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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但是，哪怕在今天，哪怕警方已经有了对付复杂案件的非常先进的办法，起
诉的时候仍然会出现失败或者出大错的时候。一个理由是，刑事凋查人员对犯罪行
为和罪犯的理解能力不够。
在韦斯特案件中，还有可能出现别的什么情景呢？警察长期的经验使他们习惯
于调查因为肉欲、报复或者愤怒的冲动而导致的杀人案。而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
个堕落到了如此程度的男女，以至叫人感到极大的震撼，很难想像这种堕落的程度，
更不用说这样的堕落有多么复杂的含义。
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韦斯特的额头上并没有刻着“恶魔”二字。他们是一
对有可能招人喜欢和平易近人的夫妻，而且看上去对孩子们也不错。现在因为他们
犯了罪，人们看到照片时就可以立即轻松地“看出”他们是邪恶之人。
他们杀了人而且躲了这么长的时期，这一点我毫不奇怪。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
道——而且并不是怀疑——世界上还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人。有一些连环杀手有可
能永远也不会被人逮住，他们的秘密也有可能随着他们一起进入坟墓，可能埋在某
个花园的底下，也有可能埋在地窖里，或者埋在某个偏僻的林间小道旁边。
我还知道，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的案子一时间还不能够了结，因为将会发现
更多的受害人。当然，不可能说到底还剩下多少受害人，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还会
有很多类似的案件出现。总体来说，这对夫妻杀人已有25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
中，他们杀人的信心和手段都越来越高明了。1973年4月到1975年4月，总共有6位姑
娘受到折磨和杀害。然后，在谢雷·罗宾逊失踪之前出现了3年的间隔期，1979年艾
丽逊·钱伯斯失踪之前又出现了另一年的间隔期，再就是1987年希瑟·韦斯特失踪
之前又出现了8年的间隔期。
根据已经掌握的韦斯特夫妇的情况，还有跟他们类似的一些人的情况，自从19
87年之后的那么长时间的间隔期里，他们不可能会“沉默”。试想一下，韦斯特先
生的第一名已知受害人是安娜·麦克弗，就是韦斯特家的保姆，她于1967年失踪。
当时，弗里德里克才26岁的年龄。如我已经解释的一样，他的危险病态心理也许在
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也许在十八九岁的时候。一定还有更早时期的杀
人案件，这些案件跟他希望完全控制女人的经验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这样的想法令人心情沉重，因为我知道，还有数百家有女儿失踪的家庭都在担
心会碰上最糟糕的情形。另外一些家庭住在弗里德里克·韦斯特曾经为之工作过或
者居住过的房子里，他们会突然之间想到：“我们家的院子是他建的，我在想……”
那么，对此我们能够或者应该做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将此立为一个大案，让这
项搜查活动继续下去，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进行了这样的搜查，不过我明白
这里面所牵涉的巨大的财务和感情代价。只有两个人能够告诉我们还有一些尸体都
藏在什么地方，其中一个是弗里德里克·韦斯特，他已经不再能够说话了。另外一
个是他的妻子，她知道这些答案，但却没有提供这样的答案的动机。她会为自己感
到难过，而对于那些家庭的受害人全无一点同情心，那不是她的天性。
因此，惟一的办法就是回到那对夫妻曾经去过的地方，一点一点地清查他们的
历史，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开始再度挖掘。
罗丝玛丽·韦斯特以她在证人席上的表演令全英国人迷惑不解，此时，在50英
里之外的牛津，高登·沃德尔的命运正由一个陪审团进行裁决。大家争抢着报道恐
惧之殿的故事，根本就把罗丝玛丽给忘了。
沃德尔因为谋杀妻子和入室偷窃伍尔韦奇建筑协会1。4万英镑的罪名被起诉，他
自1994年10月起即被关押，并继续维持他的无罪声明。公诉人对陪审团说，他并不
需要说明沃德尔为什么要杀死他的妻子。“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动机存
在。可能有一次不可开交的争执，有各种各样此类的原因。公诉方不准备、也不必
要耗费精力来证明一种动机。我们只花时间来证明他的故事是假的。”
12月7日，沃德尔进入证人席，讲到他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卡罗尔的时候泣不成
声。他坚称自己被攻击，然后给人绑起来的故事，并说当他听到卡罗尔的死讯时，
“我感觉自己的全部世界已经崩塌了”。
