献了出来。现在出版的这部《新版鲁迅杂文集》的编法，即将鲁迅本人编定的杂文集按初版编入，而将别人编的集子和佚文一律按时间先后打乱重编，就是我在会上提出而经大家讨论采纳的。
当地报纸，记得好像是《钱江晚报》，报道了之江度假村的这个活动，报道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已在着手进行新版《鲁迅全集》的工作。一下子就招来了极大的阴力，详情就不必细说了。为了想缓解一下阻力，鲁迅博物馆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某一期上，还发表了一组文章（座谈或笔谈？），我为这事也写了好几篇文章，如《保护法律》，《论驴子的能量》等等。这许多文章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可是阻力并没有能够解除，我也就只好听之而已。
又过了若干月日，黄育海先生又邀集参与其事者聚会，地点记得是在杭州郊区的一个宾馆。除上次参加之江度假村聚会的人之外，还增加了一些人。这时他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了。他告诉大家，这选题已随着他由浙江文艺出版社转移到浙江人民出版社了。经过努力争取，阻力已有所减弱。虽然新版《鲁迅全集》还是不让出，但允许出版一种《新版鲁迅杂文集》了，催促到会者迅速交稿。
我是按时交了稿。这十几年的饭算是没有白吃，自我感觉这一回的稿子比1981年版的《全集》第六卷，在校和注这两方面都似乎有所进步。可是交稿之后迟迟不见出书。为什么又耽误下来了呢？得后兄告诉我：稿子收齐了，可是质量很不整齐，有些做得很草率。我说，没有达到出版水平的退去重作嘛！得后说，退去重作也不解决问题，我已经跟黄育海说了，现在的办法只有去找朱正，请他修改一遍。我想，如果不是有一只脚已经陷进去了，我是不会同意下水的。情况就是这样，不把其他各本都弄到可以出版的程度，我自己弄完了的那一本也就出不来，就只好答应了。
我不知道黄育海先生是否还考虑过别的办法。总之，某一天，他率领社里陈巧丽、李宁二位编辑飞抵长沙，光临寒舍。他们带来了一大包校样，要我改完一本即以特快专递寄还一本。事后发现，这种程序是考虑不周的。因为只拿来一份校样，改过立即寄还，我手边即无校样了，想要参看一下以前的修改，以相衔接，也无法办到。因此而造成的遗憾，下面再细说。
前面说过，我是一直赞成出版一种以上的《鲁迅全集》的，心想正利用这机会来证明多种版本比一种版本更好吧。我有充足的信心，就凭自己多年的积累，完全有把握弄出一个比现有本子要好些的本子来。于是我就动手来做了。
我把这校样粗粗一看，发觉毛病确实不少，大量的注条是照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有些是连人文版的误注也照抄了。这其实是最不合算的事情，打起版权官司来，是连抵赖的可能都没有的。有些注条注意和人文版拉开了距离，可是还不如人家注得好。校样上的新注可以错到什么程度，这里且举一例。
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鲁迅讲了一件事：小说的最后一章“大团圆”，是当孙伏园不在北京，由临时代他工作的何作霖君发稿的。对于这里出现的何作霖这人名，人文版《全集》有注：“（11）何作霖 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晨报》编辑。”（⑶384）〔1〕这位何君与鲁迅的关系就只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