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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有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和《中国法律年鉴》。（大案：在1997年前指贪贿1万元，挪用公款5万元以上的案件。1998年起，调整为贪污5万元，挪用公款10万元以上。要案指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1998、1999年涉案人数下降可能与标准调整有关）。〖KH*2〗
腐败居高不下的情况引起民众的强烈义愤，有相当多的群众产生“开杀戒”的想法。1999年，中央纪委研究室在调研中让群众选择最有效的治理腐败的措施，有487《Times New Roman》的群众选“开杀戒”，比第二三位的“加大查办力量”“专项治理”高出463和881个百分点，体现了群众对腐败频度居高不下的体验和由此产生的对腐败现象切齿痛恨的心情。
腐败给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破坏。大量的钱财被腐败吞噬，必然影响到国家对建设项目的投资。公款消费（也叫职务消费），其中腐败黑洞就大得惊人。不少握有实权的官员在星级宾馆长期包房，以宾馆为家，在这里吃、喝、嫖、赌一律转账报销，不仅失去组织的监督，连家庭的监督也荡然无存。20世纪90年代，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公款吃喝一项一年就达800亿元，90年代中期，上升为1000亿元。日前，一份新华社内参提供的测算，一年是2000亿元。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毛泽东曾有一段著名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有人形象地改为：“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真是入木三分。什么工作餐、接风餐、送行餐、典礼餐、节日餐、贺喜餐……凡是能想到的吃喝由头，都轻而易举地化成一桌酒席。有钱的地方吃，没钱的地方也吃，而且是越穷越吃，吃了打白条，因此吃倒了不少饭店，这类丑闻见诸于媒体太多，人们已不足为奇。2000年6月，安徽省淮南市平圩镇一个名为“贵嵩酒家”的店主，以拖欠25万元的餐费将镇政府告上法庭。蹊跷的是，该镇的镇长陈和平的经历。早在1998年6月，这个镇政府拖欠该镇“淮上酒家”的饭菜钱41万多元，被店主告上法庭，法院判决将镇政府综合楼的10间门面房作了抵偿，一时成了爆炸性新闻。那时陈和平任副镇长，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仅仅两年之后，陈和平再次以镇长的身份被告上法庭。可见吃喝的歪风有多么厉害！所以，老百姓在痛恨之余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著名诗句，被改成了“为官不怕喝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
人民的血汗钱通过某些人的肠胃和肛门就这样流失了。一些有垄断权的大公司在高消费方面更是让人瞠目。国家电力公司2000年5月24日在武汉召开3天会议，与会人员125人，花费达304万元。其中食宿费91万元，接待费82万元，礼品费99万元，以及做假账费用32万元，总经理一天住宿费8000元，分公司经理1500元一天，与会者每份礼品3000元。
山西平陆电厂原厂长1994年至199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吃喝费87万元，平均每天吃掉1500元，相当于这个厂100名职工一天的工资。郑州市高新开发区明湖办事处赵庙村2003年10月至2004年10月一年内吃喝招待费达57万元，并花23万元购买一部高级轿车供村支书使用。另有更别出心裁的胡闹；广州推出“人体宴”，让彩绘美女当菜碟，一桌酒席数万元；西安仿唐宫曾推出一项“谁来当皇帝”的活动，吃喝玩一条龙，下来每人要花费68 888元。正是由于这样的胡吃海喝，野蛮消费，后来终于吃出了“非典”，也真是“天报应”。这种穷奢极欲的现象历来是被老百姓痛骂的，轻则骂你“败家子”，重则骂你“蠹虫”。明朝万历年间山西巡抚魏允祯为痛斥贪官污吏挥霍老百姓钱粮、鱼肉乡里的诗很是痛快淋漓：
食禄乘轩着紫袍，不问民疾半分毫。
斟满美酒千家血，细切肥肉百姓膏。
烛泪滴下冤泪降，歌声嘹嚎怨声高。
群羊付与豺狼牧，辜负皇恩用尔曹。
我国某城市和美国的一个城市结成友好城市。市长邀请美国市长来访。美方市长回答：经立法机关批准的年度预算没有这个安排，需下年度提出预算申请并经议会批准才能成行。假如中国也实行这样的财政制度，相信公款消费会刹住。“无财难为政”，但另一方面，“无政难以制财”。职务消费是公务人员用别人（纳税人）的钱为别人办事，不是自己掏腰包，所以不心痛。因而，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加以控制，才能保证公务人员花钱有节制，这才是正本清源。法国总理希拉克上班时间有总理专用坐骑，而到周末，专车就不能使用，他就自驾自己的一辆二手车带家人休假。而在中国，制度也有，出台了很多“不准”，可无济于事。因为这些制度无法落实，既没有预算，也没有程序，花钱的人实际上就是管钱的人。花公家的钱像花自家的钱一样方便，谁还能约束自己呢？
