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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就没有你的份。
一度，沈阳市党政干部中送礼成风，如老慕出国出差、生病住院、自己和家人过生日，都有人送“红包”，马向东自当上副市长后，也频频收受下级“红包”，据马交代，一个春节下来，往往有数10万元人民币的“进账”。
在这里，对上送，对下收，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模式。数额从数千元到数十万元，币种从人民币到美元、澳元、港币等，办事送“红包”“感谢”，不办事送“红包”，美其名曰“联络感情”。
就是在沈阳这样的重灾区，也有不信邪、不随波逐流的共产党员，前任锦州市市委书记张鸣歧就是其中之一。张鸣歧在沈阳市时，和马向东一起竞争沈阳市副市长，由于不懂“为官之道”，不适应“沈阳政治生态”，结果竞争败于马向东，后到锦州市担任市委书记。1994年7月14日，锦州突发洪水，张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身先士卒，指挥抗洪，不幸被洪水卷走。直到7月16日，群众才找到这位市委书记的遗体。洪水退后，锦州地区受灾群众无一伤亡，张鸣歧书记却牺牲在抗洪抢险的领导岗位上。至今，无论是沈阳还是锦州的老百姓，对这位刚正不阿的公仆式干部仍深深的怀念和惋惜。
张鸣歧常说：在生与死之间，即便是有万分之一生的希望，那也首先让给人民群众，这才是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我们这些领导干部的风格。因而，在关键时刻，他总是作出舍生忘死为人民的壮举。
早在1992年6月6日，辽中县发生一起特大持枪杀人案。罪犯王国新穷凶极恶，连续残杀无辜百姓多人。当时刚刚担任该市主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长的张鸣歧接到报案后，和公安局长等火速赶往现场，为便于指挥，张鸣歧竟蹲在离犯罪分子仅10多米的矮墙后，随时都会发生危险。秘书等人多次劝他离远一些，他却生气地说：“别管我，首先要考虑的是干警们的安全。”
在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危难时刻，张鸣歧总是最早赶到现场，冲在最前面。关键时刻，他既是一名果断的指挥员，又是一名勇敢的战士。
张鸣歧为保护人民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却留下了他那共产党人特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的公仆精神。
其二，对“一把手”的监督缺失问题。
从引人注目的黑龙江“马德案”说起。案件中，共有260多名官员涉案，其中包括黑龙江省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一把手”就有50多人，卷入人数达50《Times New Roman》以上。加之牵涉到田凤山、韩桂芝等众多高官，所以说可称“马德案”是中国查处的最大卖官案。马德自1993年10月至2002年2月，利用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副专员、中共绥化市委书记等职务便利，以权谋私，伙同其妻田雅芝非法受贿6031857万元，受贿17次，最多一次受贿200万元。
在马德承认的12次卖官行为中，除了一次是他在任绥化行署专员时接受下属6000元外，其余11次都是在他坐上市委书记“一把手”后发生的。且短短两年时间内，卖官所得达500多万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马德担任市委书记的两年中，他非常“重视”干部制度建设，多次提出要“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在市组织工作会议上，他还“创造性”地提出：“领导干部和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组织推荐干部，必须署名，写清推荐理由，实行推荐责任制”。绥化市还提出了“五个不用”：“溜须拍马的不用，好吃懒做的不用，跑官要官的不用，平庸无为的不用，无德无廉的不用。”
一方面建立制度，一方面大肆卖官，这无异于“硕鼠”玩起了“捕鼠夹”，反差之大，让人瞠目。问题在哪里呢？关键在于谁执行这个制度？谁监督制度的执行？因为制度不等于机制。
在绥化这个地方，制度被束之高阁，大小组织都在市委“一把手”的权力之下，只有权力才是实实在在的，而制度不过是摆摆样子给人看的。于是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把买“权力”（买官）当捷径。因为来得快，风险小、利益大。向上买官花的钱，可以向下卖官时加倍捞回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与马德素有矛盾的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本可以监督马德，却选择了与马德同流合污。甚至两人划出界限，各捞各的。于是，“一把手”可以“轻轻松松过程序，认认真真走过场”。至于制度则成了墙上贴的，嘴上谈的，不仅形同虚设，反而成了卖官“合法化”的遮羞布。王慎义与马德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同庭宣判，以受贿1889万元一审被判处15年徒刑。55岁的马德，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由马德一案牵出的黑龙江省原省委组织部长、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因受贿702万余元，2005年12月15日被一审判处死缓；同样由马德案牵出的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风山因受贿436万元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由韩桂芝案牵出的贪官原中共鸡西市市委书记丁乃今和原黑龙江省地税局局长张心愿均于2005年1月25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丁乃今贪贿合计620余万元，曾分三次向韩桂芝行贿人民币11万元；张心愿贪贿494万余元，仅仅为调动工作，当上实权的地税局长，竟分9次向韩桂芝行贿人民币12万元、美元5000元。
