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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11）何作霖 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晨报》编辑。”（⑶384）〔1〕这位何君与鲁迅的关系就只这么多，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人物，《鲁迅全集》注了这些，也就够了。假如去查北京大学早年的同学录，或者可以查出他的生年罢，我看也不必去费这个事了。可是，在拿给我看的校样中，何作霖的姓名之后注出了生卒年，接着还有一百字以上的介绍。骤看真令我大喜过望，可是一细看，就不能不叫苦了：籍贯变成了河北蠡县人，说他是一位地质学家，介绍了他在矿物岩石学方面的成就，就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他做过报纸编辑的事。原来，这条新注的作者是把《辞海》内一个同姓名者的辞条照抄过来了。其实并不难判断这是两人同名，不看别的，就看生卒年：1900—1967，《晨报》发表《阿Q正传》那时，他才二十一二岁，想必正在上大学吧。我只好将这条误注删去，另注了（华326）。因为我把改过的校样都退回去了，举不出太多的实例，在书稿档案中保存的这份校样，原来诸如此类的错误是不少的。
套用托尔斯泰的警句：正确的答案往往只有一个，而错误的答案却可以有无数个的。送给我看的校样中各式各样的误注，包括照抄人文版的误注，还真不少。于是我就同《阿Q正传》里的那个王胡一样，在破衣里寻虱子，一个一个捉出来，咬死。
对于这份校样上的注释，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改错，一是增补。先举一点改错的例子。
袁世凯称帝，蔡锷云南起义反袁，这事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袁）更于一九一六年一月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自称皇帝。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反对帝制”（⑴217）所叙事件、时间颠倒错乱，即改为：“十二月十二日下令接受帝位，改明年为‘洪宪元年’”，蔡锷“潜赴昆明组织护国军，十二月二十五日通电讨袁”（坟178），加上两个具体日期，理清了先后的关系。
《两地书》（六○）中有一句：“今天听说陈仪的兵已与卢永祥开仗”（⑾170），人文版《全集》于此设注：
卢永祥 原信作卢香亭。卢香亭，河北河间人，曾任孙传芳部陆军第二师师长。卢永祥（1867—1933），山东济阳人，北洋军阀，曾任浙江督军、江苏督办等。按当时他们均未与陈仪开仗，或为传闻失实。（⑾171）
此注与事实不符，我改为：
卢永祥（1867—1933）字子嘉，山东济阳人。北洋皖系军阀浙江军务督办。一九二四年九月被齐燮元、孙传芳击败，逃亡日本。十二月，段祺瑞任命他为苏皖宣抚使，几个月之后又被奉系排挤下台，从此即实际脱离政治舞台。当时陈仪是与卢香亭作战。卢香亭，直隶（今河北）河间人，孙传芳手下的浙江总司令。鲁迅原信写的正是卢香亭，编为《两地书》时误写为卢永祥了。（坟507）
《无声的中国》这讲演中有一句：“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⑷11）人文版《全集》注浙江打仗没有注错，注陕西打仗却注错了。原注说是指“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陕西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⑷16）。我即据史实将它改为：指“陕西战场国民联军和镇嵩军的战争”（三8）。
《这个与那个》一文中谈到清末开学校、废读经的事，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
开学校，废读经 清政府在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后，不久就采取一些改良主义的办法。戊戌变法（1898）期间，光绪帝于七月六日下诏普遍设立中小学，改书院为学堂；六月二十日曾诏令在科举考试中废止八股，“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⑶145）
当然，所有这些新政都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可是大家都知道，“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的那些上谕，政变之后都失效了。这条注文应该指出的，是什么时候才最终确定了这个改变。因此，我把这条注改为：
开学校，废读经 一九○二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开始办学堂；一九○五年清廷下诏停科举，从此废止读经。（华117）
《古书与白话》这篇，是鲁迅看到有人推崇吴稚晖的文章而作的，借此评论吴稚晖其人其文，其中有这样几句：“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人，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里，究竟也觉得自己之无聊赖的罢……”（⑶214）人文版《全集》对“下意识”是这样注的：
“下意识” 章士钊在《再答吴稚晖先生》中曾说：“近茀罗乙德言心解者流。极重Subconsciousness之用。谓吾人真正意态。每于无意识中发焉。而凡所发。则又在意识用事时正言否之。此人生一奇也。”心解，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Subconsciousness，英语：下意识。（⑶215）
