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齐奥塞斯库执政24年，后期除在政治上搞专制独裁和家庭统治外，在经济上也越来越极“左”。在城市，大部分财力都用于建设效益很差的大型国有企业。在农村，则强制推行“农村规范化”计划，甚至每平方米种多少株玉米都要由他规定。他还要人民勒紧腰带，把60《Times New Roman》的农畜产品用于出口还债。同时指责其他国家的改革为“复辟”“倒退”。他强制推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平均分配等做法，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在要求人民节衣缩食的同时，而齐奥塞斯库家族却奢侈腐化，他甚至把旧皇宫都据为己有，使用几千克重的烛台也是纯金的，完全颠倒了公仆和主人的位置。面对党内和广大群众的日益不满，齐氏不像中国共产党从自身找原因加以纠正，而是出动武力进行镇压，1989年12月底发生在蒂米什瓦拉等地保安部队和群众的流血冲突导致了齐氏被推翻和处决的惨痛一幕。
执政党把握时代脉搏不易，但并非不能。伟人之所以能成其伟业，乃在于他的背后站着亿万老百姓。为政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乃耳！既然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做了国家的主人后仍不满足于贫穷而向往富足的生活，那就应该及早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著名作家王蒙在其小说《青狐》中借女主人公青姑在西方讲学之口疾呼：“……我们从前是饥寒交迫的奴隶，后来是饥寒交迫的主人……同样是古老的国家，为什么我们的家园破烂成那个样子、贫穷成那个样子、肮脏成那个样子……”是的，无论任何国度的人民都是向往富足的，富足的召唤是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住的。民主德国处于东西方的交界处。东柏林人和西柏林人，民主德国人和联邦德国人本来是属于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的。但战后联邦德国迅速崛起，边界和柏林墙两边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差越来越大。1960年，民主德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为974美元，联邦德国为1320美元，相差只有1/3多一点。而到30年后的1990年，民主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144美元，而联邦德国为23 980美元，是民主德国的58倍。这必然引起生活在东边的民主德国人对联邦德国富足生活的向往。加上西边鼓励东边的居民向西出逃，结果导致有8万东边人绕道匈奥边界出走西边。不久，柏林墙终于被冲垮，民主德国自动投入联邦德国的怀抱。当时西方报刊说，民主德国人不是用自己的手，而是用自己的“脚”，投了共产党的反对票。
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必须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实事求是，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都是顺应潮流之大举，也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是指党的建设是系统工程，三方面相互联系，互相渗透，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因此要配套进行。
在思想建设方面不能搞“多元化”。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支柱。我们的精神支柱，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组织建设方面，根本之举在领导层和基层。建设一支能担重任，禁得起任何风浪考验，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高素质干部组成的领导层；把基层组织建设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的作风建设，核心在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前，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之风），着力解决党的学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的生活作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下去。
“党风是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这是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的“警世恒言”。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但反复讲，还不断出台许多规定、禁令，但今天的党风状况，仍是百姓们反映最强烈的问题。20多年，时间并不算短，在经济战线翻两番的巨大目标都已达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天下也不过用了28年时间，那可是改天换地的大事业，难道端正党风比打天下都困难吗？
难道真的不能跳出当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向毛泽东提出的“历史周期的支配率”？人们几乎用一种宿命般的无奈不断反问这个问题。
对于一些官员的演讲，对于一些平面媒体的文章，普通百姓觉得离自己太远。而人们往往注意媒体披露的每一个丑闻，背后往往隐藏着另外一些丑闻，往往揪出一个腐败分子，会带出一串有瓜葛的官员，于是老百姓觉得厌倦，觉得受了欺骗。
端正党风何以如此之难？长期以来，治标的用力大，而治本方面却迟迟拿不出好办法，甚至顾虑重重。例如，曾先后任河北省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的程维高，在2003年8月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河北人士除普遍认为处理太轻外，意见最大的问题是，对程维高的处理至少推迟了10年，不知道这10年给国家带来多少创伤？包括他自己。因为早在1993年初，原河北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刘善祥在查处河北工业经济投资公司的经济问题时，发现总经理张铁梦的骗贷大案就与程维高有关，此案在程维高的亲自干预下夭折了。干部郭光允举报程维高的问题，结果反被程打击报复投进监狱劳教两年。程维高何以能够一手遮天？
还有2001年4月落马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早在1994年他任阜阳地区专员时，就有群众举报他的问题，但他凭借两大秘诀，官却越做越大。一是“政绩工程”，虚报数字，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竭泽而渔；二是“金钱工程”，即隔三差五向上级领导进贡，在这方面他“大开风气之先”。一次上级某领导儿子结婚，他发现有一个副专员送5万元，另一个副专员送10万元，而他一出手就送20万元。“政绩工程”在明处，“金钱工程”在暗处，一明一暗两个“工程”相互配合，使王怀忠一路扶摇直上，并保证他无论怎样瞎折腾也平安无事。他在阜阳那几年里，举报他的人从没间断过，他却毫发无损。在一个公开扬合，他竟宣称：“告我又能怎样？查我一次，我升一级”。王怀忠把官做到这个份上，不是充分暴露了我们干部管理体制上的漏洞吗？
关于中央针对领导干部在“不准”方面的规定，列举一下可能不下百种：
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不准买卖股票；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有价证券；不准接受赠送的信用卡；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的娱乐活动；不准违反规定购买和更换进口豪华小汽车；不准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换车、借车和摊派款项买车；不准用贷款、集资款和专项资金购买供领导干部使用的小汽车；党政领导机关和单位，凡拖欠职工工资的，不准购买小汽车；不准违反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压价购买住房；不准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亲友购买住房提供优惠条件；不准用公款超标准为个人装修住房；不准超标准占房；不准为领导干部举办专场舞会；不准利用本人及家族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工作调动、过生日、迁新居等机会大操大办，挥霍浪费，更不准运用公款公物操办和借机敛财；不准借风景名胜开会；不准用公款为住宅配备电脑；不准私设小金库等。
还有许许多多“不准”。这些“不准”，规定得很细，如果能不折不扣地施行，风清人正当不存在问题。可惜规定是规定，无视规定我行我素者大有人在，而且一旦有人举报，也往往以“小问题”而受到上级庇护，或轻描淡写地处理一下，对违规者不痛不痒。更何况，这些治“标”非“治本”的规定，往往查起来难以落实，因而屡治屡犯，防不胜防。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见怪不怪了。
20世纪90年代末，第三代领导集体明显地加大了整治党风的力度。在顽强治标的同时，在治本方面也有了引人注目的举动。首先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出台并逐渐落实。到1999年，大多数地区和部门制定了实施细则或办法，1999年全国有630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受到责任追究。
从1999年至2000年，中央在全党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三讲教育”活动。为此下发了中央文件《关于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风教育的意见》，对“三讲”教育进行全面部署。
关于讲学习，江泽民同志说，对于一个领导干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学习理论，二是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学和科技知识。江泽民同志举例说：“不了解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不知道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不掌握中外历史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怎么治理社会，治理国家啊？”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这就必须学习，提高领导干部的专业素质。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可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