其三，公共权力失范问题。
“巨大的投入在改善中国交通状况的同时，也出现一个‘副产品’——交通厅长落马”。2003年底，新疆交通厅原厅长阿曼哈吉在被“双规”时，如此幽了一默。
早在1998年6月至2002年1月，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就利用职务之便索贿、受贿2559万余元，另有2651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案发后，卢万里骗取护照潜逃出境。后被引渡回国，于2005年12月16日依法被执行死刑。卢万里一案同时牵出了省桥梁工程总公司原总经理甘鸿、省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原总经理何开智、省公路工程总公司原总经理廖勇等人的贪污受贿问题，犯罪金额有的高达5000万元，最少的犯罪金额也有上百万元。
2005年1月8日，河南省纪委监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自1996年至2002年9月任河南省交通厅副厅长、厅长期间，涉案3267万元，被“双开”和移交司法机关。其实，在河南交通厅厅长位置上倒台的石发亮不是第一个，他是完全忘记了其前任曾锦城、张昆桐的前车之鉴，而再次陷入腐败深渊的。
1997年河南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因受贿被判有限徒刑15年；2001年又一任交通厅原厅长张昆桐因受贿、挪用公款被判处无期徒刑。石发亮只不过续写了“交通厅长落马现象”新的一章。
曾锦城在任时，曾用血书表示对党的忠诚。他写给省委的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省委：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不收人家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坚决维护党的形象……”然而，仅在曾锦城写这份血书的一年后，检察机关就查实他先后收受他人贿赂40余次，款物折合人民币30多万元。
张昆桐上任伊始，也向省委领导发誓：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的沉痛教训，把党风廉政建设当成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并提出一个响亮而富有感染力的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
但张昆桐最终还是背离了他的誓言，因挪用巨额公款，收受索要他人贿赂款68万元人民币、4万美元的罪行，走进了大牢。
第三任厅长石发亮坐上交通厅长的宝座后，立即修筑防腐拒贪的“铜墙铁壁”。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口号：“一个‘廉’字值千金”。他还制订了“832”工作计划，即八个字：速度、质量、安全、廉政。三句话：上不糊弄共产党；下不欺压老百姓；不溜奸，不耍滑。两条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项不上。然而，石发亮和他的前任一样做了“两面人”，甚至在犯罪的金额和手段的恶劣方面均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
1997年以来，新、黔、川、粤、桂、湘、豫、苏、皖、京等10省、市区，在国家对其交通设施大投入的同时，这些地区的交通部门出现了大面积、高频率的腐败。据统计，截至2005年2月，全国已有13个省市区26个交通厅局级干部出了腐败问题，人们不能不问这是为什么？
“巨大的投入”与“副产品”相关，这一阿曼？哈吉式的表达被人不断地重复。以至形成条件反射，把这一高度腐败群体的出现归结到交通领域投资额度大，提供公共产品多等特殊性上。其实，“巨大的”投入之类固然有腐败机会，但并非必然伴生腐败“副产品”，这里的根子在于公共权力失范。
我国现行的交通投资体制是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采取“投资、建设、管理、运营”的四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一切经费资金由交通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又实行统贷统还。〖JP＋1〗独立设置项目法人，再加上不受制约的招、投标市场，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如此巨大的权力掌握在厅长一人手里，用人上又多是“近亲繁殖”，对权力的监督实际上名存实亡。
特别是高速公路，一个项目投资几十亿，几百家投标单位，几十家施工单位，大量的资金涌向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项目的建立和规划，工程的承包和发包等环节，稍不注意，就会出现漏洞，产生腐败。加之，各地的交通厅长、局长又往往是下属高速公路管理局、公路发展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等，有些干脆“肥水不外流”，让自己的老婆、儿子、近亲去干。如此“职务”怪胎，为掌权人提供了监守自盗的绝好条件。他们的腐败——劫持民财一如顺手牵羊