这是一条与正文衔接不上的注释。这里需要注的，不是“下意识”一词是什么意思，这是在《辞海》之类的工具书里都容易查出的。这里需要注的，是鲁迅为什么在这里用上“下意识”一语。事实是：鲁迅在写这一篇的时候，刚刚看到两天前才出版的《现代评论》上面陈西滢一篇赞誉吴稚晖的《闲话》，就顺手引用了其中的材料。于是我另作一注：
“下意识”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闲话》中说：“他自己（指吴稚晖）也说过：‘我的脑筋极新，我的手段极旧’。……要是这句话还不能表示实在的情形，那我们只好采用心理学的名词，说他的意识极新，下意识极旧，意识是西洋的物质主义者，下意识却是纯粹中国的儒者。”（华184）
我有点觉得奇怪，看人文版《鲁迅全集》，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的注释里，大量引用了《现代评论》中的材料，不知道为什么却把这一条放过去了。
陈源有一篇《致志摩》，是专门攻击鲁迅的，其中有这样几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⑶231—232）。人文版《全集》作注，指出“代表无耻的彭允彝”一语，“是当时北大教授胡适抨击他的话（见《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⑶240）这样注是不错的。胡适在《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一文中说了：“教育界攻击彭允彝，并不是攻击他本身，乃是攻击他所代表的东西。第一，彭允彝代表‘无耻’。”（华203）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人文版的注文就用这样几句来对付了：“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反对章士钊为教育总长，也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在北大十七教授《致本校同事公函》中，曾说章士钊‘是彭允彝一样的无耻政客’，所以陈西滢在这里有‘代表无耻的章士钊’这样的反语。”（⑶240）这里用的是推论而不是直接资料，以为“代表无耻的章士钊”这话是陈西滢模仿“代表无耻的彭允彝”一语创作出来的，这就不对了。我重写的这条注中引用了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京报副刊》所载何曾亮（即周作人）的一篇文章，其中说“章（士钊）、刘（百昭）这些东西本是代表无耻者”。（华203）算是找到了陈源这句引语的来历。
《〈竖琴〉前记》说到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
新经济政策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区别于从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它的原则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粮收集制而实行粮食税，发展商业，以租让及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结果，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⑷437）
这条注文所说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大体上是可以的，但将其时限定在1921—1935年，却大错了。我即将它改为：“苏联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实施的经济政策。”并指出：“一九二九年开始的集体农庄运动，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三356）
《谁在没落？》一文中有这样几句：
“苏俄的象征主义的没落，在十月革命时，以后便崛起了构成主义，而此后又渐为写实主义所排去。”（⑸488）
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
构成主义 也叫结构主义，现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流派之一。它排斥艺术的思想性、形象性和民族传统，凭长方形、圆形和直线等构成抽象的造型。十月革命后不久，它曾以“革新”面貌一度出现于苏联。（⑸488—489）
这条注文只是解释了构成主义即结构主义的意思。结语“一度出现于苏联”，不过是顺着正文说的一句想像之辞，并没有交代它在苏俄没落的情形。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另注如下：
构成主义 苏联一些艺术家的主张，代表人物有谢尔文斯基、泽林斯基、英贝尔等。他们崇拜技术，突出人对大自然的斗争，对社会矛盾则有所忽视。他们在一九二四年组织了一个“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到一九三○年，这个“中心”解体，反映了构成主义的没落。（伪433）
这就把构成主义在苏联的兴起和没落都作了交代，也就同鲁迅的原文衔接起来了。
不算改错，而是改善，例如把旧注不够具体之处说具体一些，使它更准确，这就更多些了。这里举一点例。
义和团被称为拳匪，人文版《全集》是这样注的：“他们采取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称他们为‘拳匪’。”（⑻85）我将这一条注文改为：
拳匪 指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900年6月13日）的上谕称他们为“拳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