一连串公诉方证人的证词表明沃德尔先生有可能是假装受伤的，但辩护方请出
了自己的专家，并说那些伤痕与他所描述的被攻击和捆绑的方式是相符的。请来的
一位麻醉师说，他有可能被注射了一种药物，使他在约7个小时时间里失去知觉，但
这要求攻击者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同样，沃德尔先生在16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小便
的解释也是极少见的一种病症，称为肌红蛋白尿，这一状况有可能影响到地震或汽
车事故受害人。
在长达6个星期、共牵涉128位证人的审判结束时，陪审团商谈了9个半小时，然
后裁定沃德尔犯了杀害妻子的罪行。大法官克莱斯威尔先生赞扬侦探在刑事调查中
所做的努力，并对沃德尔说：“你是一名极度危险、邪恶和狡猾的人。你以残酷手
段杀害了自己的妻子，然后用玩世不恭的手段企图逃脱刑事调查，你想尽办法编造
动人故事，让别人觉得你的犯罪行为是一群匪徒所为。这种谋杀行为是对你妻子的
暴行，对她家庭的暴行，也是对所有认识她的人的暴行。”
24 危险的年轻人
一个案子刚刚结束，另一个案子又开始了。围绕拉雪尔·尼克尔案件产生的负
面影响很快就消失了，媒体又去寻找新内容去了。但是，我的愤怒并没有减轻，我
对于自己在警方调查当中的角色也开始有了一些意识。有人可能请我去帮忙，我的
建议也可以被接受，而且付诸行动，但最终我还是回到自己本来的面目。
同时，自从我记得起的时候开始，我一直有意强调自己的心理学技巧和经验虽
然是属于自己的，但警方任何时候都可以加以利用。可绿链强奸案给了我太大的震
动，并使我意识到我应该更直接，更有参与意识，不应该只是把自己的专业意见拿
出来之后就一走了之。自从那个事件之后，我一直坚持要把事情做完，并检查一些
细节，反复地检查。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意识到有时候，作为咨询性的心理学家和作为咨询性的刑
警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起来。例如，我在沃德尔案件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比如他妻
子的便鞋是否可以再穿上去，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心理学价值，但它们都有重要的
刑事调查意义。通过询问这些问题，我不是说要暗示刑警们都很粗心或者不太在意，
我只知道对信息的无判断性的分析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一个细节被忽视或
者错误地加以解释，则有可能改变刑事调查的整个方向。
如果说沃德尔案是集中在一名男子的故事不相符上面，那么，一名15岁的姑娘
内奥米·史密斯的凶杀案的特点就是有太多的嫌疑犯了。对我来说，它是从警督托
尼·贝利斯于1995年9月门日星期天下午打电话给我开始的。内奥米于3天前被发现，
喉头被人割开了，性器也被人弄伤。她的尸体是在离家不到100码的一个儿童滑梯底
下找到的，就在安斯雷公园，那是纽艾顿郊外的一个小矿村。
在贝沃斯警察局设了一个专案室，贝利斯告诉我怎么到那个地方，我照他的说
法开过去，发现自己在贝沃斯向左转到了一个人行区，并且围着安全护柱和星期一
下午购物的人群转起圈来。等我找到警察局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名妇女也同时到达，
手上还拿着一个文件箱。我们站在大厅里，彼此避开眼部接触，彼此都担心对方是
一名记者。最后我们到达同一个房间，她是一位科学家，是来这里讨论DNA样本事宜
的。
贝利斯开始做事件简报，吉诺·瓦里亚勒和警员杰斯·克罗作了一些细节补充。
星期四晚上约9点45分，内奥米·史密斯离开她父母家，那是布来茨霍尔小区的一桩
半独立的红砖房屋，非常整洁。她是去替她母亲卡萨琳发一封信，邮筒在一个公共
汽车站附近，那是一条繁忙的干道，离她家不到200码。她走到那里只需要不到2分
钟的时间，而且要经过在家看电视的邻居，身边都有安斯雷公路的街灯照着。
贝利斯说：“一名12岁的姑娘就住在街对面，她看见内奥米投了一封信。她说
内奥米开始往回走，停下来，然后回头朝邮筒走去。她经过了邮箱，在进入一条没
有街灯的胡同入口之前先停了一下子。当地人都称那个地方叫短巷，是一些房子后
面的短巷，通往一个娱乐场，她的尸体就是在那里找到的。根据证人的话，内奥米
停了一两秒钟，然后才顺着短巷走过去到了黑暗中。那个姑娘的证言可靠。”
吉诺说：“我们还有一个摩托车手，他说他在9点45分左右看见内奥米站在邮筒
旁边。他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在他开车走之前注意到一个少女站在那边，朝他
的方向看着。”
“就好像她是在等谁一样。”贝利斯说。
“她当天晚上本来计划外出的吗？”
贝利斯回答说：“根据她父母的说法，没有。”
“编个理由外出呢？”
“没有。她母亲请她去寄信。”
在白天，那个胡同口可以看成是内奥米从邮筒处回家的另一条路，但她的大部
分朋友都说，她晚上不会走那边。这个胡同口通往一个娱乐场，当地人称为“乐场”，
里面主要是开放的空地，有秋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