腐败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国有企业以改制为名变卖侵吞国有资产现象比较严重，一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掌握权力的人开始把手转向对国家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财物积累向资本积累转化。出现了向占有、支配、转移巨额国有资产方面发展的新动向。在国有资产流失中，土地的低价出售最为典型。例如：广西北海市区土地开发商从政府手中最高出价155元/平方米，每亩约10万元，而二级市场转手出去每亩最低价70万—80万元。利差巨大，不法商人和政府官员勾结，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针对一些国有企业搞的“股份制改造”，知名学者何清涟在研究后认为“游弋于权力经济中的一些掌权者们，在‘改革’的旗帜下，戏剧性地将权力参与分配这一套‘寻租’的老把戏玩出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与规模。使得前几年地方的‘股份制改造’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次大规模的免费晚餐。”〖ZW（〗何清涟著：《现代化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ZW）〗
腐败破坏法制，使社会处于无序状态，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巨大的冲击。为什么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的事屡屡发生？一句话，就是因为腐败。司法权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染上腐败症，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必将丧失，蝇营狗苟就会盛行，黑恶势力和犯罪活动就会猖獗，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保障，结果必然是天下大乱。所以，江泽民同志尖锐地指出：“官吏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
腐败不利于统一大业，造成台胞对统一后前途的担忧和疑惑，给“台独”分子以口实。腐败还给敌对势力对我分化和“西化”提供借口。腐败的猖獗会恶化投资环境，使外商的投资望而却步。
一位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说：“谁能打倒共产党？谁也打不倒！只有共产党内部腐败，才能不打自倒！”他不过用更直接更激愤的语言，说出了中共历代领导集体说出的真理。
改革开放以来，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官员腐败，逐步升级，花样百出。行贿受贿，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作风败坏，生活糜烂，骄奢淫逸，任人唯亲，拉帮结伙，鱼肉百姓，横行乡里，假公济私，买官卖官，弄虚作假，欺下瞒上，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甚至买凶雇凶，剪除对手，或者充当犯罪和黑势力的保护伞……凡历史上出现的腐败，比如《官场现形记》《金瓶梅词话》《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中所写到的官场黑幕，几乎无一漏掉，而花样之翻新，足令历史上的贪官自叹弗如。
腐败不断出现“新动向”。腐败分子由“跑单帮”向团伙发展，贪贿金额由少到巨，贪官的级别由低到高，贪官年龄由“59现象”向“年轻化”发展，由个人作案向家族方向推进，权钱交易携带权色交易，权钱交易也由“现货”向“期货”转移，更有将赃款转移境外，家属和贪官随时准备外逃……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反腐斗争从侧重遏制（治标）转到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方面。江泽民同志说：“治标和治本，是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治标可以把腐败分子的猖狂活动抑制下去，为治本制造前提。治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前些年，由于腐败现象呈现发展蔓延的趋势，我们在抓治本的同时，采取治标方面的措施更多一些，这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反腐败斗争应该逐渐加大治本的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ZW（〗2000年12月江泽民同志：《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ZW）〗
过去是注重打，现在是强调防。打是事后的，腐败已经发生，不打不行。防是事前的，就是治本，是堵源头。防的办法就是用一整套有效的规章制度，管住各级官员，不给腐败以可乘之机，铲除发生腐败的土壤。对各级官员的管理，从事后查处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